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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受儿媳去世的打击之后，苏洵的病又加重了。
这位从二十七岁起才开始发愤读书的晚成者，在学业上取得了不愧于两个儿子的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儿子们在省试中一举成名，和他先声夺人的舆论准备不无关系。但儿子得到的功名，父亲没有得到。为此，他怨天尤人，却一直没有真正反省。
如果早二十年或早十年下功夫，或许苏轼出生时他就已经取得了功名。如果他不在京师闯下那么大的名头，不自视过高、期望过切，也许会接受朝廷的安排，参加一次近于仪式的策试而进入仕途，可他偏偏等着朝廷对他免试。如果他想开一些，干脆以文自娱、以文论道，抛弃对功名的追求，或许会得到感情上的平衡。但他既看不开，也想不透，这就决定了他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经过反复陈述，韩琦总算帮着他奏请或者说给了他一个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主簿的官名，以领取一份俸禄，但苏洵并不赴任。在与人合修了一百卷为本朝帝王立传的《太常因革礼》后，他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距王弗去世不到一年，苏洵也去世了。他是带着满腔未遂的抱负而走的。但这种抱负说来也很可笑。十多年前，雷简夫曾经给了他极高的评价，说“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苏洵的抱负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被这句话调动起来的。但当权的韩琦诸人不但没有让他做帝王师，连皇帝的面也不让他见。
其实，就算是做了帝王师又能怎样？门生天子果真会按他的意见办吗？二十年后，儿子苏轼倒真是做了帝王师，却酿成了晚年的流亡和贬谪。
苏洵的死，在京城引起了震动。虽然他只是挂名的九品主簿，垫底的官，但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政论家。他在世时被当道者所遏，很大成分是因为这些政论文；而死后所引起的震动，也正是因为这些政论文。他的遗憾和荣誉都是由这些文章而起，如果没有这些文章，也就没有苏洵。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苛求生者而厚待死者。苏洵死了，荣誉也就跟着来了。根据死者生时的意愿，英宗赠他为光禄寺丞。这是正八品官，比主簿高了两级。同时，英宗命有关部门提供船只，以便其子护送他的遗体还乡入葬，这个待遇却不是八品官所能享受的。
这两条决定，其实也是当政者们做出的，反映了他们对苏洵的基本看法。就官禄而言，此公得了正八品就算是到顶了；就其学问而言，却不是可以用官品衡量的。因此，他享受的是文化名人的待遇。
苏轼兄弟都按惯例告了丧假，护送父亲的灵柩，由汴水经运河入淮，顺淮河而下，再经运河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差不多一年之后，即治平四年四月，兄弟二人才到达家乡眉山。
说来，所谓“丁忧”也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制度。父母死了，得守孝二十七个月，以培养忠臣孝子。但真正认真去做的，少而又少。以苏轼而言，第一次母亲丧期才满，就有了儿子苏迈，这丧期内不得与妻子同房的规矩已成虚文。这一次他送父亲灵柩归葬，因有官船接送，省去不少辛苦，沿途游山玩水，在路上竟走了一年。苏轼兄弟对父亲的感情不能说不深，而这种归葬法，却又是对丁忧制度的嘲弄。
到眉山后，二人将父亲与母亲合葬。墓穴是早就建造好了的。同时运回的还有苏轼亡妻王弗的灵柩，葬在苏洵夫妇旁边，让她在地下继续侍奉公婆。
苏轼是喜事之人，凡事一经他的手，就得轰轰烈烈。他请人在父母和妻子的坟地周围种下三千棵松树（一说三万棵），以使将来坟地在林木葱茏中。他用这种方式，来寄托对亲人的哀思。
转眼已是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了，苏轼兄弟二十七个月的守制期也满了。在这二十七个月中，朝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宗皇帝已于上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去世，继位的是神宗皇帝赵顼。当时苏轼兄弟还在返川的途中。
对于这些，苏轼兄弟并不过于介意，他们已经经历过仁宗皇帝去世、英宗皇帝继位的变故，无非是老百姓要遭受一次实际上的劫难，又得到一次名义上的恩典罢了。
旧君去世，按规矩得营造山陵，营造费自然是向百姓摊派。这是急如星火，必须兑现的。新君即位，按规矩得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不赦者，囚犯均予释放。如此固然可使大量无辜平民重返家园，同时也重新成为国家派役的对象；大大小小的刑事罪犯及欺压百姓的“大虫”被放了出来，重又为患。大赦的另一条内容，是免除老百姓以往拖欠的税粮，这一般是张空头支票，即使不免，国家也收不上来。
