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象征化：《“火”车》

老舍1939年的短篇小说《“火”车》对铁路火灾事故予以隐喻化的处理，其既和我们有关“火车”、“火”车的概念辨析相互呼应，且本身就是有关语言概念演变为故事叙述的生动例子。某种程度上，老舍这篇小说的诞生可看作铁路火车命名故事的完结宣言——或者说，它是以文学特有的反讽方式对概念认知的“正确”过程开玩笑。小说讲述的是除夕夜行进中的火车上，二等车内萍水相逢的张、乔两位先生因为大年三十同在列车上的“缘分”，结交聊天、喝酒抽烟，醉酒的张先生无意间引燃了隔壁几个蛮横的军人放置在车上的爆竹，从而导致了一场惨烈的火灾。

张先生醉酒抽烟当然是这场火灾的直接原因，但车上抽烟的不独他一人，尚有很多；蛮横的军人不按规定放置的爆竹可算诱因，可火灾发生时他们都已疲倦，倒也老实地睡着了；小说中唯一受到处罚、丢掉工作的看车夫老五恰恰在这个时候去餐车寻觅酒食去了，如此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似乎也说不过去；车站的管理人员也逃不了干系——这也恰是情节最奇特之处，刚起火不久的火车进入第一个小站时，站上的人们虽然“微见火影”却“疑是眼花”，“全不想说什么”直到“心中那点火光渐息”，重新感到“天下极太平”；如果用更加现代的视角怪罪于制度不健全，也并非不可以，当火车驶入最后一站，已是“全车烧起，烟浓火烈”成为“最惨烈的火葬”，可站上的站长、办事员、书记、闲员等都只能干瞪眼，因为站上并没有救火设备——即使有也于事无补。我们似乎找不到该为这场火灾而被怪罪的具体对象，尽管什么都又像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事后检尸，得五十二具；沿路拾取，跳车而亡者又十一人。”在老舍不露褒贬、不陈善恶的叙述下面，与其说是悲悯或同情，更像是展现一种关于这场火灾根本的无谓以及因此痛苦死亡的无意义。为什么老舍要写一个发生在除夕夜、无意义的火车火灾故事？

我们刚才似乎只检查了情节内部，与火车空间有关的人、物等因素，漏掉了一个隐形的重要责任者，即阴历除夕本身。想想开篇那老舍特有的谈话式味道的倒装句：“除夕。阴历的，当然；国历的那个还未曾算过数尔”。除夕，不只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其本身就含有新旧交替、辞旧迎新的意味；而除夕作为一个独特的时间指标，也是与整个小说中火车所创造的新式空间、簇拥着的各式新派人物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唯一的传统中国的载体；而随着叙述情节的层层递进，我们恍然发现，原来“阴历除夕”才像是这场火灾的真正元凶。正是除夕，忙了一年本该在三十歇班的老五又要临时跑车，因此一路上的抱怨难免不和其对工作的懈怠有所关联；是除夕，所以上车的七八个军人才会抬着巨大的爆竹，“准是给曹旅长送去的”；是除夕，本来萍水相逢、彼此世故的张、乔二位先生才会有“大年三十交的朋友，前缘！”“好，我舍命陪君子！”这样的对话；又是除夕，好像都看见起火的火车“火舌长曳，如悬百十火把”的站员们，却又“全不想说什么”，开始“群议如何守岁”，“乃放炮，吃酒，打牌”，仿佛“天下极太平”；因为除夕过年，事故调查员各方面请客，应酬很忙，只等“宴残事了，乃着手调查”；而“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这一感叹或祈愿，更是反复出现在火灾发生之前的叙述者画外音之中。也许，作家设置除夕这一时间境况的本意并不重要，因为在叙述进程的推动中，中国人过年的这一传统习惯一点一滴地与一场无谓的火车灾难纠葛在一起，好像在新旧交替之际发生这样一场“火”车之灾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就这样有意无意之间，传统倒成了灾难本身的替罪羊。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微观层面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对立的创建过程，火车变“火”车，从物与经验进入现代中国的叙述与象征层面。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或灾难，该责怪的往往都是旧与传统。比如小说中，一切人、物都与火灾脱不了干系，哪怕是阴历除夕，可唯独火车本身是无罪的。暂容我们不解风情地追问一句，为什么老舍的这篇小说不去怪罪火车本身呢？

