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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亮为了巩固统治，于金天德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十二月废除了都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又于金贞元元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以便更好地控制金国的局势。
辛弃疾渐次长大以后，受祖父爱国思想的教育，已经成为坚定的爱国志士。《美芹十论》的奏进札子开头就说：“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又说：“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
明以前的《铅山志》也记载：“靖康之变，朝廷敕谕南迁，公虑族众不克。每愤国仇，身任报复。”
而要实现恢复大计，就必须先入仕途。辛弃疾本来可以通过荫补入仕。辛赞已经做到五品刺史以上，金朝并不限制所荫之人。但是，按金法，文臣任子以武
，这是辛弃疾不乐接受的，所以他从少年开始便参与了科举考试。
金朝的科举，因辽、宋旧制而定。金天德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完颜亮为规范科举，更定试期，增殿试。三年，罢经义、策试，专以词赋取士。到金贞元元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又颁布《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朝科举三年一试的体制逐渐形成。
辛赞在行台撤销之后出任地方长吏，“历宿、亳，涉沂、海”。其中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为刺史州，而沂（今山东临沂）、宿（今安徽宿州）则为防御使州。依州郡小大，辛赞应当是从海州刺史做起，然后迁沂、宿，时间大概是从金天德三年至金正隆三年（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转徙于上述三地为知州。
据《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公历仕始末》，辛弃疾于金贞元元年十四岁时领乡荐。
次年正是省试之年，应当有首次燕京应试之行。翌年，辛赞应已移知沂州，辛启泰的《稼轩先生年谱》载：“先生年十四，领乡举。按：先生《进美芹十论》札子云：‘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盖由此也。”
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辛弃疾首次赴燕山，是应礼部试，而“谛观形势”则是为了另外的目的。
完颜亮在位期间，以三月考试诸生于州郡，称乡试，三人取一；秋八月考于诸路首府，称府试，四人取一。山东东西两路试于东平府。翌年正月试于礼部。据《金史》卷八三《张汝霖传》及卷八九《翟永固传》，金贞元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正是省试之年，翟永固因身为考官，出试题《尊祖配天赋》不称海陵意受到廷杖。由此推断，辛弃疾是在金贞元元年冬自沂州启程，取道济南府、德州、河东的景州、沧州、清州而抵达燕京
。
金正隆二年（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辛弃疾十八岁，又逢金朝省试之年。他第二次奉辛赞之命，北上燕京应试。
辛赞虽在金国为官，但他心向祖国。辛弃疾从小受祖父的教诲，受儒家传统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思想的熏陶，树立起推翻女真人在中原的统治、恢复北宋领土的坚定信念。他后来在《美芹十论》中痛斥女真贵族“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
，认识到金国的统治全凭暴力手段，无任何正义可言，又岂能有“泰山万世之安”？
辛赞所以要他两赴燕山，固然为参与省试，但辛赞在地方官任上，“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
。辛赞是把反金起义的希望寄托在辛弃疾的身上，为此，才要他在参与考试期间，每到一地，都要相机考察山川关塞的形势、敌人的力量配置，做起义的必要准备。辛弃疾第一次燕山之行，已经考察了山东一路的形势。此次再赴燕山，所考察的应当是自河南北上一路的形势。
辛赞自知宿州迁知开封府，虽无具体时日及地方志的准确记载可考，但金海陵一朝任南京留守（即知开封府）者《金史》大都有记载，唯正隆改元以后的三四年间缺载，辛赞知开封，应当就在这期间。辛弃疾若从开封北上，他所经行之处，必为真定府、定州、保州，再至涿州这一条路线。辛弃疾晚年谈起派间谍潜入金国刺探情报时有一段话说：
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也亦然。……北方之地，皆弃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
所言中山府，即定州（今属河北），与济南府绝不在一条通往燕京的路线上。所云“北方之地，皆弃疾少年所经行者”，表明他两赴燕京路线并不相同。一次在山东，一次在河南。两赴燕山，辛弃疾虽未能考中进士，却为他后来反金起义建树掀天伟业做了充分准备。
辛弃疾再赴燕山，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他在燕京可能与蔡松年有所接触。
蔡松年字伯坚，自号萧闲老人，是金朝有名的词人。北宋末年同其父守燕山，投降金人。蔡松年早年曾数从宗弼南犯，在海陵朝迁居右丞相。
辛弃疾进谒蔡松年事并无记载，《美芹十论》说蔡松年因怂恿完颜亮南犯而被鸩杀，有“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
诸语，这不像门生所说的话。《宋史》本传说“少师蔡伯坚”
