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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对各大理论流派的批评之外，我们需要更明确地直认其分别和洞见。
1.新自由主义
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洞见。竞争性市场无疑是个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历史已经证明，它要比计划经济高效得多。同时，市场逐利乃是推动创业创新的有效机制，同样明显超过计划经济。再则是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个人自由抉择，同样有助于创新和发展（对学术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在经过共和国前三十年对计划经济的实践之后，做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战略决策，实现了高效高速的经济发展。这些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信条乃是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认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最小化，尽可能让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对西方最强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和话语建构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对软弱的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中国来说，如此的理论建构乃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意图模仿西方的国民党还是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党，都同样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期，国家无疑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2.经典马克思主义
我们还要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洞见也同样不可或缺。正是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丑恶面。首先是资本主义极端追逐私利的一面，其基本逻辑和动力乃是资本的营利追求，为之可以完全不顾劳动者／弱势者的利益，依赖强制手段压迫、剥削劳动者，并且凭借其诸如“水涨船高”、现代化、发展主义等单一面的建构来掩盖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实际。
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更说明资本主义可以凭借“现代化”“发展”“平等交易”等概念来侵略、压迫后发展国家，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借口。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历史实际，也是被新自由主义所掩盖或忽视的历史实际，而马克思主义则非常鲜明地论析和解释了资本主义这些方面的实质内容。
中国，作为曾被侵略、剥削的国家，对这样的历史实际都有过切身经历，自然能够看到其历史真实，即便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理想性”暂时掩盖，也绝对不可能被长期蒙蔽。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是不可能长期被新自由主义的说辞所摆布的。现代西方不可仅凭其理想化的理论来认识和理解，必定要同时认识到其凶恶的一面；国家的角色不可简单地与市场对立，必定要认识到其关键性；问题的根本不在国家应否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其所起作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3.后现代主义
至于不那么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话语和价值观方面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自身所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已经提出了非常犀利和透彻的批评，指出了其虚假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根本性地质疑了其实证主义认识论，详细分析了其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所包含的“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明确指出，需要通过彻底的关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评析和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地方性知识”，才有可能认识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意义网”。唯有如此，才能认识非西方世界，看到现代西方的非普适实质。（Said，1978；Geertz，1983；亦见黄宗智，2007：第5章）
如此的论述乃是对韦伯复杂宏大的形式主义理性理论体系和历史观的犀利、有效的批判，洞察到其科学主义和形式（逻辑）主义的弱点，突出了其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化的理想类型理论建构认识方法和话语。毋庸赘言，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非主流、“另类”理论，乃是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主义的深度、有力的批评，在这些方面无疑引起了历史上作为受害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当然这也是中国革命在中国人民心中具有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