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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这里首先要说明，“国家”政权——从皇帝和中央的六部到省、县等层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个实体，而“社会”——包括村庄和城镇社区，无疑也是个实体。我们不该因为其两者互动合一而拒绝将那样的实体概括为“国家”和“社会”，但我们同时要明确，在中国的思维中，“国家”和“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的那样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实体。在西方，譬如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它要求的是国家“干预”最小化，让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然运作，毫无疑问的是将国家和社会—经济二元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是把国家视作“上层建筑”中的阶级关系的一个部分，明显偏向将生产关系视作基本实际，在概念上基本将国家吸纳入社会结构。但是，它又强烈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将国家政权扩大到近乎笼罩社会的地步，却同时对未来的远景提出了国家消亡的终极性理念。
总体来说，其隐含的逻辑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我们要质疑的是那样的思维，论证的是需要关注到两者间的互动合一，而不是拒绝国家机器或民间社会存在的历史实际。
我们需要认识到国家与社会间的并存、拉锯、矛盾、互动、相互渗透、相互塑造。对中国来说，由于其具有悠久的二元互动合一思维传统，实际上比西方现代主流社科理论更能理解国家—社会间的关系，更能掌握其全面，而不是像西方两大理论那样，偏向其单一维度的“理想类型”理论建构。后者的初衷虽然可能是要突出其单一面以便更清晰地聚焦于一方，但后续的思考则多将那样的片面化进一步依赖演绎逻辑来建构为一个整体模式，继而将其理想化，甚或等同于实际。
譬如，我们可以在韦伯的理论中看到，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虽然偶尔超越了自己作为理论家构建的单一面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将中国的法律体系认定为一个（可以被理解为）“悖论统一”的“实质理性”体，但在他对全球各大类型的法律体系的历史叙述中，最终还是简单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概括为二元对立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两大“理想类型”。（Weber，1978：第8章）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思想不仅显示了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也显示了深层的西方中心主义。（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亦见第9章）
在思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上，韦伯展示了同样的倾向。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曾经提出可以被理解为悖论统一的“世袭君主科层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概括中国的政治体系。但是，最终他同样简单地将现代西方的行政体系概括为“科层制”，而将传统中国概括为“世袭君主主义”（patrimonialism），再次展示了深层的偏向二元的单一方，以及偏向西方的倾向。（黄宗智，2014b，第1卷：第9章，亦见总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对待“国家VS.社会／经济”二元上，也类似于韦伯将现代西方建构为真正的“理想类型”，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建构为其对立面。那样的倾向在近几十年中，更被“新保守主义”政权意识形态化。
如此的倾向应该被视作如今我们建构关于实际，尤其是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从这样的基本思路来梳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以及其对中国实际的恰当和不恰当的概括，试图由此来建构一个比西方主流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实践的理论概括——重点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目的是要更精准地认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国家—社会关系。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些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多是被西方主要理论和研究混淆的实际，进而梳理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误解，目的是要更好、更精确、更强有力地对之进行理论概括。这里论析的重点是国家和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政法和政经体系，包括其治理体系，成文法律中道德化的“律”和实用性的“例”，国家正式法律体系和社会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两者间的互动和相互塑造，以及国家和经济体系之间的二元合一。
正是在正式和非正式正义体系的长期互动之中，形成了作为本文主题的“第三领域”。它既非简单的国家正式体系，也非简单的社会／民间非正式体系，而是在两者互动合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领域，具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型式。文章将论证：由国家和社会互动所组成的第三领域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庞大，是由于中国比较独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帝国政权和一个庞大的小农经济的长期结合，既避免了分割（封建）的政权，又维护了低成本的简约治理。本文将借此来突出一些中国社会—经济—法律中容易被忽视的实际和逻辑。同时，文章将指向一个对理解西方本身也带有一定意义的“另类”认识和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