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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中有这样一段慈禧太后与铁路官员孟福祥的对话：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辆火车行动的呢？”太后的第一个问题。“回太后回老佛爷，”孟福祥是有口吃病的，因此他的说话是很慢，而且断断续续地不能连贯，“就是车上这些工役们把火车开动的！”
“这还怕咱不知道吗！现在，只要问你，他们究竟是怎样把火车开动的？”
“奴才该死！奴奴才不知道！奴才不不不敢妄回！”
“记得在前一站的时候，”他的答复虽然是这样的令人失望，可是太后偏要问他，“为着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的车子曾经往后面退过，你现在就告诉我，何以这些车轮既能望前面滚，又能望后面滚呢？”
“奴奴才知知知道！回太后！这是那司机的人弄的！”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把这个车子停下来的呢？”
“回太后！六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奔到最后的那节车子里去，抓住了那个轮盘，只要他们尽力地抓住，这个车子就停下来了！”
尽管德龄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我们也暂且悬搁慈禧太后此一人物所具有的特殊身份。虽然对话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可这一问一答却正体现了某一时期的中国人面对火车时的困惑：明明身体已感受到，却在知识分类上无法安然面对，只能通过原有的经验知识加以附会。如果孟福祥的回答是“火力”“蒸汽”的缘故，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更加科学？是否会觉得孟福祥更为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加接近？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够给出“蒸汽”“火力”的答案，并非我们比孟福祥更为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火车专家，精通相应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依靠语言概念和知识经验的积累过程，让“火力”“蒸汽”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算新奇，甚至反倒有些过时的概念脱口而出。今天火车的动力早已延伸至电力、磁悬浮，衍生出的种类也涵盖动车、地铁等不同类型，我们搭乘高速列车出门旅行，跟随地铁线路上班返校，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而然，我们并不会一直意识到这种现代技术之物与自然的疏离：物的自然化在日常生活经验里早已大功告成。这并不意味着火车进化为地铁，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由火车所塑造，我们早就已是置身于“火车”之中而习以为常的现代人了。
大多数的地铁线都是为了符合日常所需。不是由我们去选择要不要把它们保留在记忆里：我们是整个浸泡在里面，好像当兵的回忆一样。
让我们在搭地铁的路程中交叉对照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路线和昨天的路线彼此交错，聚集成生活的团块，而像行事历一般印在我们心里的地图路线图，只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个切面，一个同时最具空间向度和时间规律的面向。 [11]
当然，科学技术名词也有自己的知识逻辑，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更为显著的作用是使我们对技术感到安心，泰然处之（Gelassenheit）。只有当技术失灵，或是被干扰、打断时，“人们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的‘自然性’并非来自对技术的完全掌握，而是习以为常和常用的结果” [12] 。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电影场景中看到（实际生活中也会遇到），当飞机或是机车快要失控、遇险的时候，驾驶者像对人一样祈求着机器之物能够“加把劲”“坚持住”，然而危险一旦度过，受到赞誉、被称作英雄的永远是机长、司机等人，而之前的“祈求”也被解释为人在面对绝望时的无奈与非理性的表现——机器、技术不会回应人的祈求或是接受赞誉，在遵照自身规则而不矛盾这一点上，它们远比人更为“理性”。人们之所以很快忘掉技术、器物的危机，无非是因为有一个技术自然化的世界可以回去，其中对技术的泰然处之远胜于对技术的忧虑和怀疑。慈禧和孟福祥的问答正是发生在这一世界于晚清中国的建立之际，他们目击了火车作为物的自然化之起始。他们的对话在身处现代世界中的我们看来，固然显得愚昧、可笑，但这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忘了这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仿照柄谷行人谈论“风景之于现代性” [13] 的句式，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
火车是一种认识性装置，这个装置一旦形成，其起源就被忘却了。火车，似乎一开始就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其实，这个客观之物，如同主观自我一样，都是在火车经验的自然化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火轮船、火轮机今天已不再使用，格致、气学、火学都已湮灭在历史之中，唯独“火车”这一日常语言概念的幸存，使我们能够重新了解其背后真实的物的载体，相应的认知变化，以及层层堆积、相互覆盖的现代性经验。新与旧、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都深埋在这累积的经验之中，时而历史地壳变动，旧的化石又被视作新的东西挖掘了出来。正是因为经验的含混与覆盖，我们才能既得出现代性、速度、交通技术导致了经验贬值的结论，又同时可以把火车、铁路等技术器物视作新经验的可能源泉。
