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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史方面，黄宗智研究的主线就是数百年来中国特有的人口压力与家庭生产的顽强联结。当中国抵达现代化和工业化入口之时，中国大陆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远超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也显著高于经济起飞之初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压力与小农家庭的特征（生产与消费合一，劳动力无法辞退）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户劳动力的密集投入和农业“内卷化”。
“内卷化”或“过密化”是指，单位土地产量的不断提高对应的是家庭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甚至低于满足一个劳动力基本生存的口粮水平。对于家庭来说，劳动力不可辞退，当不存在外部收益机会的时候，就属于“沉没成本”的范畴，此时家庭经营的“理性”就是最大化土地上的总收入，直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零为止。这确实刻画了中国传统农业所处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特征：在明清时期，每亩产量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历史高位，但是农民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勉强糊口的状态之中。黄宗智将农业的“过密化增长”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本质。（黄宗智，1986）在长江三角洲，在种植业体现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的增长逻辑进一步表现为家庭副业的发展，棉、桑、蚕三位一体，以及家庭手工业的兴盛，织布、纺纱、缫丝三位一体。家庭将辅助劳动力（妇女、儿童）或成人劳动力的农闲时间投入劳动密集型的副业和手工业，可以带来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但劳动力单位时间的经济报酬仍然是下降的，低于劳动力在种植业的单位时间收益。在全国性粮棉、织布和生丝市场日益发达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过密化”延伸为家庭集农、副、手工业于一体的乡村经济的“过密化”，所以仍然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形。（黄宗智，1992）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人口压力有增无减，虽然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但在三十年内农村人口仍然经历了显著的增长。集体化时期传统的家庭生产让位于人民公社、大队决定农业生产和分配，传统农村的商品经济让位于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借助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和农业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水利灌溉，加大良种、化肥等现代投入，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然而，在人口压力之下，“过密化”的逻辑仍然清晰可见：密集化的劳动投入，包括最大限度地动员妇女参与劳动（明清时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妇女一般不参与农业生产）。从人民公社的角度看，公社社员仍然属于不可辞退的劳动力，最大化土地总产出仍然是其生产目标，而这与国家试图最大化粮食征购量的目标高度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农业总产出扩大了三倍之多，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提高。（黄宗智，1992）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生产，农村又回归到家庭生产的基本形态。虽然主流文献特别强调“分田到户”对于农业增产增收的巨大贡献，黄宗智基于历史的深入考察指出，“分田到户”带来的激励效应对于改变农业“过密化”的困局、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应夸大。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农村农业面临的人口压力，历史上顽强延续的“过密化”问题不会奇迹般消除。从这个视角出发，改革开放时期为农业农村问题带来真正转机的是乡村工业化和新副业，这些外部高收益机会的出现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农业“去密化”进程。
当我们以为黄宗智所揭示的“过密化”逻辑随着当今农村“去密化”进程逐渐消失的时候，“过密化”逻辑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压力与“过密化”的联结点是家庭式生产。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以确保全部人口的生存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在有限土地上投入所有可支配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包括家庭所有的辅助劳动力和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过密化”体现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商品化条件下种植业、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家庭化兼业经营”。到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日益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所期待的“二元经济”的消失，农民进城打工，相当一部分受雇于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的民营企业，或者不缴纳社保。人口压力下的家庭化生产在中国宏观层面上演化为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工人”的存在。（黄宗智，2014a）农村大量的农民“半工半农”，大部分时间在乡镇企业或附近城镇打工，工作之余在家乡务农。即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家庭层面上也是壮年劳动力在城市务工与辅助劳动力（老人、妇女、儿童）在老家务农的结合。“公司＋农户”的模式背后其实是商业资本与小农的家庭生产的结合。关键的是，这些“非正规工人”中的绝大部分处于国家法律保护范围之外，游离在灰色地带，薪酬和福利待遇皆低于城市正规工人的水平。
更有趣的是，随着上述研究主线的不断伸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不断呈现的“悖论式事实”，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黄宗智，1986，1992，2014b）。亚当·斯密认为，自由贸易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效率。英国的工业革命的经验确实表明，市场化的进程促进了手工业生产从农业脱离出来以及专业化市镇的兴起。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也导致了粮食区和棉花区的分工生产体系，但在家庭生产层面，我们看到的却是“兼业化生产”，种植业、养殖业与手工业日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与此相伴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兴起；国内20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隐含地假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合适条件下中国将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土地市场的交易一直非常活跃，家庭式小农场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华北以雇佣劳动为主的经营式大农场不超过10%，参见黄宗智，1986），即使局部地区的家庭农场出现了雇佣劳动（其实主要是短工），经典理论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并未出现。家庭经营代理人成本低（基本不耗费监督成本），同时利用机会成本为零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成功战胜了雇佣劳动的大农场。舒尔茨认为，传统小农是理性的经济人，对外部市场信号的反应是灵敏的，在给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对农业资源的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在农村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Schultz，1964）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小农经济是一种低水平但有效率的均衡，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新技术（如现代性投入）和放松资源约束。中国在当今存在的大量“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一部分农民在农村“半工半农”，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隐蔽”在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规部门”，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无法预测的结果（Lewis，1954），而“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引发了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问题。
