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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书法艺术和城市空间的发展均存在困境，对于书法艺术而言，存在着实用和艺术功能相混淆、书写主体文化素养的缺失、传承载体的局限；对于城市空间而言，存在着人文精神的湮灭、规划思想的混乱、个性特色的缺乏、千城一面等问题。如何走出困境，本文试图用系统思维、跨界研究的方法，去双向解决书法艺术和城市空间的问题，把书法艺术的基因植入到城市空间的脉络中，以期城市空间更具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从而解决国内城市千城一面、文化缺失以及个性凋零的问题。而书法艺术则通过挖掘其文化功能、审美功能、符号表征性，借城市空间的平台，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表面看来是不直接相关的两大领域，通过跨界的转绎，相互作用，优势互补，在国际视野、中国思维的交集点上，各自找到发展的归宿，共同取得突破和发展。
何谓“转绎”？所谓“转”指：旋动、改换方向或情势。所谓“绎”指：抽出，理出头绪、演绎关联之意。本论文所用“转绎”一词，特指将书法艺术的文化传统、基本方法和审美原则运用于城市空间的建构，用城市空间的现当代国内外理论启迪书法艺术，从而为中国当代城市空间和书法艺术的现代发展提供新思路的过程。这是本文的基本学术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转绎”界定为：转绎是城市空间设计者在信息传递中，将书法信息由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即城市空间设计者依据空间设计的中心法则，将书法的诸多元素（线条、笔法、结字、章法等）解码，并与城市空间各因子有机渗透、结合的过程，反之亦然。
在“泛艺论”的美学视角下，书法艺术和城市空间二者虽然使用的艺术语言有所差别，但二者文化语境相通，也存在较多相同的审美属性。通过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城市空间、书法艺术单独为对象的研究较多，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方面，都有大量的成果，但把二者结合起来开展跨学科、跨艺术、跨门类的研究很少，尤其对涉及书法艺术与城市空间在审美方面的共通性、书法在城市空间中的现实实践等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仅散见于一些文学作品和美学论著，未成系统。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可能。笔者以为本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深入开展：
在理论层面上，一是通过理论综述发现，书法的发展前景广阔，资源极其丰富，关键是如何让它发挥作用，找到其发展的方向、路径和舞台，这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能否用跨界的方法，通过整合，研究出一套既能促进书法发展，又能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理论。比如书法城市规划学、书法城市规划美学、书法城市空间心理学等等。加强书法与城市空间转绎理论的研究，这既包括相关书法问题的研究，又应关注城市空间研究。二是通过跨界，把书法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输出，植入城市，成为公共艺术，使书法更具大众性、教化性。三是通过跨界融合发展，营造出中国特色、中国个性的城市场域和特色风貌，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四是通过跨界的研究，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世界文化之中，与世界各民族、各种艺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同一个舞台上，在保持本色中与之共舞，得到升华。
在实践层面上，翻开书法发展史，书法的发展总是与科技、材料、技术、人文和城市空间的发展变化相关联。在科学技术和艺术理论高度发展的当下，我们能否对书法的“文房四宝”进行现代的考察、充分的想象，把城市空间变为一张大的“宣纸”，把城市的院落变成一个书法的“章节”，把一幢建筑变成书法的一个“结字”，借助现代社会技术高度集成，使一幅书法作品变成一个城市的微型规划图，这并不是什么创新和奇思妙想，是可以探索并实现的，需要的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朝前迈一步。因为前人已有此方面的实践。如明代计成造园就是以画法为理论指导的。由此，我们相信往前走一步完全有可能。
因此，本书力求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从学术上厘清书法艺术与城市空间发生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拓展书法艺术传承与现代城市空间建构结合的有机性，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论指导，同时为丰富书法理论和城市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资源，具有创新书法艺术传承观念与突破国内城市空间困境的价值。二是引入城市三态（生态、文态、形态）的概念，用书法艺术独特的个性品质，结合后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对城市意象、图底理论、场域关系等进行了理论与理论、命题与命题、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对照和最新的解读，以城市空间为平台，为创立全新书法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提出了在城市空间中打造“永不落幕的书法展”的实践构想，为书法艺术发展提出了新视角，进而提出了“书法—城市空间学”理论构建的初步思考。
回望城市的发展过程，国内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建设一味理解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导致文化彻底沦为经济的仆役，规划师妥协于资本，“秋裤”“马桶盖”等建筑比比皆是，这种做法尽管在短时间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却导致了城市的肌理和文脉遭受伤害，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近来，国内有的城市管理者指出，城市建设应坚持“有机更新”，避免大拆大建，保护好城市的“遗传密码”和文化基因；并强调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文化账。这道出了一个真知灼见，即以文化为本位，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也才最终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书法艺术与城市规划跨界转绎之命题的提出，就是基于这种现状的有感而发。因为再没有哪一种传统艺术，比书法艺术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也再没有哪种传统艺术形式，比书法更具有结构性转绎的便利性了。