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周黎安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北大经济学院读本科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爱不释手。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华北小农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俄国恰亚诺夫（当时好像翻译为“蔡雅诺夫”）的实体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之中，小农经济的现实与西方经典理论“激情碰撞”，精彩纷呈。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做得如此精妙有趣，融理论、实证、历史于一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与黄宗智先生的第一次神交。我后来因为投身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没有再跟踪黄先生的后续著作了。直到2018年10月的某一天，突然收到黄先生的邮件，谈及我们研究进路的“亲和性”；后来就是希望我加入学术对话的邀请。在惶恐地表达同意之后，我找来了黄先生几乎所有的重要著述，仔细研读之后深感相见恨晚。黄先生和我属于两代人，人生阅历、学术训练及研究领域各异，但奇妙的是，似乎有一条“暗河”将我们各自的学术之路联通起来。

第一次正式对话之后，我们都感到有必要继续对话，进一步挖掘我们之间“和而不同”的学术潜能，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书。我们各自沿着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论题，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丛林”中穿梭往来，既与之对话，又面向实际，试图还中国一个真实的面目。我们的对话并非一问一答，也不是直接对应，而是在各自独立的探索中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中间也不乏争论碰撞。我们的旨趣是一致的，就是为建立实践性新型政治经济学添砖加瓦。

我有幸借助对话的机会向黄先生讨教学习，同时也在交稿期限的催促下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疆域。应该说，如果没有事先关于对话的承诺，以及黄先生比年轻人还高产的速度给我的无形压力，我的这些文章可能永远写不出来。所以，特别感谢黄先生不吝赐教（包括三十多年前的“神遇”），让我在学术上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