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广西文化无疑是其中较为璀璨的一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广西文化作为一种植根于八桂大地，充分吸收中原文化、楚文化、滇文化、海洋文化等多元的地域文化，充分体现了多元共生、能量互补、融会贯通的特质，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南方坐标，彰显出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魅力。鲁西奇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区域性道路包括五条，即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漠—绿洲道路。地处岭南西部的广西，其发展路径无疑属于南方道路，而其在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坐标亦定格在南方文化的板块上。贺云翱指出中华文明体系主要由四大文化板块构成，即北方（草原高原）文化板块、黄河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东南海洋文化板块。其中草原高原文化板块与黄河文化板块相对接近，形成“中国北方文化”，以黄河文化为主导；长江文化板块与东南海洋文化板块相对接近，形成“中国南方文化”，以长江文化为主导。但是这里的“中国南方文化”似乎缺少位于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的位置。珠江发源于云贵高原，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地形上兼括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区位上通江达海、毗邻东南亚，文化上体现为楚文化、中原文化与西瓯文化南北交融，骆越文化与滇文化东西互渗，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陆海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文化空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交融性，呈现出多元共生、交融共进的文化面貌。

广西文化从来就具有开放的特质。先秦时期的广西文化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周边的楚文化、滇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促进了骆越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包括铜鼓在内的早期青铜文明。自秦代灵渠开通以来，广西便通江达海，内引外联，开启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华章。所谓“限隔内外”的南岭山地，从来没有真正阻隔广西与中原的交往，早在商周青铜文明时期，广西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范围更是到了今广西东北部，这为秦灭东方六国后进军岭南创造了条件。灵渠的开凿则使广西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原文化传入广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广西文化“内地化”的进程。

早在史前时期，广西文化就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距今80万年前，广西右江河谷的先民就创造了以“百色手斧”为代表的灿烂的旧石器文化，标志着广西的先民曾经走在同时期人类的前列，广西也在此后成为中国早期古人类不间断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在广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广西从此被稳定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这既是广西长期保持对中央的高度认同和安宁稳定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原文化与广西文化持续交流，使广西始终走在与中央王朝相向运行轨道上的文化基础，并最终凝聚成广西各族人民对国家向心的自觉意识。

广西人善于营造美好的家园，创造幸福的生活，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成就。从旧石器时代的百色手斧到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广西人的石器加工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在右江河谷留下了大量石器工场遗址。广西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烧制技术，从史前陶器到东汉以来的釉陶、青瓷、青白瓷，乃至今天的坭兴陶，广西人在土与火的淬炼中不断实现陶瓷制作技术的进步。2000多年来，铜鼓作为广西历史文化的标志性产品，已经积淀为壮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广西也以铜鼓数量多、类型全、分布广，被誉为“中国铜鼓之乡”。各型铜鼓见证了广西古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而羊角钮铜钟、扶桑树形灯、铜凤灯则代表了广西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广西是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西人就驯化栽培了粳稻和籼稻，见证了5000年前广西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秦汉时期广西的纺织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到唐代有“桂布白如雪”之誉，唐代的桂布和明代的郁林葛布成为进献朝廷的贡品。明代广西的锡矿冶炼业独步全国，南丹、河池二州的锡矿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80%。历史上广西的水利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灵渠是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比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要早2000多年，在设计、施工、用料等方面，都创造了后人难以想象的奇迹。而唐代的相思埭运河、潭蓬运河则承其余绪。在中国的边关古迹中，堪与长城媲美的边塞建筑，无疑是被誉为“南疆小长城”的清代大小连城，它迄今仍然屹立在祖国的南部边关，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象征。广西濒海，早在汉代就形成了较为发达的采珠业，南珠也成为世界名珠，而“合浦珠还”的故事则寓示了广西人对良吏善治的期盼。不仅如此，广西人还具有开放的胸襟，充分吸取外来文明的养分。开通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域外的玻璃制品传入广西，广西先民通过学习借鉴，在汉晋时期烧制出了南海玻璃。广西先民的物质创造力，奠定了广西后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广西的民间信仰非常丰富，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对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广西的民间信仰充满了多元性和包容性，佛教、道教、儒家、本土民间信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出世和入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体现了广西人的人生智慧。牟子是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六祖“无须文字的佛根”“人人皆能成佛”的传教思想，全真“自性成佛”的理念，契嵩融合儒、佛的贡献，生动地诠释了不同信仰之间的交融通路。而道教与广西壮、瑶等民族原有民间信仰、原始巫术相结合，逐渐趋于世俗化，成为壮、瑶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广西人慎终追远、感恩报德，重视对母神（龙母）、生育神（花婆）、创世神（盘古）、英雄神（莫一大王）、三界神等的崇拜，体现了对孝道文化的遵循，弘扬感恩报德的美德。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从广西人对伏波将军马援、班氏夫人、岑大将军等的崇拜上，可以发现广西人浓烈的家国情怀。马援平定叛乱、稳定边疆，班氏夫人输财助军，岑大将军忠于朝廷，他们都是广西人崇敬的对象，这是植根于广西人潜意识中的一种精神基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广西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对自然秩序和法则的遵守，形成了广西人朴素的生态意识，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注重人聚空间和谐的观念、“生产—生态—人口”平衡的发展观，这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广西地处岭南边疆地区，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南岭山地曾是“限隔内外”的屏障。但是路途的遥远和自然的阻碍并不能阻挡广西人的向化之心，自秦朝统一岭南、设置三郡以来，广西就走上了与中原地区同频共振的道路。大一统观念深入广西人的内心，即使中原地区处于分裂时期，历史上广西人也没有因为无所归依而单独实行割据，而当中原王朝政权更迭之后，广西各族首领往往在王朝的感召之下率先归附，而王朝统治者也顺利实现“传檄而定”，这与王朝的教化密不可分。广西的文化教育从汉代的播火传薪到清代的异军突起，走过了不断追赶中原先进地区的历程，在推广学校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上成绩突出，共出了10位状元，其中有2位“三元及第”。从唐代广西士人的频破天荒到清代科举人才的井喷，广西人实现了后来者居上。汉代广西本土已经出现了“二陈三士”的人才群体，本土教育的兴起标志着内生动力的逐渐形成。历经唐宋外来名人的过化与文教丕兴，沿袭到明清时期，广西科举世家辈出，高官显宦继兴，出现了明代全州的蒋昇与蒋昪兄弟、临桂的吕调阳和柳州“八贤”等。清代，随着文教的普及，广西文化水平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不仅汉族士子人才辈出，而且壮族士子冯敏昌、郑献甫竞相闪耀，少数民族地区科举取士频破天荒。而外来文人士大夫的播火传薪，更使得广西文教的面貌焕然一新，唐宋时期的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秦观，明代的解缙、王守仁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文教“内地化”的进程中，广西人的家国情怀也日益滋长，并内化为爱国、爱乡、爱民思想的有机统一。