把书法艺术植入城市空间，将首先在视觉文化的层面上再现出中国社会转型、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历史资源的意义性关联。因为这些关联在书法与城市空间的结构性重合中获得一套视觉识别系统，无声地将文化传统的色彩投射在人们对城市的“现代性想象”之中。其次，这种识别不仅是视觉性的，也是身体性的；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仅是接受性的，也是生产性的。而且，它势必在生态、文态和形态三者的有机联系中，创生出一种氛围，唤醒城市的记忆，映现出中国文化的底蕴。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书法艺术在解决中国现代城市因文化传承不足、个性特色缺乏而造成千城一面的尴尬等问题时，应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应有发挥重要的文化作用的机会。反之，书法艺术如果离开了现代城市和现代人的生活，其自身也得不到有生命力的传承，其在现代生活的影响力势必将减弱，最终影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复兴。我们探讨书法与城市空间的转绎，不是为了让书法或城市做出单方面的牺牲，让其中一个仅仅为另一个服务，而是为了让它们各自获得新的生命力，相互汲取养分，迸发勃勃生机，助力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的共同繁荣。同时，从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把现代城市理论与书法理论置于同一学术平台，在两者间展开跨界研究，从学术上厘清书法艺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能为拓展书法艺术传承与现代城市空间建构的有机结合，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论指导，这也将为丰富书法理论和城市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资源。
城市空间是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运行载体，各类城市活动所形成的功能区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它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不断地改变各自的结构形态和相互的位置关系，表现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和演变特征。城市空间是城市研究的重要方面，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几乎各类与城市相关的学科都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一）国内城市空间研究情况
国内城市空间、规划、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实体遗存已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是唐长安城的城市形制，对后世的城市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元大都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城市规划手段，体现了等级制、里坊制及中轴对称的布局思想，是理想的城市规划经典之作，为后来明清北京城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以来，梁思成和杨廷宝在建筑史上被称为“北梁南杨”。他们作为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建筑学科的创始人和建筑师，是我国城市空间方面研究的重要奠基人。面对西方价值观念和西方建筑式样的大量涌入，梁思成提出，“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要“保护国内建筑及其附艺，如雕刻壁画均须萌芽于社会人士客观的鉴赏，所以艺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强调“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
体现出一代大家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视。杨廷宝先生受到良好的家庭艺术和美学的熏陶，自幼练习中国书画，对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有深刻的了解，这使得他在文化、道德和艺术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修养。他设计的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京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等建筑都充分体现出艺术与技术、建筑与环境、功能与艺术等方面的高度综合。
此外，吴良镛先生在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先河。
郑时龄、章明、诸大建、王澍等国内著名学者在此方面都有深刻的见解和实践。
综合相关观点可以看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是大家普遍强调的，而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斗冠”设计，就融合了中国“天人合一”“和谐共生”“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为主题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巧妙地融合了中国山水意境；贝聿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体现了空间与形式的巧妙融合。
（二）国外城市空间研究
国外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关于国外城市空间发展演进及成果的梳理研究在国内已有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谷凯、段进、黄亚平、顾朝林、孙施文等人的研究成果。任绍斌、吴明伟等从人文地理视角、城市规划视角以及视觉美学主题、“形式—功能”主题、经济社会目标主题等对其作了系统梳理研究。
我们从1900年之后的发展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00年至二战前，城市空间主要受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强调功能，在形式上提倡几何造型，强调空间使用和建设费用的节约。1933年8月，体现功能主义的《雅典宪章》正式颁布，勒·柯比西埃提出，城市要与其周围影响地区成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提出了功能分区的思想。1935年，当代建筑大师赖特发表了论文《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提出著名的城市分散主义思想，强调城市中的人的个性，反对集体主义。1942年，沙里宁在研究了由于城市过分集中引起一系列城市病的基础上，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提出有机疏散理论，倡导在中心城区留出空间来增加绿地。而美国社会学家佩里首先提出了社区邻里单位理论，强调居住社区的整体文化认同和归属感。芒福德提出区域规划思想，倡导区域整体观，将大中小城市结合，城市和乡村结合。
