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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对各大理论流派的批评之外，我们需要更明确地直认其分别和洞见。
1.新自由主义
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洞见。竞争性市场无疑是个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历史已经证明，它要比计划经济高效得多。同时，市场逐利乃是推动创业创新的有效机制，同样明显超过计划经济。再则是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个人自由抉择，同样有助于创新和发展（对学术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在经过共和国前三十年对计划经济的实践之后，做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战略决策，实现了高效高速的经济发展。这些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信条乃是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认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最小化，尽可能让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对西方最强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和话语建构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对软弱的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中国来说，如此的理论建构乃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意图模仿西方的国民党还是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党，都同样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期，国家无疑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2.经典马克思主义
我们还要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洞见也同样不可或缺。正是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丑恶面。首先是资本主义极端追逐私利的一面，其基本逻辑和动力乃是资本的营利追求，为之可以完全不顾劳动者／弱势者的利益，依赖强制手段压迫、剥削劳动者，并且凭借其诸如“水涨船高”、现代化、发展主义等单一面的建构来掩盖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实际。
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更说明资本主义可以凭借“现代化”“发展”“平等交易”等概念来侵略、压迫后发展国家，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借口。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历史实际，也是被新自由主义所掩盖或忽视的历史实际，而马克思主义则非常鲜明地论析和解释了资本主义这些方面的实质内容。
中国，作为曾被侵略、剥削的国家，对这样的历史实际都有过切身经历，自然能够看到其历史真实，即便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理想性”暂时掩盖，也绝对不可能被长期蒙蔽。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是不可能长期被新自由主义的说辞所摆布的。现代西方不可仅凭其理想化的理论来认识和理解，必定要同时认识到其凶恶的一面；国家的角色不可简单地与市场对立，必定要认识到其关键性；问题的根本不在国家应否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其所起作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3.后现代主义
至于不那么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话语和价值观方面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自身所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已经提出了非常犀利和透彻的批评，指出了其虚假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根本性地质疑了其实证主义认识论，详细分析了其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所包含的“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明确指出，需要通过彻底的关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评析和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地方性知识”，才有可能认识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意义网”。唯有如此，才能认识非西方世界，看到现代西方的非普适实质。（Said，1978；Geertz，1983；亦见黄宗智，2007：第5章）
如此的论述乃是对韦伯复杂宏大的形式主义理性理论体系和历史观的犀利、有效的批判，洞察到其科学主义和形式（逻辑）主义的弱点，突出了其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化的理想类型理论建构认识方法和话语。毋庸赘言，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非主流、“另类”理论，乃是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主义的深度、有力的批评，在这些方面无疑引起了历史上作为受害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当然这也是中国革命在中国人民心中具有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对认识中国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都带有比较关键的盲点。我们可以说，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没有预见到中国今天的实际。
1.经典马克思主义
举其要者，首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过去和未来的错误判断。它的一个根本错误是根据西方（特别是英国）的经验来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误以为其必定会伴随工业经济的兴起而消失，被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但实际上，中国迄今仍然有两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中绝大多数仍是小农，而且这种状况会长期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认识到恰亚诺夫所洞察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实际，即在俄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小农户虽然已经相当高度商品化，但仍然是农业的实际主体，而且小农户经济不一定必须被规模化的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取代，更加需要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来协助小农户与大市场打交道，凭借其组织力来建立新型的农产品物流体系，保障小农户在高度商品化（资本主义化）的大市场中的利益。这个洞见因一系列历史偶然因素而被实施于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于韩国及中国台湾。（黄宗智，2020a）
