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偶然看到周黎安先生的《“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引起我诸多共鸣,遂继而看了他许多著作,觉得他的论析和我的“第三领域”与“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有众多亲和的方面。同时,也因此想起十多年前他导师(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曾经来信表示希望和我建立交流,但我当时全神贯注于在中国看到的一系列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和伴之而来的巨大研究动力,无意与“别人”交流。事后思之,颇感遗憾。但如今机缘巧合,结识了周黎安先生,自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弥补之前遗憾的机会。因此,积极与黎安先生联系。
见面之后,又惊讶地发现他思路和表达的清晰度之强烈,使我联想起自己的导师萧公权先生,倍感亲切。遂建议我们进行一次学术界罕见的亲和性对话,之后发表于《开放时代》和我主编四十多年的《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吸引了许多读者。那次对话之后,我们两人分别发现,自己还有许多后续的思考,既有进一步的赞同或推进,也有批判性的反思,便很自然地继续撰文与对方进行对话。在两年之中,形成了后续的(等于是)两轮新对话,并且,最终都是朝向建立一种新型的、依据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构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虽然,里面也包含众多与对方不同的见解,但结合起来却成为一个既有亲和性也有批评和不同见解及不同前瞻倾向的“二元合一”体。我们分别认识到,这是一桩学术界罕见的美事,值得汇集成书,作为我们围绕“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既有分别又有合作的思考成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