王德威将《“火”车》视为一篇带有隐喻性质的小说，认为车厢中的故事暗指当时的中国社会，而“火车”也成为老舍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张情感的症候——“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任何努力终归徒劳，这甚至无关战争”。 ^[17] 更有俄国学者将小说中的借喻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做了更直接的对应：发生火灾的火车是暗喻当时的中华民国，管理火车的人员是指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火车上的个别事件则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这未尝不是一种阐释，但老舍毕竟不是茅盾，况且就算其中蕴含着对历史现实的反映及讽刺，硬要说它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也略显牵强。因为老舍的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其总有“传奇的气味” ，即它首先讲的是一个有关火车变“火”车的故事。故事的叙述总是把偶然的经验与物罗织成一种必然的象征及符号。如同卢卡奇（Lukács）的经典论述：“关键的问题是，小说中的‘偶然’意味着什么？没有偶然，所有的叙述都是僵死而抽象的。如果排除掉意外，没有作家还能描绘生活。另一方面，在作家对生活的再现中，他必须超越各种粗糙的意外事故，将偶然提升为必然。” ^[18] 看车夫老五本该休假的时候上班是偶然，在火灾发生时前去餐车是巧合；张、乔二位在车上相遇本身就具有偶然性，而张先生醉酒抛出的火柴恰好点燃爆竹更是极为巧合；军人抬爆竹上车是偶发事件，排长因为疲倦空洞而发脾气拒绝老五将花炮搬到上面的请求亦是偶然；其他等偶然与意外不消多说。而正是老舍以逼真的细节、变幻的节奏、紧凑的叙事，将火车上的这些种种巧合与偶然，转化为一场无谓、无意义却又必然发生的灾难，才让其本身拥有了多层内涵以及不同的象征意味。不过任何一种蕴含必然的叙述或象征本身仍旧是众多偶然经验中的一者。1924年济南至青岛的火车火灾是历史上偶然的事故，而《“火”车》讲述的故事却带有一种必然的象征。这并非寻求一种新的反映论，或试图在历史与文学中建构某种对应关系。只有在把握了偶然与必然的关联之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并引入塞尔托有关“文学是对历史的理论表述”这一论点，因为“文学的虚构使历史可以被思考”。 ^[19]

我们可以读出《“火”车》蕴含着对传统的批判与揶揄，或是接受其反映、讽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却很难有阐释出其对物的思考、对技术进行反省的可能。事实上，火车在老舍笔下亦非完全被动供人驱使的“死”物，反而是一再用拟人、借喻的手法对此加以描绘，比如“车悲鸣，客轻叹”“跑，跑，不喘气，飞驰”等。当我们问《“火”车》为什么不去要求火车本身为火灾负责时，如果这一问题显得愚蠢，那并不是我们对文本本身提出了过分而可笑的要求，而是忽略了具体历史经验施加于其理论表述对象——文学文本上的感受。因为这一发问也可以被阐释为在质疑这篇小说为什么不具有某种现代性的批判，对技术、器物本身的反思。对比来看，在西方语境里，铁路、火车事故尽管往往也是人为引发，但在叙述象征层面常意喻现代性和技术的阴暗面——破坏、邪恶的那一面，而这也是为我们所广泛接受的。依据这种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论述策略，我们去怪罪铁路、火车器物本身，对技术展开批判显得如此理所应当、自然而然。 ^[20] 如果我们觉得两者在认识论上有高低、优劣之分，无疑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某一种现代性论述作为参照。从更广阔的范围上来看，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是物与经验的显现方式在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总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并不是要依照某种论述为现代性找寻对应的历史对象，恰恰相反，从火车到“火”车这一具体的变换历程——无论是基于历史经验还是文本叙事——才是在晚清民国语境中创造现代性论述、铺展各种想象的资源和前提。

除此之外，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对火车的描写在整个晚清至民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作家大量使用短促有力的句子，配合繁多而有力的动词制造出一种配合火车运行的节奏感：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轮声这样催动。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树村坟集团的往后急退，冲开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后退；下面水点白气流落，落在后边；跑，跑，不喘气，飞驰。一片黑，黑得复杂，过去了；一边黑，黑得空洞，过去了。一片积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过去了。但是，还慢，还慢，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上，灯明，气暖，人焦躁；没有睡意，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外，黑影，黑影，星天起伏，积雪高低，没有人声，没有车马，全无所见，一片退不完，走不尽的黑影，抱着扯着一列灯明气暖的车，似永不撒手，快去过年，还不到家……

