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盲点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对认识中国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都带有比较关键的盲点。我们可以说，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没有预见到中国今天的实际。

1.经典马克思主义

举其要者，首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过去和未来的错误判断。它的一个根本错误是根据西方（特别是英国）的经验来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误以为其必定会伴随工业经济的兴起而消失，被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但实际上，中国迄今仍然有两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中绝大多数仍是小农，而且这种状况会长期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认识到恰亚诺夫所洞察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实际，即在俄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小农户虽然已经相当高度商品化，但仍然是农业的实际主体，而且小农户经济不一定必须被规模化的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取代，更加需要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来协助小农户与大市场打交道，凭借其组织力来建立新型的农产品物流体系，保障小农户在高度商品化（资本主义化）的大市场中的利益。这个洞见因一系列历史偶然因素而被实施于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于韩国及中国台湾。（黄宗智，2020a）

一个连带的错误是，认为伴随现代工业经济的兴起，除了资本主义体系或计划经济体系的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实际上，改革以来的中国已经走出一条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总体性框架（以及结合工业经济[和信息产业]与[新型]小农经济），并没有像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预期的那样，变成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黄宗智，2019）当然，它是一个强大国家组织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体。迄今，两者的结合展示了强劲而高效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尚待解决的繁杂而深层的问题（如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和官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仍处在摸索过程中，这也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道路。

2.后现代主义

至于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要认识到，它带有极端的相对主义倾向，走到几乎完全拒绝“客观真实”，拒绝任何普适价值，全盘拒绝现代主义的极端。它虽然强有力地批判了现代主义，却最终还是与其相似地依据演绎逻辑而走到了相反的极端。前者从其所建构的普适的“公理”出发，演绎出一整套被视为普适的真理，后者则从其相反的“特殊”极端出发，演绎出与其相反的逻辑上整合的极端相对主义，拒绝一切客观真实、普适价值或理念，因此而成为一个只能批评不能建设的理论（国内许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转释仍然局限于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忽视了其更为根本的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西方，它虽然鼓励对非西方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和话语的研究，促进“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尽管其“多元”实际上多是隔离的而不是融合的），但它对我们特别需要认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的贡献较小。由于其偏重近乎单一的话语分析，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认识和改造这些方面的学术的一种虚无主义障碍。（黄宗智，2015a，尤见第5章）

更有进者，要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我们需要看到话语和实践的二元互动关系，既要看到其间可能一致的一面，也要看到其间背离的一面。实践真实乃是源自两者的互动。一如以上所述，通过实践／实质／实用与表达的结合与互动，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正义体系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以及美国正义体系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整体。同时，即便是话语本身，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主义的丑恶一面（“东方主义”），也要看到其崇高理念的一面（自由、民主），更要看到其矛盾结合，以及其与实践真实之间的多维、复杂关系，而不是像现有理论那样，仅聚焦于其中一面。 dL/xeqQk8NfO/VFHS4KkUYxlFe0AfrPOe7yPi+l+0X4qtcbud3utcJQEEvuEHg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