更是无稽之谈（谓“师蔡伯坚”，似不知其名，这也不像是南宋国史的《辛弃疾传》所称，应当是元人取自杂谈之说）。只有南宋后期的庐陵人陈模在《怀古录》中提及：“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常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高。”
蔡光为何人，居何地，无可考。所记载的辛弃疾参请情节，也没有第二种资料可以参照。而元人虞集则有“受业萧闲老，令人忆稼轩”
的诗句。若说辛弃疾“受业”于蔡松年，则以辛弃疾的早年经历及蔡松年入仕金朝以后的事迹推考，都是绝无可能之事。
蔡松年现存词尚余八十多首，其词学苏轼，有北方刚健硬朗之风。《中州集》谓“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即吴激），号‘吴蔡体’”
。据当代学者研究，辛弃疾的部分词作“作风与蔡酷肖”
。若说辛弃疾曾师法蔡松年作词，那就不必为及门受业之人，或许在辛弃疾此次北赴燕山时就有可能进谒蔡松年，受其指点，如《怀古录》所记载的那样。今辛词中尚能见到蔡松年词作的影响，正是其与蔡松年存在某种渊源的唯一可考之处。
辛弃疾在续漫游北方、参加科举考试并考察山川形势的紧张岁月中，还曾有前往泰山登临绝顶之行。古人曾云：“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髙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成年之后的辛弃疾，也有如此的胸怀。
绍兴末的两三年间某个夏日，辛弃疾曾前往泰山登览游宿，见于同时代大诗人陆游诗中的回忆。
陆游晚年在家乡会稽写有一首《客有言太山者因思青城旧游有作》诗，共二十句。前半部分回忆其早年游览蜀中青城山的往事，以下笔锋一转：
有客谈泰山，昔尝宿石室。
夜分林采变，旸谷看浴日。
九州皆片尘，盛夏犹惨栗。
我闻思一往，安得飞仙术？
但愿齐鲁平，东封扈清跸。
诗中说，在他晚年时，有一位客人拜访，谈起登泰山的往事：盛夏登顶，留宿石室，朝起观日，皮肤犹然起栗。但愿齐鲁大地脱离敌国的统治，实现随从皇帝东巡、告慰完成统一大业的愿望。
周郢《辛弃疾早年行迹之新诗证》一文言及此诗：“诗题中的‘客’便大有玄机。此人向陆游称述旧游泰山之经历，事非寻常，因为此时距泰山沦陷于金，已历整整七十五年。……故南宋人记述泰山风物者，莫不是辗转闻于前辈，如曾三聘记泰山东岳庙会系闻于‘蒋大防母夫人’，邵博记泰山景物系闻于曾官‘兖州掾曹’之旧人。而此‘客’曾亲登泰山，其应非出南宋本土，而是一位自金投宋的‘归正人’。……符合这一特殊身份，而又在嘉泰三年这一时段与陆游有番交集者，唯有一人，便是辛弃疾。”
这番考证说明，陆游诗中的“客”正是指辛弃疾而言。这是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游历生活的又一例证。汉马第伯《建武封禅仪记》谓“武帝封禅至泰山，……北有石室”。而唐丁春泽《日观赋》亦有“忽听晨鸡，即曈昽而可爱，于是渐出旸谷，将离地维。岩峦既秀，草树生姿，气则赫视，人皆仰之”诸语，证明了当年辛弃疾登泰山留宿山中晨起观日出时经历的景象，是为未来的词人在北方生活之写照。
辛弃疾“顷游北方”之时，虽还在少年，却接触了金国残酷的暴政，还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
《异闻总录》记载了由辛弃疾后来记录下来的一件异闻：
颍昌韩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国，为汴洛辇运使。素奉事岳帝甚谨，至降其家。将至时，盛张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顷，肃然而来，或与人语音接。
后一岁，神不肯临，或告都厢官辛君曰：“韩运使且死。”问其故，曰：“神弃之矣，不死何为？”韩故与辛善，以告而忧之，急遣一亲信仆持香往岱岳祈谢，谓曰：“圣帝唯享头炉香，每将旦启庙时，庙令谒奠者是也。能随其后，神必歆答，若迟缓顷刻，则飙驭登山，虽复控请，已不闻。汝当以先一日昏时赂庙吏入宿，伺晓而祷。不然，必误我事。”仆受戒而去。
既入庙，憩于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觉睡熟。及觉，正门已开，但见羽仪骑从，赫奕甚盛，初疑以为庙吏归驺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既乃圣帝乘舆出，径诣东庙采访殿，韩君乃荷械行于后，回首顾仆而东。仆知不及事，犹焚香。既毕，归复命，妄云如所敕。韩责之曰：“汝卧于鼓下，我实见汝，安得妄言欺我耶？”
自是才月余而卒。辛幼安说。
这则故事中的韩元英，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载：“右承议郎、新知楚州韩元杰罢，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闻也。时元英已奔刘豫，豫用为户部员外郎。”
康熙《江南通志》卷一七三：“韩元杰字汉臣，亿五世孙。”韩元英投降伪齐后出任金南京路转运使（即文中“汴洛辇运使”），其弟元杰（字汉臣）、元象（字中甫）皆居芜湖。见《万姓统谱》卷二四。韩元英于绍兴七年（1137）投降伪齐，此记其卒时的异事，正当产生在辛弃疾少年游历北方之时。此文中有“都厢官辛君”，或者就是辛赞。所谓都厢官，《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考云：“汉之左右部尉，唐之赤县尉，宋之都厢官也。”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谓“宋以四厢都指挥，巡警京城，神宗置勾当左右厢公事，民间谓之都厢”
，都厢应当是辛赞其时在金所任官。而韩元英卒时，正应当在绍兴二十年，即金天德二年或稍后，其时辛弃疾已经十一二岁了。
又按：《异闻总录》一书，今有《稗海》本，不记撰者姓名，其书四卷，杂记宋元异闻，皆采自宋元笔记的原文。此条应出自现已残缺的洪迈《夷坚志》的佚文。虽不载出处，然既谓为“辛幼安说”，当录自辛弃疾亲述。《夷坚志》现存本多数条目下皆注其事“某某说”，可以为证。
辛赞生平，多不可考。此一事的发掘，对其仕宦金朝，正是一个可信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