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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玻璃器还属于较为稀少的珍贵之物，中国文献中称为“流离”“琉璃”“陆离”“璆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西合浦、贵港、梧州、贺州、昭平、兴安、柳州等地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随葬玻璃器，包括玻璃珠、玻璃管、玻璃耳珰、玻璃环、玻璃璧、玻璃杯、玻璃盘、玻璃碗等。其中玻璃珠的使用较为普遍，有透明的、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形状有算珠形、椭圆形、棱形、橄榄形、网坠形、扁扣形、壶形、足球形、鱼形、瓜形、花篮形等，颜色有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粉红、砖红、紫褐等。
玻璃器的制作始于海外，中国的玻璃器首先从丝绸之路传入，随后中国人通过技术引进和学习模仿，逐渐实现了本土化生产。至迟到东汉时期，广西已经能够生产玻璃器。根据能谱分析和密度测定，汉代来自海外的玻璃主要为钠钙玻璃，中原内地生产的玻璃为铅钡玻璃，而广西境内生产的玻璃则为钾硅玻璃。钾硅玻璃的镁元素含量极低，克服了中原内地铅钡玻璃不耐高温的缺陷，可以用来制造饮食器皿，因而出现了盘、碗、圜底杯、高足杯、托盏高足杯等新器型，从而开启了汉代玻璃生产的新格局。在掌握了玻璃烧制技术后，中原内地模仿中国传统的玉璧、玉耳珰、玉鼻塞等，生产出属于铅钡玻璃系统的玻璃璧、玻璃耳珰、玻璃鼻塞等；而广西人则模仿中国传统的玉杯、陶杯、铜杯的形制和纹饰，生产出属于钾硅玻璃系统的各种珠饰、环、盘、龟形器、圜底杯、高足杯等玻璃器物。
贵港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玻璃托盘高足杯，工艺非常精美，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汉代以来广西玻璃器的物质生产，终于汇集成三国和晋代的文化表达。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南海之滨的自然灰，应是一种自然纯碱或草木灰，可作为制造玻璃的助熔剂。合浦出土含钾量较高的玻璃制品，很可能就是利用这种自然灰作为助熔剂，因此广西制作的“钾玻璃”又被称为“南海玻璃”。晋人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也记载了岭南地区借鉴外国技术制造玻璃的方法：“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的“水精碗”就是玻璃碗，“交、广”即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可见晋代及以前两广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玻璃的技术。
唐代，一些波斯陶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一部分流入广西境内。1990—1998年，在广西桂林和容县的十余处唐代遗址中，发现了来自波斯的孔雀蓝色釉陶双耳瓶残器，装饰有波斯陶器常见的联珠纹、弦纹、网纹、水波纹、捏贴花边等。波斯陶瓶主要用于盛装葡萄酒，传入中国后成为达官显贵追逐的奢侈品，也是景教（基督教在叙利亚的一个支派）在中国传播时不可缺少的圣餐仪式用品。波斯陶器在唐代桂州和容州城址中的出现，不仅印证了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在中国已经“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而且反映了珠江上游西江水系和湘桂水道曾在海上丝绸之路向中国内陆的延伸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