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上这一切都随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体系的建立而改变。首先，国家在县以下设立正式的乡镇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渗透力要远高于帝国时期。然后，通过新型革命政党的组织，在村级设立党支部，更加强了政党—国家渗透基层的权力。19世纪帝国时期的中央、省、县三级正式机构加半正式的乡保制度，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央、省、县、区四级加半正式村长的制度，被改为中央、省（直辖市）、地区（市）、县、公社（乡、镇）加大队（行政村）的制度。后者由于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土地产权的集体化，对基层村庄实施了前所未见的近乎“全能”的管理。虽然如此，村级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并不是国家正式的领薪官员（“吃国家饭”的“国家干部”），而是“吃集体饭”的“集体干部”，他们几乎全都来自社区本身并代表社区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在最基层的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
其次，这一时期国家还通过计划经济体系，基本把民国时期第三领域的商业部分（商会）吸纳进国家治理体系，完全由国家的工商部门来管理，对最基本的产品（粮、棉等）实施“统购统销”，既终止了之前的市场经济的绝大部分（农村集市除外）功能，也终止了其前的半正式商会治理和纠纷解决体系。
在以上的政治体制之下，虽然出现了部分问题，特别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过分管控，但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譬如，在工业发展上，1952—1980年间，取得了年均增长11%的成绩（这是根据美国珀金斯教授的权威性计量研究得出的结论，见Perkins and Yusuf，1984），为后来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同时，在美国“遏制和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中国的外交政策下，中国短期内“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确立了共和国的安全。此外，在公共卫生和民众教育方面，通过群众动员，包括“文革”时期在每村设立一名“赤脚医生”，基本控制了流行性传染病，人均预期寿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民办官助”的“小学不出队，中学不出社”的国家和社会第三领域协作下（详细论证见 Pepper ，1996，它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经验证据至为翔实的专著之一），识字率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上两点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和其合作者在关于印度和中国经济之比较的专著中特别突出的结论。（Drèze and Sen，1995：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