二战后，从1945年至1960年，功能主义规划思想在城市重建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当时新兴的科学理论——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有着密切关系。恩温和帕克提出了卫星城理论。20世纪40年代始，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展了新城运动。新城运动理论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同样倡导要缓解大城市人口密集问题。1970年至1980年，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社会文化论在城市规划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凯文·林奇在1960年出版《城市意象》一书，1971年舒玛什提出了文脉主义，至此开始，城市空间中文化基因的植入越来越受到重视。1977年12月，《马丘比丘宪章》的签署，标志着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理念正在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区域主义、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生态城市、人文主义等理论开始发展起来，新区域主义以“开放”为特征，主要关注“空间效益集约、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和文化网络交流与平衡等”。20世纪90年代初，彼得·卡尔索普针对郊区无序蔓延带来的城市问题，提出了新城市主义理论，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城镇和城镇规划优秀传统，发展“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邻里社区发展和公共交通主导开发两大理论。1997年，精明增长的概念开始被提出，目的是提倡“城市建设相对集中，空间紧凑，混合用地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至此，“生态城市”的概念呼之欲出。实际上早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时期，已经有对“生态”的呼吁，正式提出不过更加强调罢了。总之，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各类理论更是在相互争辩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在关注城市空间发展的同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对城市空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思考。相比国外的重理性、重数据、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本土文化的传承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反观国内城市规划和空间营造的实际，虽然近年来进步显著，但是仍有诸多问题：在哲学上，指导思想仍是经典现代主义，对于当代的社会、文化、制度思想的引入不足，加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与再造还刚起步，缺乏核心创造力，无法从三十年中国城市的建设高峰中总结出对世界有贡献的思想价值；在美学与文化上，也是既无法贯彻现代主义以来结合当代反思的诸多美学新思潮，又无法把中国传统的山水人居思想真正融入规划，包括书法与画论、园林美学中的珍贵遗产，过于单向关注物质空间营造；在意象层面上，空间塑造更多地来自于机械时代的复制方式，在城市肌理的整体性与重要节点的独创性上都还不够，既缺乏信息互联时代的复合化思维，又缺乏中国人天然亲近的飘逸灵活、气韵生动的传统。总体而言，国内目前的城市规划还是不中不西，缺乏核心价值与创造力。正如当前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缺乏真正的“中国制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之间都充满着联系，孤立地看，无法分辨其实质。跨界研究将使书法艺术得以进入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中，并在其中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坐标点。
（一）书法既有的跨界研究
从古至今，学者们在书法与园林、书法与建筑、书法与现代平面设计等方面都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书法与园林
中国书法艺术运用于空间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但丰富了空间设计的元素，突破了空间设计的单一模式，而且增强了环境空间的形式美与意境美。中国园林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范例。在中国园林艺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书法艺术一直参与其中，并且其地位和作用在明清时代达到了高峰，特别体现在江南园林上。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
、刘天华的《画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之美》
中都对书法艺术和园林的关系作了论述。刘春茂则从文化渊源、意境创造和融合发展等方面对园林与书法之间的文化关联作了比较。
书法与园林融合的实践研究，主要围绕二者在形式及意境方面的融合途径入手。园林与书法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相伴相生，丰富着中国文化的构成内容。黄晓蕾认为，书法的空间构成主要遵循主与次、藏与露、虚与实、疏与密等辩证关系……在园林与建筑中，同样通过以上辩证关系处理空间关系。
也有学者指出，造园家和书法家因为同样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养分，因此，“心灵的寄托必然带有诸多趋同性”
。国外在传统文化和城市建设结合方面也有许多实践。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许多城市空间规划、建筑借鉴于我国唐朝，但其园林比中国现在做得更精致，让人一看便能清晰地感受到其处处洋溢着的中国精神和日本民族的精神。再如欧洲，整个欧洲的文化是一种对自然、对神十分尊重的文化，文艺复兴以后追求公平、民主、正义，涌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所以整个欧洲在教堂、人和自然关系的处理中都充斥着这种精神，并世代传承下去。
