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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一再出现一个词“王者不死”，意思是，某人系“天命所归”，所以能大难不死，甚至屡屡逢凶化吉，想要害他的人都不成功，因此说他是上天注定的“王者”。可是这个说法是倒果为因，其实是某人在群雄逐鹿天下的淘汰赛中赢得了最后胜利，其他逐鹿对手都死了、投降了，而他没死、胜利了，他才成为王者。
本书选择的五位开国君主，都是因为前朝天命终结而兴起，其中只有曹操未能建立“天命”，另外四位：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都建立了一个长久的王朝。他们也因此赢得了撰史权，史书上于是充斥关于他们的各种神迹，例如：母亲与龙交合而生、相貌隆准日角、黄龙现身出生地、出生时二龙戏于门外、生产时红光满室等，也是要为他们的“天命”做佐证。
然而他们确实屡次逢凶化吉，难道真是因为生有异象、王者不死吗？还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对了什么？本书要窥探的，就是他们在关键时刻，面对机会出现（好运或危机）时所做的决断。他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是在怎样的情境、心境之下，依循怎样的思考做出决定？至于曹操，正好是一个对照，他距离一统天下可说只差一步之遥，他的功业更丝毫不逊于另外四位，那么，他又为什么可以称帝而终其一生不称帝？
为此，本书在述说历史时，增加了两个单元“赞”和“觇”，前者是评论，近似史书作者的曰、言，后者是觇探当事人在当下的心境，和他做成决定、采取作为的思考因素。
用这样的方式说历史故事，其实是希望带动一种学习历史的方法。钱穆先生说：“读历史要在现实中找问题，到历史里寻答案。”然而时空迥异、人事殊非，想要复制前人的成功，事实上不可能，但是进入历史情境，体会前人当时的心境，探索他们取得成功或化险为夷的决策思考——当时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甚至该赌、不该赌，却是可以学到，而且有事实结果可验证的。
“天命”不应该是阴阳学的定义，本书对“天命”尝试做不一样的诠释。
上古时代有信仰而无宗教，农业民族凡事看老天的脸色，于是人们信仰“天”。而地上的政权为了巩固它在人民心中的正当性，乃宣称自己得到“天命”。
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不必托言天命，因为人心（四方部落）认同舜、禹最贤能，他俩继承尧、舜为领袖理所当然。可是，禹死后，四方部落不归向禹所指定的继承人益，而归向禹的儿子启，因为启比较贤能，却就此走入君主世袭。
夏朝传到桀，桀暴虐，商汤伐桀是顺应人心，但是夏朝建立既久，人心认同夏朝有“天命”，商汤要颠覆夏朝的正统，于是在誓师之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凯旋之时又说“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意思是夏朝失去了天命，并于人心广植“商朝有新天命”的观念。后来商朝传到纣，纣暴虐，周武王伐纣，同样模式再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
简单说，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应人”是必要条件，“顺天”则是充分条件。
到了春秋时代，虽然周天子沦为名义上的诸侯共主，已经毫无实力，可是当楚庄王向周王室“问鼎”时，王孙满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天命未改”。
楚庄王当时讨伐戎人得胜，班师途中将大军开到雒邑城外示威，派出使者向周天子“问鼎”，王孙满对楚使说：“重点在德而不在九鼎，周王室虽然式微，天命却还没改变，不是你们楚王可以问的。”王孙满这番话点出了一个铁则：若前一个“天命”尚未终结，就没有下一个“天命”。
直到秦始皇削平六国，周朝的“天命”才结束了。秦始皇得了天下后，用和氏璧镌刻一方传国玺，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目的当然是彰显秦朝建立是拥有“天命”的，可是这方传国玺却在仅仅十五年之后就被呈献给了刘邦。刘邦拿到了传国玺，并且击败项羽得到天下，但是汉朝的“天命”却不是因传国玺而建立，而是因为西汉政府的治理得人心，国祚延续了两百多年。
于是对前述铁则有必要做一些修改：周的天命告终，而秦的天命不能建立，汉朝才有了机会。虽然必要条件“应人”不变，但充分条件“顺天”不同了：“天命”不是制造神话或拥有传国玺就能建立，必须年祚够长，而年祚久远则建立在治理得人心上面。汉朝董仲舒说得最明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简单说，就是得人心才能得天命。
本书五位主人翁都是在前朝失去“天命”，兵革四起的情势下，赢了逐鹿大赛，后来也能长治久安，乃建立了“天命”。
公孙策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传·宣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