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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没有历史先例可以学，在他之前，尧舜禹汤是部落政治，周朝是城邦政治，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地方郡县二级制看起来则是失败的。刘邦设定的帝国制度是郡国并行，也就是皇帝对各王侯是一个系统（周朝的设计），中央对郡县是一个系统（秦朝的设计），封国相跟郡太守同品秩（二千石），都是地方首长，但不相统属。如此设计当然会出现扞格，但在当时却是“折中而不极端”的考量。
刚称帝时，刘邦封了很多王，除了韩信、彭越、英布，还包括吴芮、韩王信、臧荼、张敖、卢绾等。杀韩信之后，刘邦开始封刘姓皇族为王。后来臧荼、卢绾竟然也造反，刘邦在平定诸王叛变后，猛然惊觉他的控制力其实只局限在关中和河洛地区，远一点就鞭长莫及。同时，万一再有叛乱发生，也没有能够让自己放心的将领可以领兵出征。
于是刘邦想出一个他认为可以一劳永逸的办法：他召集诸将，斩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就是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而且诸将封侯者“国以永存，施及苗裔”（诸将为了保卫自己后代的利益，会努力保卫帝国）。
刘邦认为这样就可以拱卫刘氏天下，永保无虞了。但历史证明他的想法错了，后来汉景帝时发生“七国之乱”，就是刘姓皇族造皇帝的反。但那是后话不赘，此处重点在于，刘邦得天下之后，非常用心地思考帝国永续之法，并将想法付诸实施。这一点，秦始皇有做，项羽没做。
刘邦虽然受本身才具所限而不能做更好的设计，但是他的“后事安排”却奠定了大汉帝国的百年兴盛。
刘邦在亲征英布时受了箭伤，归途中伤势发作，相当严重。回到长安，吕后找来良医，入寝宫看诊。
刘邦问：“情况如何？”
医生说：“没问题，有把握治好。”
听他这么说，刘邦突然变脸，大骂：“老子一个老百姓提三尺剑取得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既然我的命系于上天，纵使扁鹊来治病，又岂能改变天意！”不许医生继续看病，赐他五十金，打发走路。
这番话让吕后惊觉，刘邦一辈子都不听天由命，现在突然讲起“天命”，显然不寻常。过了一会儿，吕后等他气平些了，问：“陛下百岁以后（指过世），萧相国如果死了，谁能接替相国重任？”
吕后这一问，登时唤起了刘邦的危机意识，看来自己死后，老婆会总揽一切，难道刘家的天下将因此送给吕家？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刘邦说：“曹参可以。”
“曹参之后呢？”
“王陵可以。但王陵稍微憨直了一些，处理事情不够灵活，陈平可以帮他忙。陈平小聪明很多，可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为人宽厚自重，不做表面功夫，可是将来安定咱们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掌军事）。”
吕后再问以次。
刘邦说：“再往后，你也管不到了。”
吕后显然没有体会到刘邦所谓“安定咱们刘氏天下”的意思，否则后来不会任命“王陵+陈平+周勃”的执政团队，而后来平定“诸吕之乱”（吕后当家，娘家兄弟外甥一度执掌大权），也是陈平跟周勃主导，证明了刘邦的先见与高明。
刘邦的遗言确定了“萧规曹随”，因此奠定了大汉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础。
之前提到萧何能够与时俱进，在帝国肇建，自己成为相国之后，他制定《九章律》，在秦代旧律的六章（盗、贼、囚、捕、杂、具）之外，加上“户、兴、厩”三章。而《九章律》加上叔孙通、张汤、赵禹等制定的律法，组成后世所称“汉律”。
也就是说，当初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是让关中百姓在承受秦朝严苛法律多年之后松一口气，而大汉帝国肇建之后，萧何将秦法修改增补，使法律更完整周到。秦朝法令失之严苛，萧何自己担任相国，加上曹参跟他作风一致，能够保证法令不至于过分严苛。也就是说，汉朝能够比秦朝更“合理法治”，那正是人心安服的重要因素。
而曹参的态度更为难得：虽然他跟萧何是一同起义的老同志，可是我们看过太多例子，老伙伴“未达时友善，既达时有隙”，古今皆然。曹参能够承认自己不如萧何已经不容易，为了国家而不求个人名声，更堪为千古典范。
同时，西汉初年丞相能够“封还诏书”，相当于宰相拥有复决权，这跟最初几位宰相如相国萧何、曹参，丞相王陵、陈平等，都是和刘邦一同打天下的老同志，压得住属于晚辈的刘姓诸王列侯有关（相权到汉武帝时才遭压制）。而“萧规曹随”让吕后无萧曹间矛盾可利用，也是相权能够制衡皇权的重要因素。
总之，刘邦与诸将立“白马之誓”是有意识的，但这个誓约只在诛除诸吕时产生了作用，后来甚至成为“七国之乱”的根源；而“萧规曹随”是刘邦无意识造成的，却奠定了西汉帝国绵祚二百一十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