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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几乎与苏轼兄弟回到汴京的同时，神宗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一场对北宋政权具有生死存亡意义，同时还对中国近古以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开始了。
王安石比苏轼年长十五岁，是位具有特殊个性和思想方式的人物。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在二十二岁时中进士，但生活经历并不一样。
苏轼在二十岁随父亲到成都见张方平之前，没有出过眉山。他的前二十年是伴随着书本长大的，民间疾苦、国家安危，对于他来说都是属于理念的，并无切身感受。家庭生活条件的相对宽裕，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使他从无缺衣少食的忧虑，所以进京途中，扶风旅次馆舍条件之差便使他难以忍受。从小就得到的“神童”美誉，也使他比同龄人有更多的优越感和浪漫色彩。
王安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却是在车船和马背上度过的。他的父亲王益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的进士，那时王安石尚未出生。此后，王益便长期在江西临江（今樟树市）及扬州、韶州（今广东韶关）、江宁（今江苏南京）等地任地方官。王安石便是在临江出生的。王益是一位实干家，每到一地，总要察访民间疾苦，兴利除弊。王安石从小耳闻目睹的便是社会底层民众的饥寒交迫，以及父辈对国事的分析和忧虑。
由于这些阅历，加上自小性格倔强，王安石小时便有“獾郎”之称。所以尽管也才学出众，但他讨厌别人以“文士”看自己，也看不惯别人卖弄文字。
他和苏轼一样，从小就有一种济世救民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现实。因此，他在实现这种使命感时，便比其他人更为执着。
说来苏轼父子与王安石并无太多接触，但阅历、个性及思想方式的不同使他们一接触便彼此产生不满。
当年苏轼父子尤其是苏洵的文章在京师一炮打响，天下传诵，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这里实际上存在着文风的不同。苏洵论事如高屋建瓴，讲究气势。王安石行文却以拗折峭深著称。他认为苏洵的文章是书生见识，既无实效，也无深度。与此同时，苏洵则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喜欢故作高深，以示标榜；由文及人，认为王安石为人也有许多伪君子的成分。
苏洵曾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辨奸论》。在这篇论文中，苏洵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论点：人们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测人比测风雨还困难；原因在于起风下雨都有征兆，而人却善于伪装。经过这番务虚之后，苏洵笔锋一转，开始务实了：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这番议论，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冲着王安石而来的，因为举朝只有王安石一人屡次拒绝到京师任职；而且越是拒绝，名气越大，称赞他的人就越多。
苏洵写到这里，还唯恐人们不明白，他继续为王安石画像：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这“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是有典故的。当时盛传王安石的一些轶事，其中两件尤为精彩。
据说有一次，仁宗皇帝宴请大臣，王安石也在被请之列。不过这次宴席有些特别，开宴之前让大臣们在内苑钓鱼，谁钓的谁吃，御厨当众表演烹调技术。如果真有此事，那当然是皇帝在寻开心，不过也是别开生面。
但王安石对此很是不满。他希望君主励精图治、谨自节俭，反对这种无视内忧外患的瞎折腾。但他表示不满的方式与众不同，别人是动不动就上本，或者面争廷折，他不动声色，端起面前用金盘盛着的鱼饵便吃了起来，吃得一粒不剩。
他的这种表现方式当然是许多人理解不了的，其中就包括仁宗皇帝。仁宗觉得王安石的举动太过虚伪，令人扫兴。第二天仁宗便对宰相们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如果他误吃一粒鱼饵，可以说是没注意，但他把一盘鱼饵都吃下去，这就是有意的了。”
仁宗按照寻常人的习惯来认识王安石，却不知王安石恰恰不是寻常人。但王安石“食犬彘之食”的笑话也就此传开了。
王安石的邋遢和不修边幅也是人所共知的。据说他外面的袍子是不换的，满身油迹、墨迹，令人发笑，但自己从没有觉得不舒服。有人打赌，说即使有人把他的袍子换掉，他也不知道。为此，朋友们进行了一次试验。他们邀王安石一道去寺院的浴堂洗澡，等王安石洗澡时，便将他那件邋遢的长袍扔掉，另外放了一件新长袍在原处。王安石洗完澡后，提起袍子就穿，竟然没有发现已被掉换。其实，这种对生活细节马虎的人并不少见，但王安石从此被冠上了“衣臣虏之衣”的声名。
苏洵的文章写到这里，就剩下没有公开点名了。但这正是苏洵的目的，他希望人们对他所说的人提高警惕，指出此人凡事不近人情，正是春秋时管仲所说的竖刁、易牙和公子开方之流的大奸大恶之辈。
但是，就像人们不理解王安石的生活习惯一样，人们也没把苏洵的警告当回事，甚至苏轼、苏辙兄弟也认为父亲过于危言耸听。王安石由此对苏洵父子不满就不难理解了。当年王安石拒不撰写苏辙的委任状，未尝不是一种报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