事实上，铁路现代性派生的语言概念轨迹，并不局限于自身的专有名词，同样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词语，特别是“时间”。“时间”一词本身出自古汉语佛经译语，表示“立即”“一时”之意，由现代日语借去对译英文“time”一词后，又于晚清传回中国。
比如佛经中有“如是时间，经五十小劫”“一刹那时间”等用法
，其他古籍中有“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西厢记诸宫调》）、“如果不，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西游记》第四回）等用法
[14]
，都是表示时间极短，即刻之意。不过，“时间”一词在晚清的使用推广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对译“time”“space”方面，“时间”“空间”当时都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宙”和“宇”。“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
梁启超是从语言使用现象对此加以解释的，不过为什么“不尽通行”呢？要知道，在严复那些享有盛名的译著中可都是用“宙”和“宇”对应“time”和“space”的。
根据黄兴涛的发现，王国维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正好对严复用“宇”和“宙”来翻译“space”和“time”提出批评，认为不如“空间”和“时间”来得准确。
因为严复的译法只能表达抽象、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未能涵盖具体的时间表征。“夫谓infinit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
那么，王国维试图强调的具体、短暂、蕴含着速度节奏“一弹指之间”的时间又是指什么呢？虽然今天我们多是将“时间”作为抽象名词来使用，可在20世纪初，中国本土汉语从日本引回“时间”一词时，出现过既将“时间”视作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又用“时间”表示时间长度单位——等同于“小时”的现象。黄兴涛根据日本学者松井利彦的研究，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乃是现代日语用“时间”对译“time”一词时，就存在抽象概念与具体小时并用的双层含义。“从日本幕末兰学时期编译《厚生新编》一书起，表示时长的时间单位汉字词之‘时间’（意即小时）即已问世，明治之前和之初，独立使用、表示时长的非时间单位名词之‘时间’也已出现。前一用法，因1872年铁路的开通而迅速传播开来。”
由此推论，王国维认为严复译法中所缺失的具体时间表征，那能表示短暂、即刻的意味，不恰恰是铁路火车所带来的具体时间单位内的现代性体验吗？“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一自火轮车迅驶，游人省唤渡头船。”“巧同缩地哄人游，斜日西沉尚未休。”
“风樯阵马不及追，瞬息已经数十里。”
在晚清中国，还有什么能比铁路火车更能给人以直接的快捷、迅速、时间短暂的经验感受呢？难道不正是铁路火车带来的这种速度和短暂即刻的时间，才让人们更愿意用能表征“一弹指之间”这样短暂、具体时间状态的“时间”一词对译“time”吗？
斯蒂文·埃里克森（Steven Ericson）对日本铁路的研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提到火车对精确时间的需求引入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时间观念：“在终点，火车也许会整点出发，但是在中转站，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就未必会是整点。这就引入了非常新的时间观念，一个更为精准的‘分钟’概念，这是以前日本人从未有过的。在铁路到来前，人们管理生活的最小时间单位是半小时。突然，铁路要求将这个最小单位减少到分，对于铁路使用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5] 不论是佛典、古籍中的“时间”这一传统经验借助铁路火车这一现代器物得以复活，并融入新的经验，拥有了现代性的身份特征；还是铁路火车这一现代性经验融入传统语言概念“时间”中，保存并扩大其含义，都再次说明，传统和现代不仅不是相互隔绝，甚至也不能用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来简单处理。传统和现代本身就是不同经验层次的累积与覆盖，通过对语言概念的挖掘，我们才得以看到彼此的交错与偶合。而“时间”，不论是其在古汉语里表示立即、片刻，还是在晚清民国曾被当成时间单位使用，或是在哲学等领域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物与经验，同时亦在具体的物与经验中被重新塑造。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要想对一个社会事实有适当的理解，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即从外部把它当成一个物体，一个包含了有意识及无意识的主观认知的物体。对此我们都有所了解，毕竟不可避免地生而为人，我们生活的事实更像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非在旁观察的民族志学者。” [16] 不论现代性的概念如何被挪用变换，其相关的历史事实、身体经验总是无法否定的；尽管我们只是在策略上将其“当成”一个物体，可只要置身其中——毕竟我们不是清醒旁观的民族志学者——策略就会和经验发生重合，经验也有可能成为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