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百花齐放的清代隶书

有清一代，书法艺术并没有因满族人主政而有所阻碍，其发展进程和繁荣，并不比明朝逊色。但清初，尚在帖学的笼罩之下，这主要是康熙帝喜欢董其昌的书法，下令全国收集董其昌的书迹遗墨供其观赏临摹，因而上行下效，董书名望直逼二王。后来的乾隆帝，在喜欢董书的基础上，追根溯源更爱二王法书，因此清初的书法艺术尚在帖学中翻跟斗。

清朝隶书艺术的复兴源于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举制度下产生的馆阁体为文人士大夫所痛恶。这种墨乌黑、字方整、笔光润的楷书字体，往往被认为算不上是书法艺术，所以莘莘学子一待博取功名，取得官职禄位，就将馆阁体抛弃，开始追求自己所确认的书法艺术进行创作，于是能各适其所地写出各自的书法风格。二是金石出土日益增多，文人士大夫的眼界不断开阔，由于碑学的崛起，篆隶字体越来越受到世人所重，书法家纷纷学习汉碑。也正因为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促成了隶书艺术在清一代的枯木逢春、百花齐放，使清代隶书艺术成就超越唐宋，成为继汉隶后的又一高峰。于是朝野掀起了学习汉碑的高潮，隶书重新被文人墨客所重视，擅长隶书的书家越来越多，可谓人才辈出。金农的漆书，以拙为妍，以重为巧，高古稚拙，使人肃然（图1-23）；郑簠的隶书参以草法笔意，古拙沉着，奇绝飞动（图1-24）；伊秉绶变化出新，在秀逸古媚中金石之气溢于翰墨（图1-25）；何绍基集功力、学养、才气于一身，其隶书有超神入化之妙；赵之谦隶书以魏碑笔法入隶，既生动又古拙，尽得天真烂漫之趣（图1-26）。清代人写隶书可谓人才济济，其功力精深，取法高远，“直逼汉人”，恢复了中断近一千五百年的汉隶法度，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使当时的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可谓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清代隶书的复兴，也为清代碑学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从而改变了帖学垄断书坛的局面，帖、碑并驾齐驱，不但如此，还有碑学压倒帖学的趋势，其中，汉碑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可以说隶书为碑学开了先河，并贯穿始终。由此可见，隶书在清代的复兴，在实质上改变了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成为碑、帖互重互动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