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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处理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及其与国力之间的关联。
拙作《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提出，近百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充满坎坷的。首先是民国时期，国家通过在县级政府之下设立新的“区”政府来提高其基层渗透力，既有一定的成效，也多见贪污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通过正式行政体系之外的党（支部）组织来带领乡村治理的渗透力，一度（尤其在初级合作社阶段）展示了“党建”中的党民合一的优良效果，但之后却走到了“大跃进”的过度由上而下的极端。再其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了过分失序和暴力化的极端。改革期间，一方面是越来越正规的官僚化，一方面又在2006年免除税费之后，面临基层治理财源被掏空和社区自身组织崩溃的问题。今天，国家基层治理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也许最值得借鉴的，是之前曾经有过的“党民合一”优良传统。
周黎安《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在研究的国家能力》两篇文章，处理的也是同一问题。首先，根据他的行政外包框架来重新检视旧帝国时期在这方面的传统，颇具创新性地提出：中华帝国长期以来其实一直较多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基层治理，可以见于诸多传统“公共产品”领域，如道路、水利、抚恤、乡勇，亦可见于众多主要依赖民间组织的实例，如乡约、宗族、会馆。它是一个“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是一个既节约国家稀缺资源而又较有效的模式，是一个在“权力一元性”下的“治理多样性”的“一体多面”的体系，与西方近现代的“低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力”模式十分不同。
周黎安在其下一篇文章中进而论证，其委托—代理型机制的重点不仅在于官员激励机制，也在于国家“基础能力”的建设。近年来，在国家行政发包模式的治理之下，有的领域其实已经呈现了前所未见的国家基础能力的提升。之前，有的领域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但在发包制下经过调整，如委托处于更关键地位的人员来负责，加强国家对其的支持，使绩效呈现了明显的提高。一个重要的实例是治水方面新建立的“河长制”。借此，周文打通了之前作为两个分开的领域来对待的激励和基础能力问题，将它们统一起来来说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治理模式。行政发包是一个仍然处于提高和变动中的体系，无疑也是中国式治理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后续我的《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讨论的是同一问题的另一维度。西方关于国力的论析，多无视或掩盖了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恶面，整体上并不适合也不可能用于中国。中国自身的治理模式，固然带有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化倾向，但同时也带有民众参与化的优良传统的一面。民众积极参与在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与国力建设直接相关。这是今天仍然可资借鉴和推广的一条道路。
最后是我的《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章指出中国国家和私企在关键性的“建设用地”资本化过程中，显然紧密合作，乃至分利。最近，还展示了“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之策逐步从简单的（来自土地的）资本化转向社会主义化的服务和福利化的趋势。它展示的是一个西方没有的关键性“中国特色”实例。
综合起来，以上论析的多种共时趋向才是中国治理体系及国家能力含义的真正关键性质，显然都与近现代西方式的国力经验和理论十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