广西的地理特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众多的山和环绕的水，塑造了广西的山水文化。而广西文学艺术也得山水灵气，在山水文化、石刻文化上闪耀着地域文化的光芒。广西文化既具有先天的自然禀赋，又是2000多年来广西先民不断创造的产物。山水是广西文化的天然名片，桂林山水无疑是广西山水文化的杰出代表，800多年前南宋诗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呐喊，是对桂林山水的终极性评价。而附着于广西秀美山水的石刻文字，则是历代文人墨客对广西文化的无声宣传。广西文化作为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在文学和艺术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广西文学从古歌、诗歌起步，汉代苍梧古歌《喻猛歌》《陈临歌》开其端，南朝齐张融《海赋》继其后，经过唐、宋、明三代的发展，在诗歌创作、词作及词学理论、散文创作等方面都成绩斐然，最终在清代达到传统时代的顶点，某些方面甚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广西的民族民间文学也迎来了它的繁荣期，《布洛陀》《莫一大王》《达稼达仑》《百鸟衣》《刘三姐歌谣》《壮族嘹歌》《密洛陀》《盘王歌》等见证了这一兴起的过程。广西的艺术多姿多彩、异彩纷呈，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竞相媲美，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在广西大地上书写的生活篇章，并深刻地影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心理感受。

广西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集中体现在节日民俗和地域风情上，其中许多节日民俗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歌圩、壮族“三月三”、壮族蚂节、壮族铜鼓习俗、壮族霜降节、瑶族盘王节、京族哈节、仫佬族依饭节、毛南族肥套、宾阳炮龙节、钦州跳岭头等。除了节日民俗，广西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还包括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及织锦技术，异彩纷呈的地方传统美食，源远流长的酒、茶文化，以及富有民族性、地域性、交融性的建筑文化。广西本土的干栏式建筑、秦汉以后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建筑、近代的西式建筑，充分反映了广西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与交融性特征。

广西迥异于北方的气候条件，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给中原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而形成了异于内地的族群意象和地域意象。特别是广西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激发了文人士大夫们记录的兴趣，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具有生物学性质的著作，包括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和张华的《博物志》、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等，促进了广西传统生物学的产生。而广西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中原人士在适应广西气候条件的体验中，又产生了广西传统医学，成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鸣元龙坡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大针，反映了骆越先民的医学知识水平，进而发展为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族先民通过对药用植物的辨识，产生了壮医药学，形成了今天端午采药和赶药市的习俗。而中原士大夫也努力寻求治疗地域性疾病的医方，产生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宋代《太平圣惠方》《脉经》和吕渭《养气汤方》等，并促进了瘴医学的形成。唐宋之后有关广西的地方著述不断出现，反映出随着中央王朝对广西统治的加强以及广西开发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广西的地理山川、历史名胜、物产资源、族群生计、风土民情等方面的认知也不断深化，从以前猎奇式的描述发展为全方位的表达，较为系统地展现了广西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全方位了解广西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广西的民族构成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各民族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彼此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桂东地区为汉族聚居之地，壮族多采取融入的态势。桂西地区的情况刚好相反，作为壮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保持得较为完整，明清以来迁入的汉族多定居于城镇，他们经商负贩，向壮族地区输入必需的商品，并运出本地的土特产品。分布于乡村地区的汉族则与壮族杂居，在相互交往之中实现了文化互鉴和文化共存，一些地方甚至实现了民族交融。桂中地区则处于桂东汉族聚居区向桂西壮族聚居区的过渡带，这里“民夷参错，混同其生”，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独特的地理区位、复杂而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状态、文化的多样性和外来的挑战，使广西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想品质。总结起来，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团结进取的昂扬风貌、刻苦担当的精神取向。新时代的广西人正不断吸收优秀传统思想的养分，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昂首阔步走在“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上，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