黄宗智的研究深刻地表明，人口和土地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的底层决定因素，小农经济、城市与乡村、国家治理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密码均来自中国特殊的人地关系。最为奇妙的是，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逻辑贯穿数百年，一直绵延到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和经济转型期，每个历史时期表现形态各异（“过密型商品经济”，农业、副业、手工业一体的“生产家庭化”，妇女广泛参与劳动，“非正规工人”与“非正规部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引申的结论就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乃至于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去过密化”
。我尤其惊叹于黄宗智所深刻剖析的从明清农业和农村的“过密化增长”到当代“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经济社会变迁背后的顽强传承。“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的概念超越了传统上所划分的工农差异、城乡差异、白领—蓝领差异、资本家—工人差异，而是两大社会群体的收入和阶层差距。只有从这个视角看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农民工”的深刻内涵：看似是工人，其实是农民；看似是农民，其实又是工人；农民的身份支持了工人的职业，工人的职业又支持了农民及家庭的生计，两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他们完全构成了“另外一个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真正具有特色的现象与问题。目前主要在“二元经济”理论架构下思考问题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基本忽略了“非正式部门”和“非正式工人”的存在，他们如“隐性人”一样，国家出台的绝大部分政策也覆盖不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缺失。
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逻辑简约和内涵丰富的完美结合。黄宗智的理论跨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却呈现出如此简洁深刻的内在逻辑，解释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经济社会现象（如“过密化增长”“过密型商品经济”、城市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生产家庭化、无城镇化的工业化、非正规部门／工人、“半无产化”现象，等等）。
接下来我想重点解读和分析的是黄宗智研究的两大主线之间的潜在联系。目前这两条研究主线时有交叉和重叠，比如研究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变迁也涉及乡村结构和国家政权的关系，研究乡镇企业的兴起也强调乡村干部的介入，近年来的著述更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非正规部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我认为两者之间背后所隐含的深刻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黄宗智深入解析的两条主线实际上是高度关联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市场化下的小农经济及其现代化转变与国家治理体制、国家能力。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文献高度关注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如何促进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和经济起飞。（Mann，1986；Migdal，1989；Evans，1995；Weiss and Hobson，1995；Besley and Persson，2011；福山，2014）我自己的研究也是聚焦于官员激励和国家治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很自然会追问如下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人口压力之下传统经济“内卷化”和集权的简约治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当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打开通商大门，廉价的工业品和消费品输入中国市场，现代民族工业蹒跚起步时，农村却继续陷入“过密化”的泥潭，晚清开启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如“洋务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什么两国的变革命运相差如此悬殊？为什么农业和农村的“过密化”问题在集体化时期一直延续，到乡镇企业崛起后才得以缓解？为什么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时期才真正得以飞速发展？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很复杂，本文无法系统回答，但都涉及黄宗智所揭示的两条主线之间的内在联系。下面我试图从自己的理论观点出发连接这两条主线，限于篇幅，只做一些概要的阐述。
迈克尔·曼引入“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两个维度分析国家能力的强弱。（Mann，1986）维斯和霍布森将中华帝国作为“专制权力强”与“基础权力弱”相结合的一个经典案例：中央朝廷的专制权力强大，但对社会的渗透力极为有限，体现为财政资源的汲取能力不足。（Weiss and Hobson，1995）这被他们归结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制度原因。
与中华帝国治理的“强专制权力与弱基础权力”这个现象描述相比，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似乎更为准确和深刻。维斯和霍布森强调的“基础权力弱”更像是一个结果，而“简约治理”更接近于一种选择，即官府不想直接介入，而是借助于准官员和民间社区以更低的成本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目标，如征税、治安、救灾等。更关键的是，“简约治理”是对于传统农业和乡村经济的人口压力和“过密化”的一种理性反应：虽然乡村人口庞大，但在过密化的局面下每家农户的农业剩余在缴纳地租之后所剩无几，因而支撑不起一个靠重税赋运转的大政府。历朝历代皇帝的“轻徭薄赋”政策也是对农业“过密化”的必然反应。过密化农业之下极为脆弱的农业剩余为官府和胥吏施加苛捐杂税提供了一个可容忍的临界值，在这个临界值之内帝国的繁荣（如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贫困可以并存，超过这个临界值将引起农民造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脆弱的平衡，因为协调失败，灾害、战争和官员腐败无度都有可能演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化”之上只能是“专制权力强”与“基础权力弱”的组合，或者说，“集权”与“简约治理”存在内在呼应关系，连接两者的是“过密化增长”的传统小农经济。
明清时期的农村经济就已经高度市场化了，而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入侵更进一步将中国的传统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为什么农村经济仍然是“过密化”增长，劳动生产率的系统提高却没有发生？正如黄宗智所揭示的“过密型商品经济”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人口压力与农村家庭生产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家庭低廉的劳动力（包括辅助劳动力）实际上阻碍了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规模农场的出现，也阻碍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城市（包括农村）工业化的有限规模，未能充分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黄宗智所揭示的如“过密化增长”“过密型商品经济”的悖论性现象不仅直击西方经典理论的局限，而且还隐含了进一步发问和探索的空间。