2.书法与建筑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说：“中国建筑师必须明确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
书法与建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有时是相通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与明清时期的园林、江南水乡的传统民居建筑等，都体现了相同的意境与艺术风格。书法与建筑的形态关系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只是载体不同。物化的建筑也可以像书法一样以优美的线条构造出别样的空间，以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图1 苏州拙政园
古代建筑中经常用到的飞檐（图1），以优美的线条构造出别样的空间，完全体现了书法与建筑相同的意境，也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徐大伟、凌峰等指出，建筑意境的塑造，关键在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通过什么来触发人们的审美情感。这涉及建筑意境的客体，也涉及建筑欣赏与体验的主体；涉及建筑的创作环节，也涉及建筑接受环节。建筑意境的塑造需要建筑创作者在把握整体的大环境下，将建筑与环境情感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建筑观赏者及体验者进行强烈的情感刺激，从而引发其审美想象，产生建筑意境，而书法恰好契合这种需求。
3.书法与设计
如何进一步拓宽书法的生存空间，丰富书法的应用功能，部分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此进行了探讨。李达旭从书法具有意象美，可以与艺术创意相结合，从而使得平面艺术设计由于引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书法之“象”的内涵而被赋予文化的内涵。
周利姣认为书法空间观念最易影响的是字体设计、图形设计与版式设计，书法字体的笔画、结构、字距、行间以及编排等的艺术规律，可以与平面设计有机融合。
方圣德等从现代包装设计中书法等传统文化的渗透角度作了研究，倡导在设计包装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只是“拿来主义”，更应该融入现代社会的创新和设计理念。
书法的内容即“内在要素的总和”，还包括其应用的工具材料的变化。在当今时代，计算机的应用和信息社会的特征，决定了书法创作的工具特性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探索其表达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是可能且必须的。此外，中国书法各体兼备，流派纷呈，其点线形式的丰富性给字体创意和标志设计提供了巨大可能。
江苏大剧院的设计，是以“龙”字为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书法之“象”与建筑设计的有机融合。（图2）
（二）书法与城市空间的跨界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中文化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在中国当代城市建设中，“普遍忽视了城市精神理念的塑造、城市人精神气质的塑造、城市市民道德品质的塑造和城市人行为的塑造”
。对于书法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图2 江苏大剧院
1.书法与城市空间相互关系
围绕书法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学者们着力探讨书法与城市空间组织及布局方法的抽象的内在联系途径。比如，针对城市设计是综合功能整体空间设计，有时一些体量很大的建筑物和房屋设计过程中，常常使用各类横竖排列以体现美的效果，这就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发生了关联。因此，可以认为书法创作对现代城市空间和建筑具有启发和引导作用。
唐修阜认为，书法是城市文化的精神构成和城市的符号和灵魂，能够在城市精神中蕴含显性和隐喻、抽象和形象。从对城市文化的影响角度而言，体现在特色文化对整体文化、自文化对他文化、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影响。
尹安石则从形式关联的角度，对书法墨法的可变性及其历史的发展，并对照城市景观的形式构成法则加以考察与研究，从书法入手突破景观的空间界限，寻求与景观的关系，启发和引导人们对中国既朴实又神妙的汉文字书法及其形式的理解，进而创造一个有民族特色的城市空间。
张捷等认为，书法景观有利于场域的形成，因为其体现尺度和方式具有多种环境心理功能。
马亚则认为，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卓越艺术，具有高度的抽象特征和积极的审美取向，书法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部分理念不谋而合，是实现艺术创新的根基。而书法元素应用于现代城市，能够创造城市新的有特色的文化形象，会提升城市品位，有效推动传统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金开诚认为，一些城市各类招牌上的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
又如，汉字书法景观在城市景观中的运用原则包括：文字信息和景观保持一致，书体、书风应与环境空间和谐，关注书法景观的意境表达。
更有学者通过书法中对于单字的轴线处理方式来对照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空间处理方式，发现其中传统轴线处理方式的共性之处，即“以北为端，向南伸展；中重相重，中心偏北；轴线重合，气势相连；节点作障碍，层层递进”，并对北京目前城市中轴线设计的空间处理方式提出基于上述轴线原则的相应建议。
此外，亦有学者以书法蕴含的美学原理、美学规律、美学构形、美学技艺为基点，探讨将书法融入到城市主题文化建设的可行路径。如：在城市形象中注入书法精神内涵和文化性，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凸显书法的观赏性，在城市生活中拓展书法的实用性。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空产业城”（图3）的建筑设计是以木棉花枝标识和空气流动动感为原理，不仅表现了书法蕴含的美学原理、美学规律、美学构形、美学技艺，也充分展示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更直观地提升了该项目的前瞻性和未来感。
2.书法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探索
把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策略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建筑设计、城市建设中，从而创造出具有传统意境的空间场所，这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中不乏一系列代表性的重量级建筑师和实际案例。
图3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空产业城规划图
