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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作为我和周黎安教授的第一轮对话，主要聚焦于我们二人理论思考间的共同和亲和点。首先是在研究方法和进路上，我们都强调从实践出发，说明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体中一些最基本的实际运作，以及它们向我们所显示的理论意涵。这就与许多从西方理论概括出发来认识中国的研究十分不同，展示的是中国众多独特的运作方式和机制，指向的是不同的理论概括。
我指出的重点首先是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与民间互动的“第三领域”，与西方将两者截然划分不同。再则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中央）集权的（基层）简约治理”的特点，也和现代西方的中央低度集权，基层高度渗透模式很不一样。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周黎安教授的发包与承包理论，并将其与一些主要西方理论区别开来，以澄清其理论意涵。
周黎安教授则相反地，从他的理论体系角度来讨论和总结我的“第三领域”和“集权的简约治理”之内涵，并将其置于中西实践间的不同及其不同的理论意涵来讨论。他指出在官场的“内包”体制下，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广泛存在一种在西方少见的“发包”与“承包”关系：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力；另一方面，则又必须在上级制定的目标责任制之下，相互竞争来完成任务。这就形成比较独特的官场激励机制。在官方和社会／企业之间，也广泛使用类似的“外包”方式，同样既有由上而下的管理，又有由下而上的自主和竞争。整个体系既有市场上的竞争和激励，又有“官场”中的竞争和激励，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思路的亲和性、相互补充和阐明，也能看到我们主要关注的内容和领域的既交搭又不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