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工业化未能像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那样出现飞跃式发展？表面上看，过密型商品经济意味着有限的农业剩余，无法支撑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但考虑到地主获得的地租（分成比例可占到农业产出的一半），其实可动员的农业剩余还是可观的。明治维新的日本就是课征地主的租税获得重要的资金来源以推动工业化。（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问题不是出在缺乏农业剩余，而是能否从地主手中获得这部分的剩余。以当时帝国简约治理所具备的汲取能力，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乡保、地方等准国家官员变成国家征税的“赢利经纪人”，结果只是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95）
国家的汲取能力——这是强调国家能力的政治学者极为看重的维度——不是问题的全部。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基础权力弱”的局面，国家政权高度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深入乡村，每一个干部、工人、村民都在国家的控制和动员范围之内。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力”和资源汲取能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首先，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再分配给了城市的工业化和居民消费。新中国成立前地主获得的地租现在转化为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业剩余和资本积累。其次，集体化时期国家强力推动的水利工程、化肥和良种的普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剩余和资本积累，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但是，这一切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集体化时期农业的“过密化”问题，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极为有限。这背后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虽然取得重要的进展，但是以资本密集型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化战略，加上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经济，导致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和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足。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导致了农村人口爆炸式增长，农村和农业的人口压力有增无减。
于是，从明清至民国，我们看到了过密型商品经济与集权的简约治理（国家基础权力弱）并存。新中国前三十年则看到了另外一个组合，即国家权力的社会渗透性和资源汲取能力飞跃式提高、计划经济与农业过密化并存的局面。黄宗智的分析一方面直接否定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预言的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导致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也隐含地否定了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本身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
黄宗智的分析，包括日本等东亚社会的经验，均表明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过密化”问题的出路是让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同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现代投入和现代科技“反哺”农业。一切真正的突破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尤其是乡镇企业和新副业的兴起、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这些力量综合在一起终于将两亿多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城乡工业领域，吸引到高附加值的新副业，而农业科技的进步、现代投入的增加（良种和化肥的投入）也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迎来了“有发展的增长”的新局面。
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历史突破的决定性力量是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但这不符合历史的观察。事实上，当国家治理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时候
，市场化和全球化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发展（黄宗智分析的过密型商品经济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当国家能力跳跃式上升，但经济“去市场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农业和农村的“过密化”问题依旧。只有当中国补了国家能力这个短板之后，承接计划经济留下的完备的工业基础，借助政治锦标赛、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启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数百年来农业和农村的“过密化”问题终于开始破局。
这些观察又引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层面相比前三十年有何继承和创新？第二，中国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的改善如何与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兼容互补？第三，工业化的成功为什么需要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的联合支持才能获得突破性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充满各种弊端（尤其在微观层面），但经济规划的架构与方法（如经济发展指标的编制与实施）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改良，最终演变成指导性的经济社会规划，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产业政策体系。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也把各级政府改造成围绕经济发展目标运行的强大组织，塑造了层层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基层政府深入乡村和街道既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也便于政策执行和资源汲取。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主导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分权也为中国塑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制，为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地方分权奠定了基础。（Qian and Xu，1993；白惠天、周黎安，2018）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变成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各级地方官员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锦标赛竞争，前三十年塑造和培育的政府组织动员和政策执行的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级政府也最大限度地聚焦于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进行“公司化”运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借助于“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中央的资源再分配能力显著加强，对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减少地区差异，建立全国性的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功不可没。
