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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敦煌的世界性无与伦比。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没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丝绸之路更联通世界。在东西方大国起起落落之间，在各种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流之间，数不清的商旅、僧侣、盗匪、军队、外交使团活跃在这条国际通道上。
敦煌，地处丝路繁华、扼守丝路要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和流动在这里。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这里汇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连绵相延的历史，保留在幸存的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中，保存在6万多件用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绘画作品中。
藏经洞里收藏的主要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文书，莫高窟留下的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壁画和彩塑。如果说藏经洞是一个储存着历史记忆的图书馆，那么莫高窟就是一个陈列着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作为地球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艺术遗存，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它的珍贵和独一无二。
在伦敦英国图书馆，陈列着一部由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这部长约5米、反映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佛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和较完整的印本。它来自敦煌藏经洞，斯坦因把它带到了这里。
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之一——沙州都督府图经。与这部唐代图经一道收藏于此的，还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内容的差科簿，记录了敦煌县从化乡约300个家庭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大部分是高度汉化了的粟特人——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极其善于国际贸易的民族。它们均来自敦煌藏经洞，伯希和把它们带到了这里。
在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塑供养菩萨像。这个出自唐朝艺术家之手的菩萨，体态修长，璎珞长垂，气质端庄典雅，造型严谨流畅，已成为博物馆“镇馆之宝”。它来自敦煌莫高窟，华尔纳把它搬来了这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有一幅公元8世纪的《观无量寿经变》残绢画，画上的一组菩萨像和四个头戴“垂脚蹼头”的男性供养人，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人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奥登堡把它带到了这里。
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雕塑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进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它的世界性，并在不同国家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敦煌学家。从日本关东到关西，从伦敦到巴黎，从圣彼得堡到美国东西海岸，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敦煌，追索历史、启迪未来。
1900年藏经洞豁然洞开，许多人的命运开始与敦煌紧密相连。他们逐梦敦煌，有的人美梦成真，有的人噩梦相连。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为他在莫高窟弘扬道教的梦想，洞开了新的大门。斯坦因、伯希和万里远征，实现了获取敦煌宝藏的梦想，也让藏经洞成为中国人的伤痛记忆。勒柯克在抛硬币决定命运时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华尔纳准备揭走敦煌整窟壁画时大败而归，他们梦想的破灭，使敦煌宝藏幸运获救。
敦煌文书的命运，折射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藏经洞文书已经流散，民族尊严与学术的希望不能失去。从向达、王重民，到荣新江、王冀青，为了追寻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国宝，一代代学者接力，走上了崎岖漫长的寻梦之路。寻找敦煌宝藏，也是在寻找民族之魂，寻找文化之本。
与此同时，一批批艺术家和学者怀抱敦煌梦，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在祖国多难之际从巴黎回国，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为一生的守候。段文杰从1946年到达莫高窟后，每天听着九层楼上的铁马叮当声，再也没有离开。樊锦诗，这位“敦煌的女儿”，年过八旬依然心系敦煌。她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撰写了《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通过数年的努力，试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段难忘的心灵历程。
如今，我们将书名定为《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同时围绕四个方面对全书展开修订：一是吸收和融入20多年来全世界敦煌文献公布、敦煌学研究进展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内容，使敦煌学两大核心——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故事尽可能较均衡呈现；三是增加近年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到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四是丰富图片内容，尽可能让图片与文字互补，相得益彰。
敦煌学发展迅速，本次修订几乎涉及全书每个章节，同时增写了5章和若干节内容，增加了约8万字。变化最大的，是本书下编，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过程。
从藏经洞发现至今，敦煌学界有三句话流传最广，它们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三句话就是敦煌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将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历史经纬。它们是敦煌文物命运和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折光镜，同时也折射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
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敦煌学内涵和外延的三次改变——从上编藏经洞文书的发现和对文书的研究，到中编大规模展开的莫高窟壁画临摹、摄影、考古，从而发展为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历史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再到下编敦煌学成为“敦煌吐鲁番学”，进一步发展为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比翼双飞”、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研究。
就学术史层面而言，修订后的本书由此显示了如下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分期，即：藏经洞发现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44年）为第一期，这一时期以敦煌文书研究为主；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3年）为第二期，以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及考古齐头并进为研究特色；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至今为第三期，转入将敦煌文书、石窟艺术及考古，与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相结合的研究。每一时期，各四十年左右。
踏上丝路，来到敦煌。当陪伴敦煌宝藏走过百年风雨、跟随敦煌学经历世纪沉浮之后，人们将会发现：敦煌，是如此之深地牵动着世人的目光。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她这般凝聚着连绵相延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阅尽人间的悲喜爱恨和荣辱沧桑，像她这般让众多学者、艺术家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像她这般展现如此广阔的世界和辽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