一个连带的错误是，认为伴随现代工业经济的兴起，除了资本主义体系或计划经济体系的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实际上，改革以来的中国已经走出一条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总体性框架（以及结合工业经济[和信息产业]与[新型]小农经济），并没有像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预期的那样，变成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黄宗智，2019）当然，它是一个强大国家组织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体。迄今，两者的结合展示了强劲而高效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尚待解决的繁杂而深层的问题（如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和官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仍处在摸索过程中，这也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道路。
2.后现代主义
至于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要认识到，它带有极端的相对主义倾向，走到几乎完全拒绝“客观真实”，拒绝任何普适价值，全盘拒绝现代主义的极端。它虽然强有力地批判了现代主义，却最终还是与其相似地依据演绎逻辑而走到了相反的极端。前者从其所建构的普适的“公理”出发，演绎出一整套被视为普适的真理，后者则从其相反的“特殊”极端出发，演绎出与其相反的逻辑上整合的极端相对主义，拒绝一切客观真实、普适价值或理念，因此而成为一个只能批评不能建设的理论（国内许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转释仍然局限于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忽视了其更为根本的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西方，它虽然鼓励对非西方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和话语的研究，促进“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尽管其“多元”实际上多是隔离的而不是融合的），但它对我们特别需要认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的贡献较小。由于其偏重近乎单一的话语分析，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认识和改造这些方面的学术的一种虚无主义障碍。（黄宗智，2015a，尤见第5章）
更有进者，要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我们需要看到话语和实践的二元互动关系，既要看到其间可能一致的一面，也要看到其间背离的一面。实践真实乃是源自两者的互动。一如以上所述，通过实践／实质／实用与表达的结合与互动，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正义体系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以及美国正义体系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整体。同时，即便是话语本身，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主义的丑恶一面（“东方主义”），也要看到其崇高理念的一面（自由、民主），更要看到其矛盾结合，以及其与实践真实之间的多维、复杂关系，而不是像现有理论那样，仅聚焦于其中一面。
简言之，要为实质主义添加前瞻性的第一步是借助另外两大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协同指出当今占据霸权的形式化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模式的不足。同时，也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中已经被证实的重要洞见：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已经被历史证实的强大威力，另一方面是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其资本主义丑恶面的深刻有力的洞察。同时，也要认识到实质主义理论本身缺乏前瞻性理念和话语建构方面的不足。如此，才有可能进一步建构超越现有理论局限的新学术世界。
本文提倡，在关于认识论和方法方面，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样将真实世界简化为（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二元单一方的偏颇，也要认识到其言过其实地自我设定为无可辩驳的“科学”和普适真理的偏颇，返回到实践理论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即多元、多面性的认识，拒绝两大主流理论对其简单化、科学主义化，乃至于西方中心主义化，一如后现代主义洞察到的那样。并且，也不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走到话语主义的极端，忽视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
同时，要对实践理论的回顾性和缺乏前瞻性有清醒的认识，在以实践／实质／实用真实为主的认识方法之上，明确中国和中国人民自身在道德理念方面的抉择，借此赋予实践理论所欠缺的前瞻性，判别“善”与“恶”的实践。既要承继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核心道德观，也要综合其与西方现代启蒙时期的“实用理性”和“绝对命令”黄金规则理念的共通性，超越两者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并且，直认其乃道德价值理念，避免将其像西方科学主义那样建构为科学的、普适的理论。如果那样的话，最终只可能成为唯我独尊、强加于人的类似于“东方主义”的理论建构。如此，方才能够建立一个新型的道德理念和话语体系，一个结合指导性的崇高理念与符合实际的认识进路。
我们要破除目前社会科学界中的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弊端，借助更符合实际的实践社会科学认识论来纠正其认识论上的偏颇，也借助各大文明自身至为崇高的道德理念来赋予如此的认识方法应有的主体性，以及多元化的、宽容的前瞻性道德价值观和话语体系。这样，既可以形成中国带有自身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也可以符合实际地探索其历史和未来的长远道路，并为全球化的社会科学创建一个更为宽容、全面、符合实际的学术世界。
我们对待所有现有理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把它们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相对千变万化的实际而言，理论只可能是片面的或局部的，不可能是普适的，只可能是随真实世界的演变而相应变化的，不可能是给定的永恒真理。学术可以，也应该借助不同流派的现有理论来协助我们认识实际，来推进我们对实际的概括，但绝对不应该像高度科学主义化的主流西方理论那样用来表达虚构的普适规律，或对真实世界实际片面化和理想化。真正求真的学术是根据精准的经验研究，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取舍、对话、改造和推进，来建立带有经验界限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再返回到经验／实践世界中去检验。如此的学术，探索的应该是由求真和崇高的道德价值动机出发的问题，不该局限于如今流行的比较庸俗和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研究方法或其所谓“问题意识”。这才是本文提倡的“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