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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这件事同时，苏轼又在母亲的指导下，在《后汉书》中读了范滂的故事。
范滂字孟博，从小就有气节，长大后以天下万民为己任。
当时的东汉，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纷纷上疏，指斥时弊，却被诬为“朋党”，下狱禁锢。后人把这次事件称为“党锢之祸”。
范滂年纪既轻，又敢于仗义执言，被京师的太学生和各地读书人视为楷模，也成了当权宦官的眼中钉。就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第一次党祸时，范滂便被捕下狱。
当他出狱被遣送回征羌县（今河南郾城）老家时，汝南、南阳一带的士大夫不约而同前来迎接，所乘车辆竟达几千辆。
人虽然放了，而朝政如故，名士领袖陈蕃等人竟被宦官矫旨而杀。
范滂愤怒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能一再上书，把希望寄托于皇帝的清醒。
但继位不久的灵帝比死去的桓帝更加昏庸，在宦官们的策划下，建宁二年（169年），对士大夫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打击，范滂也在缉捕名单中。
负责督察纠举的汝南郡督邮吴导接到逮捕范滂的诏书，闭门痛哭，不愿将诏书交给县衙执行。
范滂听说这件事后，知道诏书与自己有关，当即往县衙投案。
征羌县县令郭揖素来敬仰范滂，见他主动投案，大吃一惊。郭揖脱去官服，封好大印，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天下大得很，您何必去送死呢？君若不弃，我愿陪您一起走。”
当时天下大乱，出逃避祸是普遍现象。二十年后，董卓缉捕曹操，陈留县县令陈宫便和曹操一起逃亡。
但范滂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他认为事情是自己引起的，不能连累他人，也不愿因自己逃亡而祸及老母。
范滂说服了郭揖，然后与母亲辞行。
他跪在母亲膝前，声泪俱下：“儿子就要和母亲诀别了！为正义和道德而死，是母亲的一贯教导，孩儿虽死犹荣。弟弟仲博孝敬，他会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令儿子痛心的是，从此以后不能再在您膝前尽孝了，而您又要忍受割舍骨肉的痛苦。希望母亲节哀珍重！”
范母是位深明大义的女性，在这生离死别之际，她将满腔苦楚和愤怒压在心中，鼓励儿子说：“你所做的事，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百姓，而且已和李膺、杜密这样的著名人物齐名，死也是光荣的，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高兴！”
范滂辞别母亲和妻儿，慷慨赴义，年仅三十三岁。
苏东坡的母亲教儿子读这段故事是有深意的。对于儿子的聪明及日后在事业上的成就，母亲已有预见，因而主要向儿子灌输为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品格高尚。
苏轼虽然只有十岁，却被范滂的高尚人格所感动。他问母亲：“我长大后如果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
母亲看看满脸稚气却又异常认真的儿子，心头一阵激动，她点点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如果说苏轼从范仲淹的事迹中产生了“奋励有当世志”的责任感，那么，从范滂的事迹中则进一步悟出了做人的道理。
古人讲究治国平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的功夫做起，只有先做好人，才谈得上去报效国家。苏轼的母亲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儿子进行教育。
不过，无论是苏轼还是苏母，都还不知道这位九百年前赴义的范滂，正是当时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的远祖。否则，母子俩不知会激动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