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夏商周时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广泛使用，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该时期岭南西部的广西也与中原地区产生联系，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出现了青铜文化的萌芽，开始进入文明社会。1974年，在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勉岭的东南坡，出土了一件色泽晶莹、纹饰繁缛的青铜卣。此铜卣带盖，有提梁、圈足，器体呈椭圆形，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重10千克。身、盖四面有高耸的扉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底，饰以三重花纹。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凸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凸出器外。盖的边缘、颈部、足部各饰一圈夔纹，夔身上又饰勾云纹。盖的左右棱脊伸出，脊的侧面呈圭形，有阴线蝉纹。提梁呈弓形，由两两背向的夔龙组成三角带，三角内也填饰蝉纹。整件器物构图严整，刻镂精美，技艺高超。这件铜卣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很显然是从中原传入广西的商代晚期遗物。
考古研究证明，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广西已有青铜冶铸业，掌握了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产生了自己的青铜文化。在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元龙坡发掘的该时期墓葬中，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砂石范和铜器。但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广西铸造的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特征十分明显，一方面，在造型上模仿中原青铜器，以至与中原青铜器大同小异；另一方面，在花纹装饰方面，除了带有广西地方生活气息的特色装饰花纹，不少青铜器也模仿中原青铜器的纹饰。因此，该时期广西青铜器的形制和铸造工艺多以中原青铜器为楷模。
战国时期，广西的青铜器铸造发展到鼎盛阶段，产生了盘口鼎、柱形器、扁茎短剑、竹叶形刮刀、靴形钺、斜刃靴、弓形格剑、一字格剑、墩形铜鼓等极富地域色彩的青铜器。其中，柱形器、扁茎短剑、竹叶形刮刀、靴形钺、双肩铲形钺主要为西瓯人使用，斜刃靴、弓形格剑、一字格剑、墩形铜鼓主要为骆越人使用。铜鼓是中国古代西南和岭南地区最具特色的青铜器，最早于公元前7世纪出现在今云南省楚雄州礼社江流域，学术界称为万家坝型铜鼓。后来随着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传播到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八个类型。1993—1994年，在田东县南哈坡和大坡岭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万家坝型铜鼓，表明至迟到战国时期广西已经出现了最早类型的铜鼓。而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更是以广西的出土地名命名。广西是中国唯一具备全部八个类型铜鼓的省区，存世数量高达1800面左右，使用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2000多年来铜鼓已经积淀为广西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广西也因为被称为“中国铜鼓之乡”。
铜鼓经历了一个从炊具铜釜演变为乐器、祭祀礼器、权力重器的过程，是广西世居民族文化创造活动、自然崇拜和社会运行方面的重要体现，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岭南蛮酋之家一般都拥有铜鼓，作为权力、身份的象征，据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偏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僖宗朝，郑絪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乡野小儿，因牧牛，闻田有蛤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可见岭南蛮酋生前拥有铜鼓以号召部众，死后还以铜鼓陪葬。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记载：“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垫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其声全似鞞鼓。”明人邝露在《赤雅》中直接将两广、滇黔发现的铜鼓都称为“伏波铜鼓”，他说：“伏波铜鼓，深三尺许，面径三尺五寸，旁围渐缩如腰形，复微展而稍
其口。锦纹清古，翡翠焕发。鼓面环绕作龟黾十数，昂首欲跳。中受击处，平厚如镜，两粤、滇黔皆有之。……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重赀求购，多至千牛。制度同而小过半者，诸葛鼓也，价差别矣。”邝露在这里将岭南大型铜鼓称为“伏波铜鼓”，而将小型铜鼓称为“诸葛鼓”。
广西境内出土的汉代铜鼓冶铸技术已经十分高超，属于非常成熟的铜鼓类型。
汉代广西铜器的冶铸水平达到了传统时代的高峰，除了上述的铜鼓，还集中体现在最具广西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羊角钮铜钟、扶桑树形灯、铜凤灯、人形吊灯上。羊角钮铜钟是和铜鼓几乎同时产生的一种南方民族打击乐器，流行于战国初期至西汉时期。其形制颇为特殊，钟体似半截橄榄或半个椭圆体，上小下大，中空平口，内壁光洁，顶部有竖长方形的透穿孔，顶端有两个羊角状钮，呈倒八字外撇。这类铜钟未见于我国内地，而在广西、广东、云南都有发现，其中广西数量最多。
扶桑树形灯又名九枝灯，出土于贵港罗泊湾汉墓，其主干上端为上细下粗的圆柱形，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主干上分为三层，向外伸出九条长短不一的枝丫，每条枝头各置一只桑叶形灯盘，主干顶端平置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形灯盘。灯的底座、主干、九条枝丫、九只桑叶形灯盘和金乌形灯盘分别铸造，刻有接合记号，通过预制的榫卯套扣，合成一体，不用时可以拆卸分装。