第二个问题涉及强政府与市场化的兼容互补的问题。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更支持一个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而强政府因为缺乏可置信的承诺能力，对产权和市场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North and Weingast，1989；Weingast，1995），也是就说，强政府与市场化内在难以兼容。我的“官场＋市场”理论基于中国地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给出了一个系统解释，说明在地区层面两者其实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周黎安，2017，2018[2008]）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经济发展绩效进行官场竞争，而官场竞争又镶嵌于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和全球竞争的环境之下。在双重竞争机制互动的情况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只能将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资源汲取能力最大限度地用于促进辖区经济发展，而市场竞争（尤其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性）迫使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地方官员承诺有效保护辖区企业的产权。在双重竞争机制下，正是区域经济的市场化（包括全球化）约束了地方官员的“掠夺之手”，催化了其“帮助之手”，激活和提升了其国家治理能力；也正是与经济绩效挂钩的官场竞争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促使地方官员将国有企业“改制”（如“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吸引具有竞争活力的民营和外资企业，鼓励出口，扩大对外交流，采取措施增强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外部市场竞争越是激烈，辖区内部越需要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政企合作也就越是紧密和有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提供了一个区域层面上强国家与市场化、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案例。
为了回答第三个问题，即成功的工业化对于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的共同依赖，我首先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罗德里克（Rodrick，2013）、麦克米兰等（McMillan，Rodrick and Verduzco-Gallo，2014）基于实证证据提炼了如下两个基本观察：第一，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结构性转变——从传统、低生产率活动向现代、高生产率活动转变的过程，这两者在地理布局、组织和技术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别；第二，从历史上看，工业化和制造业出口一直是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最可靠的阶梯。一国维持较高的制造业比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收入低或增长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比重通常比较低。与后一个观察相一致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地区），如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欧、美国，“二战”后的南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非洲、拉美、东南亚则是制造业的失败者或相对失败者，英国的长期衰落也是源于制造业的衰落。（Weiss and Hobson，1995）
为什么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对于经济发展如此关键？相比传统的农业和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较为苛刻的条件，如基础设施（运输、通信、电力设施），资本密集型投入需要大规模的融资支持，依靠研发、新技术引进改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业需要在空间上的集聚以促进企业效率提升，还要有大量的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工人的存在
。但一旦成功，制造业的产业和技术溢出效应远比农业、服务业强（如“反哺”农业、刺激为制造业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的服务业），对一国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持续升级的带动效应也更为强大。
制造业的持续增长来之不易，它所需的上述条件同时考验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和国家治理的水平，尤其是后者，基础设施、融资支持、研发投入、教育和技能培训都需要政府的关键性投入。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传统经济和传统国家既面临政府失灵（如进入壁垒、腐败寻租、国家渗透性和基础权力弱小），也面临市场失灵，如协调失败，知识外溢性带来的教育、研发与技术培训不足，公共产品问题及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业对国家协调能力、政企合作的要求最高，也最难满足。这解释了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之难，“二战”以来真正实现经济赶超和飞跃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也可以在这个背景下进行解释。
为什么制造业的发展还必须与出口导向和参与国际化分工联系起来呢？相比传统农业和大多数服务业（餐饮、贸易、房地产），制造技术具有广泛的外溢性，跨地区可传递和学习；制造品是可贸易品（tradeable goods），面向全国乃至于世界市场，且面临市场竞争，这与不可贸易的（non-tradeable）传统服务业相区别。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战略一方面可以发挥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赚取外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治家（官僚）和出口企业提供重要的信息反馈，以便更进一步有效合作（如调整产业政策、提供信贷支持和出口补贴），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业出口启动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也迫使政治家（官僚）以出口绩效和产业升级作为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参与国家（地区）间的政治竞争。（周黎安，2018∶33—37）
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就是基于以制造业为中心和出口导向战略，强大的国家能力、合适的政治激励与市场化、国际化战略密切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计划经济时期进一步强化的国家能力，又以经济发展绩效考核地方官员，启动围绕经济发展的政治锦标赛，最大限度地激励地方官员动员一切可以支配和利用的经济资源和国家能力，支持本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既是做大辖区GDP的一部分，也是官员绩效考核的一部分。许多地区在产业政策推动下聚焦于制造业，以出口和吸引外资带动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技术升级，在关键性制造产业持续推动技术引进、消化改良，从模仿到创新，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舰炮威胁之下卷入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崎岖艰难的过程。晚清、民国时期的市场化、全球化，西方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引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然而，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尚不具备经济起飞的基础，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传统农业和乡村的“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经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与乡村的普遍贫困并存。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的改造与提升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计划体制本身的局限，这一切努力未能“修成正果”，农村依旧是“过密型增长”和普遍的贫困。唯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具备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初步的工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塑造了“官场＋市场”的双重竞争机制，聚焦于制造业和出口导向，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实质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