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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间的研究是当代书学的重要向度。和古代文人群体将书法作为书斋雅玩不同，在当代的展示空间中，书法所面向的是作为展厅观众的大众，处在“一个由陌生眼光交织的视觉场中”（约翰·伯格语）。这意味着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和审美文化。对书法空间的研究，书法界在最近十多年稍有建树，但大都局限在书法二维形式——章法方面。尽管相关研究多少也考虑了书法形式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联系，但在我看来，仍不足以在学理上建构完整的书法空间学。
书法被认为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基础，出现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书法雕塑、书法装置、书法舞蹈等创新形式业已表明，书法具有从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转化的巨大潜力。木弟的新著《书法·城市·空间》是研究这种转换的重大成果。其著作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书法理论的局限性，从书法艺术的文化价值、形式构成、美学视角及时空一体的本质特征入手，从当代艺术学理论、城市空间理论中发掘学术资源，并在现代城市空间和书法创作实践中提取经典案例，建立参照，扩展了书法审美价值输出的视野，既使书法艺术形式更趋向多元，也为打造艺居环境且具有中华文化地理标志、中国气质的城市开启了研究范例。
当然，作为一项跨界研究，木弟提出的构想颇为宏大：通过将书法与城市空间进行并置研究，揭示书法形式与城市规划的空间组织与布局方法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探讨书法哲学观念、美学原理和技巧语言向当代城市建筑空间转绎的可能性，进而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手段，赋予城市空间以新的艺术品位与人文内涵。关于这一构想的可行性，木弟在书中进行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以为，这些成果建构了一个崭新的学科，即当代书法城市规划学，并对当代城市规划思想做出重要贡献。
城市是人类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就量的增长而言，最近三四十年中国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城市史上，就是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好证明。然而正如20世纪著名的规划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所指出的那样，一座城市对人类生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空间性上，也体现在时间性上。城市的时间性是就城市的人文内涵而言的。时间性意味着历史，意味着对人类生存经验的保存，意味着城市作为一个文化容器的存在。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城市空间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功能机械美学与过度经济市场逻辑的产物，这种集体性的自身文化迷失造成单调、生硬甚至浅薄的城市空间观感与意象。如木弟所指出的，人文精神的湮灭、规划思想的混乱、个性特色的缺乏等等，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困境。而且，规模上的超常规快速发展，事实上还加深了这一困境。就城市建筑而言，坊间所讥讽的“孔方兄”“秋裤”“马桶盖”之类的建筑，更是造成了对城市肌理和文脉的重大伤害。
从上述的问题意识出发，木弟在书中提出了实现书法艺术与城市空间两者共享一种文化观念的创见，主张城市空间和书法的“文法”和“句法”的互绎，从而将中国书法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语言，运用于城市空间规划的构思设计与具体的表达路径上。在书中，木弟对书法结体与城市建筑造型、书法点线与城市边缘、书法章法与城市整体布局、书法风格与城市意象等所作的类比研究，均可谓引人入胜并发人深省。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他的英文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就曾谈及中国书法与建筑的关系。他说，和书法一样，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倾向是祈求与自然相调和，这种人文精神，是与纽约的摩天大楼所代表的工业精神大异其趣的。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城市建筑的规模、体量和功能性已非传统的中国建筑可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中国建筑传统的文化特色，相反，古代的中国建筑恰恰是当代中国城市人文重建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形式资源。而这也正是木弟将中国书法与中国城市空间进行并置研究，探索将书法的传统文脉向城市空间转化的意义所在。
就书法自身的发展而言，今天的书法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都市化的阶段。相比于古代书法家对那种纯粹的自然的感知，今天的书法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已被城市空间所重塑。有鉴于此，我认为，探讨书法与城市的关系，对当代书学而言，适逢其时。当然，这种探讨应该是建设性的，木弟的研究所开辟的是一个具有独特现实价值的路向。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城市化的新阶段，书法艺术如果真能在城市管理者、规划者那里，成为城市空间意象营构的灵感之源，无疑是书法之幸，亦是城市之幸。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