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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影响最大的社会科学采用的研究进路主要是从理论出发而得出某种“假设”，然后搜集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假设，最终再返回到理论。笔者多年来提倡的则是要将此进路颠倒过来，即从经验证据出发，借此来检验各种理论，决定如何对其取舍、汇合、重构、推进，建立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中去检验。
这就意味着，首先，我们不是要将现有理论当作给定答案，而是要将所有理论都“问题化”。这是因为，真实世界千变万化，绝非任何单一理论所能完全理解。也是因为，现有理论多源自西方经验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但中国的经验，从源自西方的理论来看，则是充满“悖论”的（譬如，充满一双双被认为“不该”并存的实际）。而且，即便是相对西方实际本身，由于在现代科学主义的霸权下，社会“科学”充满对普适理论建构的冲动，强烈倾向将复杂的实际建构为简单化的、片面化的、逻辑上整合的、排他的普适规律。我们需要将那样的认识过程和研究进路颠倒过来，从实际出发再返回到实际去检验，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将实际剪裁来纳入某一理论。
如此的研究进路的优点，在于它不会轻易被任何现有理论或意识形态主宰，并意味着其概括与经验证据更加紧密连接，更有可能做到更符合实际，尤其是中国实际的概括和其新理论的建构。
虽然如此，这样的比较“实质主义化”的研究进路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弱点是，缺乏意图普适的理论所附带的前瞻性。后者将其自身建构为依据某种不言自明、无可怀疑的普适“科学”“公理”/规律，但实际上，多是某种理想化价值的设定（譬如，“理性经济人”或“劳动价值论”），而后通过演绎逻辑将其建构为一个逻辑上整合的模型。它借助科学主义的大潮流而将本身建构为类似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无可置疑的真理。其弱点是将复杂多面的实际简单化、片面化，但同时带有较强的前瞻性，因为它不单是对实际的概括，更是对实际的理想化。它更容易被人们接纳和被政权采纳为统治意识形态，由此成为“主流”。而笔者提倡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则缺乏前瞻性意识形态化的可能，因此只可能成为某种“另类”理论。
这里，笔者的建议是有意识地根据不同文明传统自身至为崇高的道德理念做出主导性道德价值的选择，并借此区别“善”与“恶”的实际和实践，目的不仅是要更精准地认识实际，更是要提出改造实际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后者虽然带有一定的“普适”意图，但它完全尊重全球各大文明传统的不同的崇高道德理念的正当性。关键在于不仅要认识到那样的理念的普适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特殊的一面，由此来建构一个带有开放性而不是排他性和封闭性的新型社会科学。
本文将通过笔者多年来开办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入门课程关于当今四大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传统的讨论，来点出各自的贡献和弱点，借此进一步说明这里要阐释的研究方法和进路，也借此说明占据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化理论传统的不足。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堪称漩涡似的“规范认识危机”之中：中国与西方传统、革命与改革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传统相互冲击，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世界。两大主流理论——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基本实际，但它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人们对中国的认识及各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科培训。而批判这两大理论的主要理论，其一是实践／实质／实用主义理论传统，因缺乏前瞻性，基本限于对历史的认识，其二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则主要限于话语研究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样缺乏前瞻性。
本文先从实践（实质／实用）理论出发，一方面论述其学术认识方法的优点，一方面建议为其添加前瞻性的道德理念及相关话语。这并不是要提倡建构绝对／普适／排他性的理论，而是主张一个带有多元性和宽容性的认识方法和理念。在此之上，我们仍然需要纳入经典新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一系列不可或缺的洞见。同时，也要借助后现代主义来认识那两大理论所依赖的简单化的、逻辑上整合的普适化“理想类型”理论建构方法，以及其隐含的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在认识方法层面上，“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进路要比普适性和排他性的经典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更符合实际，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相比后现代主义，则并没有走到怀疑一切客观真实的话语主义极端。
简言之，我们要做的是根据扎实的经验证据来决定对不同理论的取舍、对话、重构和推进，再返回到经验／实践中去检验。我们做学术的目的应该是求真和带有前瞻性的道德理念，而不是任何时髦或给定的理论。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现有理论应该成为我们探索实际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