铜凤灯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汉墓，其形制极为罕见，该灯为凤鸟形，扁尾下垂，与双足形成三个支脚，以固定灯体。凤凰翘首回望，嘴衔一个喇叭形灯罩，正好罩在鸟身背上的灯盘上方，灯罩可随意转动，以调节亮度。灯点燃时，蜡烛烟灰通过喇叭形灯罩、鸟嘴、鸟颈回流至鸟腹，溶入腹腔贮存的水中，可防止蜡烛烟灰的污染，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整个灯体设计巧妙科学，凤凰的头、冠、颈、翅、尾、足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反映出匠师们丰富的构思能力和高超的铸造技术。
人形吊灯出土于昭平县北陀大平岭东汉墓，由一个捧灯人和一只灯盘组成。捧灯人高鼻、深目、大耳，头戴双旋云纹瓜皮帽，上身裸露，下身着袍。双腿跪坐，双手向前捧住灯盘，盘中心立一乳钉形灯钎，灯盘前侧有一蹄形足，与捧灯人的双膝构成鼎立之势。将灯平置，显得平稳。捧灯人额前、脑后各设一环，与一条活动链相连，链条上端有钩，将其悬挂，成为平稳的吊灯，构思精巧，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隋唐时期广西代表性金属器，包括铜印、铜镜、铜钟、铜佛像等。
一是铜印，即按照国家规定的式样铸刻的全铜质官印。广西唐代的铜印包括“武夷县之印”“纯化县之印”。武夷县是唐代在今隆安县境内设置的县，纯化县是唐代桂州属县，两枚铜质县印的出土，是唐代对县级政区进行有效管辖的实物证据。
二是铜镜。隋唐两代的圆形、方形两类铜镜在今广西境内都有出土，其工艺水平达到了国家标准。圆形铜镜是隋代产品，其中1976年在兴安县城发现的隋代阿房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以铭“阿房照胆”起头，钦州市久隆镇双墩铜镜以“淮南起照”起头，制作工艺精湛。方形铜镜为唐代制造，在藤县城关三合村和灌阳县黄关白竹铺都出土一件，著名者称为“海兽葡萄纹铜方镜”，镜面平滑光亮，可照出须毛细发，反映了唐代广西铜镜铸造的精湛工艺水平。广西出土的隋唐时期铜镜的主要特点，就是刻有各种花果鸟兽，反映出当时广西生态的多样性。桂州（今桂林）出的铜镜做工精美，被列为贡品，开元间，桂州进贡铜镜44面。
三是铜钟。有重达3500斤者，有重400斤者，也有仅重28斤者。容县开元寺在贞元十二年（796）铸造的铜钟，自铭“重三千五百斤”，是广西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钟，外观为椭圆形，在狭面区和广面区叩击时，会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并混同出第三种音，属于典型的多音、变音铜钟，与广西本土特有的多声部民歌相映成趣。融水县信乐寺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铸造的铜钟，自铭“重肆佰斤”。浦北县旧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昭宗乾宁五年（898）铸造的铜钟，重仅28斤。
宋元时期广西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镜、铜印、铜权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宋代铜镜是出土于桂林三里店的轩辕耕牛纹铜镜。铜印包括在南宁市区邕江边出土的宋代“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桂林市区榕湖南路出土的宋代“静江府买钞库之记”铜印。而出土的铜权主要是元代的，在临桂、恭城、灌阳、象州、来宾等地都有出土，以元代衡器铜铸“秤砣”为代表，这件文物对了解衡量制度史、衡器制造史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代广西的银器制作工艺精美，而元代的锡器则较为有名。1992年，在广西南丹县小场乡出土的一批宋代银器，与《宋史》中的有关记载相吻合，表明即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丹羁縻州，也能制作出用于进贡朝廷的精美银器，包括錾刻鎏金银摩羯和錾花摩羯纹银匜、锤揲花鸟摩羯纹高足银碗等。其中錾刻鎏金银摩羯系锤揲铆焊成型，镌刻阴线作为装饰，器物形体为摩羯形，好像一条鲤鱼，头顶有双卷须，嘴巴微张，鼻子微卷，努目独角，鳍高耸似双翼，背部如船篷形，尾巴上翘，腹部刻有鳞片，头部、眼睛可以活动，可谓栩栩如生。摩羯是印度神话故事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水怪，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其形象通过佛教经典、印度和中亚的工艺品等渠道，于4世纪末传入中国，至宋代摩羯的形象已经完全中国化，注入了中国文化对鱼龙崇拜的内容。
宋至明代，广西的锡矿开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锡器制作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宋初贺州已设置锡官开采锡矿，神宗元丰年间，仅贺州一地年均生产的锡矿，就占全国锡产量的38%。
明代广西南丹、河池二州的锡矿开采冶炼繁盛一时，其地位甚至超越了宋代的贺州，产量占全国80%。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道：“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今衣被天下者，独广西南丹、河池二州，居其十八。衡、永则次之。”目前所见广西制作的锡器精品，则以百色市田阳区弄山村发现的元代宝塔顶盖锡壶、长流军持带盖锡壶最为著名。
宋代广西梧州生产的铁器可以达到薄如纸张而不穿破的水平，被称为“天下美材”。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器用门》中记载道：“梧州生铁，在镕则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诸郡铁工煅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不仅如此，宋代广西铁钱的铸造工艺也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在贺州设置的造币钱监，管理夹锡钱的铸造，成为全国最大的造币基地之一。当时铸造的铁锡合金硬币被称为“政和通宝”，俗称铁钱，流通各地。经广西冶金研究院测试中心采用化学定量分析法，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采用原子吸光谱法，分别对9枚贺州宋代遗址出土的政和通宝进行测定，这些铁钱含锡量在0.36%—2.54%之间，误差量控制在2.18%以内，完全符合朝廷的要求。
厚重的技术积淀，为广西金属器铸造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南宁市人民公园内有一口铸造于嘉靖十年（1531）的明代铜钟，钟高1.8米，口径1.2米，重1000千克，属于一次性铸造成型，无疑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广西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