此外，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许一批老臣因此退位，一批新进得以掌权。苏轼兄弟已经听说江宁知府王安石被召回东京任翰林学士，韩琦则被罢相了；又听说最近皇帝让王安石越次入对，这倒引起了苏轼兄弟的极大兴趣。
据说皇帝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为此，王安石上了一篇著名的对策，分析了所谓百年无大变而粗致太平的原因，接着猛烈抨击了因无大变而导致的“因循末俗之弊”。他认为，因循末俗而导致无亲友君臣之义，皇帝朝夕相处的，是妃嫔和宦官，上朝视事，也不过听有关部门说一些琐碎细末之事，而全然不像古代那些有为的君主——他们接触的，全是有学问、有见识的大儒，讨论的全是先贤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接着，王安石从科举用人及理财、兵备、农耕四个方面对现状进行了批评。
对于科举用人，王安石认为其弊在于专以诗赋记诵取士而缺乏学校养成之法，专以科名资格任官而缺乏考核业绩之方。对于农耕，王安石认为农民疲于差役，而没有有效的赔偿救灾措施，尤其没有组织农民兴建农田水利工程，致使其缺乏抗灾能力。对于兵备，王安石认为其弊在于士兵老弱病残充斥，缺乏战斗力，又没有严格的训练规程；尤其是将领无统兵之权，遇事临时调遣，将不知兵，兵不服将，所以一战即溃。对于理财，王安石认为以往全无法则，所以虽然提倡俭约而百姓富裕不起来，皇帝虽然汲汲于求治，国力也仍然振作不起来，国弱民贫，由此而起。
王安石的对策，令远在四川的苏轼兄弟钦佩不已；虽然对王安石本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但从对策看，他还真是王佐之才。回想自己，乃至故去的父亲，只知书生论政，说这不好、那不行，但国家积弱、百姓饥寒的真正症结在哪里，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经王安石一剖析，病根就出来了。但他们又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不舒服。王安石说本朝专以“诗赋记诵”取士，这是不是针对自己？但又不像。本朝的著名人物，包括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还有他王安石自己，不都是以诗赋记诵而进入仕途吗？
既然理不清，就不去理它。苏轼兄弟终制后也不急于还朝，先将家事安排好。
妻子王弗已去世三年了，儿子苏迈也快十岁。无论对前妻如何思念，中年续弦也是天经地义之事。有道是女人无夫身无主，男人无妻家无主，总不能独自带儿子过一辈子，这也不是亡妻的生前遗志。
第一次娶妻是依从父亲的意志，第二次娶妻苏轼可以自己做主了。他仍然将爱情之箭射向青神县的王家，是出于对亡妻的怀念，还是早有意中人，抑或是对青神王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兼而有之，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新娘他是早就认识的，她是王弗的堂妹，被称为“二十七娘”的王闰之。
苏轼与王弗成亲时，王闰之才八岁，虽然不懂男欢女爱之事，但对这位有“神童”之称的堂姐夫充满着崇敬和好奇。到苏轼回川为母亲守孝时，王闰之已十几岁了，能追随大人踏青郊游。堂姐夫虽然在京师中了头榜，却仍然像当年那样随和，那样幽默，那样畅怀大笑。自己虽然净问些小孩子的事，他却乐意解说。看得出，他很喜欢自己。
苏轼第二次出川，一去就是十来个年头，他的风光事却不断传到四川，传到眉山，也传到青神。
王闰之对堂姐真是羡慕。作为一个女人，能嫁一位如此有才气又待人诚挚的丈夫，还有何求呢？等到听说堂姐去世了，王闰之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才二十七岁，以前也没听说有什么大病，怎么一下子就去了？她由为堂姐惋惜，又转到了对姐夫的思念。一个男人，身边没有女人照顾，那日子多难过？苏迈尚小，怎么能够没有母亲？整天就是胡思乱想。
治平四年，苏轼扶灵柩返乡了，王闰之又是高兴又是难过。看看苏轼那长途跋涉后饱经风霜的脸，王闰之由崇敬而转为同情了，不知怎么就觉得有一股责任感。其实，苏轼返乡时，王闰之已经二十一岁了，却仍待字闺中。
在那个年头，女子十二三岁定亲，十五六岁出嫁是非常普遍的，王弗就是在十六岁时嫁给苏轼的。王闰之二十一岁不嫁，很难说不是在等待。
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有理由嫉妒苏轼，嫉妒他才高八斗，嫉妒他前后所娶的两位王氏女都堪称良缘佳配。到成婚时，苏轼三十二岁，王闰之二十二岁。他们将一道走过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长的二十四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