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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西汉时期，隶书则是由初创而进入发展阶段，因此西汉初期的隶书，尚称其为古隶。到了西汉中叶，古隶字体逐步演变为汉隶，也有人称其为“八分”书。这次的演变进化，是隶书字体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飞跃，在书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因此，西汉隶书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处于从古文字转变并演化为今文字时期。东汉隶书又在西汉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并演变出章草、楷书、行书、今草、大草等绚丽夺目的各种字体，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从理论上讲，汉隶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母也不为过。
西汉隶书留存至今的作品不多，一般见于铜器、石刻、砖瓦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帛书、竹简、木简等（图1-8），但石刻却不多。究其原因，一是西汉时期的石刻一般还是以篆书为主，隶书刻石尚不流行。二是王莽称帝后，毁坏了许多石刻，使本来有限的隶书刻石存世数量更为稀少。
图1-8 西汉 马王堆《老子乙本》（局部）
现存西汉隶书刻石较知名者有：地节刻石、鲁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图1-9）、唐公房碑。而近年考古出土的汉简却在不断地增加，几次较多的简书出土记载有：
图1-9 西汉 《莱子侯刻石》
1972年到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达两万枚（图1-10）；1972年在山东沂县银雀山墓地出土的汉简约四千五百余枚；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有六百余枚；同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四百余枚；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计一千二百多枚；自2003年起在长沙走马楼陆续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简牍已达一万余枚；2006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第77号西汉墓出土西汉简牍二千一百多枚；2008年在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村出土的汉简共有七百多枚；2009年北京大学受赠一批西汉竹书约三千余枚（图1-11）；2010年湖南长沙五一广场地铁施工中出土一批汉简约万枚。除了刻石和竹木简，还有铜器铭文，如：《杨鼎》《上林石冻铜鼎》《永始三年乘舆鼎》《上林铜鼎》等。
图1-10 汉 居延新简
从现存的这些西汉隶书来看，它们虽然形态不同，而且风格各异，却可从中一窥古隶向汉隶演变的痕迹。古隶阶段，尽管用笔由圆转为方折，但尚脱不开篆书笔意，字形大多呈长方形，取纵势较多，这在古隶的章法中可见一斑，且不受纵横格局所限，呈现活泼古朴之趣，产生了一种天真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参差现象亦极大滋养了后来行草书的章法取向，为书法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由于在演变的过程中还未形成程式规范，因而书者恣意为之，爽爽然如山僧入林，自然潇洒（图1-12）。也正因为书写受规范和程式的影响较小，可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创作，成就了各种风格的并存，多彩夺目。西汉隶书总的风格特点是纯朴自然，厚重高古，气势恢弘，大胆果敢，极具山野之气。
由西汉末期始至东汉，隶书进入了成熟期。因此，东汉隶书成为历代隶书的典范。
由于东汉帝王喜好书法，能写一手好隶书的人能够入仕做官，并且成为一种制度，因而推动了隶书艺术的发展。据史载：“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
由此可见当时学习书法之盛行，有谚语称“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入仕做官，一直是文人追求的理想并付诸实践的动力，这也推动了隶书艺术的进一步成熟。
图1-11 西汉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局部）
图1-12 西汉 武威仪礼简之一
东汉时期的隶书，留下的石刻之多是历代无法相比的，总数达三百多块，而汉桓帝、汉灵帝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就有一百七十六块，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相当多的名碑，都是在这段时间刻就的。清王澍《虚舟题跋》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可见当时碑刻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历代莫出其右。非常遗憾的是汉碑留下书写者姓氏的极少。这可能是当时书者的功利观尚未形成，不像现今的书家，字未写好，到处留名炫耀。另一个原因大概是碑石书者的地位相对低下，尚不具留名之资格。因而仅有少数的汉碑留下了书碑者的名字，像《华山碑》的郭香察，《衡方碑》的朱登，《西狭颂》的仇靖等。他们的书名不见于记载，但其精美的书法却依赖碑刻得以流传后世，光耀书坛。
据史记载，东汉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有王次仲、蔡邕、堂溪典、师宜官、钟繇、梁鹄等人，其中蔡邕的名气最大，《熹平石经》（图1-13）上的部分隶书出自他的手笔，但由于他的名气大，有一些汉碑被人附会成他的手笔，其实不可考也不可信。
图1-13 东汉 《熹平石经》（局部）
从东汉隶书风格来分析，大体可划分为三大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