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提出“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乡土建筑的现代化，现代建筑的地区化”，认为现代建筑要多考虑建筑文脉，体现对原有环境（无论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的应有尊重。在他的代表作品北京菊儿胡同（图4）的设计中，基本保留了大院落的组合形式，延续传统的邻里交往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原有胡同的传统结构，犹如楷书的字正方圆，左右平衡，舒展自如，增加了人文气息及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延续了传统文脉，达到“人居艺境”的艺术高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崔恺主持的“本土设计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便一直致力于创作表达“在地性”的建筑作品。他主持设计的凉山民族文化艺术中心根植于凉山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是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结合与相互诠释，建筑形态如书法的一“撇”，内敛但蕴含着爆发力，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共荣、自然与人文、建筑与戏剧和谐统一的关系。
图4 北京菊儿胡同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何镜堂在他的“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创造性地把“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融入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之下。在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等项目的设计中，人、建筑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与书法所具有的内涵不谋而合。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刘家琨长期扎根巴蜀，对“当地”现实的专注与策略的选择，使他致力于对各种地方建造方式和材料都进行尝试和考量。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等项目响应低技美学，建造采取牢牢贴近于现实的可行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建造手段取材于“当地”的“在地建筑观”。这体现了书法实用性兼具艺术性的务实精神。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冯纪忠先生毕生都在探索符合中国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之路。在他的代表作云间方塔园的总体设计中，以宋代飘逸俊秀的韵味为基调，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古为新。园中何陋轩的造型来源于上海市郊农舍四坡顶弯屋脊形式，方砖地坪，四周通透，采用具有文化符号色彩的竹子作为主要结构材料，节点形式耐人寻味，整个建筑静中寓动、以小见大，如王羲之的行书，自然潇洒。
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文人建筑师”王澍受传统书法、山水画和江南园林的影响很大，每日习书法不辍。他指出：“如果想培养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还是要从传统的基础入手……我们的课程从学书法开始，这种基本的对造型和空间感的判断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种本能。”他对乡土建筑深入采风调研，利用乡土建筑的生命力，让现代建筑有了传统书法的神韵。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中，王澍利用书法中一气呵成的笔法，完成了建筑的布局关系，通过旧砖瓦、灰白墙、木材等元素的重复使用，营造了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
由同济大学教授、建筑系副主任，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学术部主任章明和建筑师张姿创建的原作设计工作室，多年来在建筑创作的领域以多元化的方式探讨着“在地建筑”的实践标准与理论意义。在理论层面，章明提出在书法“整体观、体悟观、平衡观”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框架下，打造层次丰富、灵动融通的空间形态，营造淡逸素朴、纯净朦胧的意境氛围，构建张弛有度、和谐平衡的共生关系。在他们的实践项目中，能够清晰感受到建筑师尊重文化生活、场地环境、材料建造、形境意蕴的设计态度，以及对于“此时此地”这一同时表达地点性和当代性的长期问题做出的审慎回应。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诸大建指出，一座宜居城市要有四个“可”：可居住性、可就业性、可休闲性、可出行性。而这关键要靠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空间规划与书法艺术相结合是否能回应当下的城市问题？是否能塑造“艺居”的城市环境？这一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开放式命题。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和作品的出发点、侧重点不同，特色各异，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根植于当地而进行的现代建筑思考与实践。书法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立场，在实践中既反映了设计师对于“为中国而设计”的要求和探索，也说明了传统文化价值在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与进化。
总体来看，当前的城市空间研究仍是比较理性和技术性的，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不够，导致城市个性缺失，千城一面，其“城市空间规划建设时对于当下流行的国外城市空间规划理论往往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甚至直接把国外的城市形象复制拼贴到中国城市中。这样一来，导致传统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情调的丧失，变成了标准化、人工化的流水产品，呆板且单调”
。这种情况的存在，亟需我们树立跨界的理念，以城市“有机更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植入，从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