而这其中很多简单句，都是以主谓语句型构成，呈现出“物＋动词”的形象。除了开篇的“火车开了。车悲鸣，客轻叹”，中间段落描写火灾场景时更为明快：“……玻璃碎，风入，火狂……车疾走，呼，呼，呼，风；拍，拍，拍，爆竹；苟先生狂奔……车出站，加速度。风火交响，星花四落，夜黑如漆，车走如长灯，火舌吞吐。”事实上，通过这种形象鲜明、结构紧凑的叙述，小说中非人的“物”无意间获得了与人一样的阐释地位。所以在上一段有关火车奔驰的画面中，我们很难说叙述者是采取了何种主体视角进行描绘（乘客？观者？），因为从观察视角的进入，对乘客的心声渲染，和作为运动着的火车是同时交融在一起的。一般意义上人的主体地位和物的客体地位已经被打散了。

另一方面，整篇小说描写火车的基调也极为独特：一直在抱怨“车走得多慢！”。晚清有关火车的文本作品中，不论态度是抵制或者接受，谁也无法否认其速度之快的事实。到了民国新感觉派作家那里，仍然是称颂机车速度之快，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象征加以膜拜。唯独到了《“火”车》这里，似乎是已被速度宠坏了的旅客在“快去过年，还不到家”的心境中埋怨着火车跑得太慢。只有当速度成为习惯时，慢才得以被察觉。 ^[21] 现代性并不是只有和速度、快感联系在一起，感觉到慢，因为慢而焦躁、不耐烦，恰恰是身处现代性之中的明证。小说中，火车不再是新奇的代表，而是日常生活中平常使用的物品，甚至会遭人埋怨。在这个世界里，现代器物、技术的自然化过程已经完成，快速、加速是理所当然的，慢才是不自然、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慢的感受在文本中一次次出现无不在提醒着——铁路尚有加速的可能；其实火车本可以更快；如果不是这么慢的话，火灾也许就不会发生。从“火车”到《“火”车》正是认知概念向象征修辞转化的过程，在其中的我们亦不知不觉进入铁路所带来的现代世界。

[1] Ferdinandde Saussure, Coursein GeneralLinguistics ,trans.Wade Baskin.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ge. (New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65-70.

[2]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tra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Joachim Schulte, 4th edition.(Wiley Blackwell, 2009), 16-17,49.

[3]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Illuminations , trans. Harry Zoh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69-82.

[4]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9-42.

[5] 本雅明在那篇令他无法获得教职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之序言中，也对命名的约定俗成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过深刻批判，然而他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神启式的纯粹语言。参见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 trans. John Osborne (New York: Verso, 1998), 38-41。

[6] Daniel Miller, Stuff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 16-17.

[7]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360-368.

[8]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C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179, 199.

[9]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 p.179.

[10] 参见Benjamin A. Elman,“From Pre-Modern Chinese Natural Studies 格致学 to Modern Science 科学 in China,”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 2004), 25-73. Meng Yue,“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in EASTM 1999, no. 16: 1352。

[11] 〔俄〕马克·奥热著，周伶芝、郭亮廷译：《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 Un ethnologue dans le métro ），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4，第24—25页。

[12] 〔俄〕赫尔曼·鲍辛格著，卢晓辉译：《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Volkskultur in der Technischen Welt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66页。

[13] Karatani Kōjin, trans. Brett de Bary,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44.

[14] 转引自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 339-340。

[15] 斯蒂文·J. 埃里克森著，陈维、乐艳娜译：《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与国家》（ 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Railroads and the State in Meiji Japan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51页。

[16] 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arcel Mauss . Trans . Felicity Bak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 30-31.

[17] David Derwei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 he ,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176-178.

[18] György Lukács,“Narrateor Describe?”in Arthur D. Kahn, ed., 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71), 112.

[19]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著，邵炜译：《历史与心理分析：科学与虚构之间》（ Histoire et psychanalyse entre science et fiction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5—46页。

[20] 关于铁路、火车事故与现代性的关联参见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29-133. Nicholas Daly, Literature,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186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33。

[21] Enda Duffy, The Speed Handbook Velocity, Pleasure, Moder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6. ovQ6E+wMv6MMIO3qoE1INo5Szq4bq4sfxaWm9cNlAd3a/zuzGFCmAQCkavtNOr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