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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做了四十一年太平天子的仁宗皇帝赵祯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龙驭上宾了，继位的是英宗赵曙。
赵祯在位期间，虽然水旱蝗涝不断，到处有民变、兵变发生，但凭着祖宗留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渡过了难关，成为北宋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赵祯本人也以仁恕爱民为标榜，所以死后才得了“仁宗”的庙号。尽管如此，他生前却没有留下嫡传骨肉，只好立叔伯兄弟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皇子，以继承基业。
赵曙继位后，改年号为“治平”。到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苏轼签判凤翔已整整三年，按当时的规定，得赴京接受考核，以定升、降、留、罢。第二年正月，苏轼回到了东京汴梁。朝廷将如何安排自己，苏轼心中无数，但等待他的，是又一轮考试。
英宗为太子时，就仰慕苏轼的文章，深为苏轼未能入翰林院感到惋惜；如今自己即位了，应该让苏轼发挥才干。但英宗毕竟年轻，不知世上不尽如人意之事居多，虽然贵为天子，也不是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当他把自己想依照当年唐玄宗让李白任翰林学士（实为待诏）的故事，将苏轼调升翰林的打算告诉宰相韩琦时，却被韩琦带着绕了一个大圈子。
在三苏进京时，韩琦对他们的文章是非常赏识的，但和苏洵接触几次之后，渐渐有些不耐烦了。他觉得苏洵的文章确实不错，但年近五十的人一点也不通世事，写文章就写文章，何必汲汲于仕途；况且又对为政之难一点也没有了解和体会，总认为做大官的都是尸位素餐，全不以国计民生为念。苏洵有一次甚至向韩琦进言，认为要扭转官场积弊，应该以诛斩为先，这就使韩琦更为不快。
韩琦早年也是激进分子，以激扬风气、革除积弊为己任，并且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但随着阅历的加深，又经历了变革失败的痛苦，他逐渐发现，为政并不像书生议论那么轻松，尤其是国家积弊已深，任何过急的举措都会遭致各方面的反对。
尤其是回京执政后，韩琦早已不是当年的激进派，而是典型的稳健派了，所以对苏洵的书生论政既觉得反感，又觉得有几分可笑。
无论苏洵怎么四处奔波、反复陈词，无论舆论如何盛赞苏洵的文章，可就是通不过韩琦这一关，只请准皇帝给了苏洵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而且还是“试”校书郎。
但对苏轼和苏辙，韩琦还是器重的。苏轼虽然爱发议论酷似其父，但毕竟年轻，经过一番磨练或许会好一些。但二苏在嘉祐六年的策试，说话毫无顾忌，全然不留面子，深深地刺伤了韩琦。
如果韩琦当时不在宰相的位置上，感觉可能会不一样，但一在这个位置上，所有的批评便似乎全是冲着自己而来。虽然当时苏辙比苏轼还要冲，但毕竟小两岁，而苏轼已二十六岁，老大不小了。将苏轼放到凤翔去，其实就是韩琦的主意，至于如何理解，则因人而异。这既可以说是爱护人才，挫挫年轻人的棱角，也可以说是排斥人才。苏轼的一位好友佛印和尚后来就曾公开表示过不满。
三年过去，又要旧事重提了。
韩琦见英宗提出要让苏轼进翰林院，也不便正面反对，只是说这样做对苏轼未必有好处。
英宗听了觉得奇怪。韩琦解释说：“苏轼确实有才，岂止有才，可以说是才器远大，不可限量。当年先皇仁宗皇帝便许以宰相之位，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本朝用人，讲究循序渐进，切勿过急。如果皇上眼下就委以重任，恐怕天下不服，对苏轼并无好处，这不是爱才养士之道。”
听了韩琦这番话，英宗觉得自己倒真是有些过急了。
那么什么是爱才养士之道？韩琦自然有说法：“所谓爱才之道，用之不过急，擢之不过速，显之不过度，褒之不过分。等到他的才能为天下人所知，为天下人所服，众望所归，然后委以重任，那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吗？”
英宗这一下彻底信服了，姜是老的辣，此话真不假，自己怎么就没有韩爱卿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远呢？
本来很自信的英宗，在这位四平八稳、老成练达的宰相面前，突然觉得没有主见了。他问道：“苏轼不能做翰林学士、知制诰，那么修起居注该可以了吧？”
韩琦仍然摇摇头：“也不行！修起居注与知制诰职位相近，也容易遭致非议。”
英宗傻眼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得有个行的呀！
其实，韩琦早有主意，他建议对苏轼再进行一次考试，如果这些年有长进，便安排他在史馆任职，既可接近皇上，又可继续增长学问。
英宗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对苏轼进行了又一轮考试。
当然，考试对苏轼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不就写写文章吗！照样是挥笔立就。苏轼进了史馆，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在国家档案馆或文史馆任职。
韩琦的这番苦心，实在是令人难以猜测。说是爱护苏轼，便应给他压担子、干实事，增长行政才干和经验，而不应该把他安排在史馆之类的“闲曹”；说是排斥苏轼，可苏轼很乐意在史馆涉猎宫中藏书，做舞文弄墨的事情。
如果认真琢磨，我们不能不佩服韩琦的老谋深算。从苏轼兄弟的策论中，韩琦已经看出他们与自己政见上的不同，而仁宗皇帝已经声言这两位是未来的宰相，尤其是苏轼，数年之间文名远播，一旦担任有“内相”之称的翰林院知制诰，岂不成了自己的潜在对手。韩琦素以奖掖人才著称，并非虚言。但他奖掖的是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所谓君子同道，而绝不奖掖与自己唱对台戏者。但苏轼也有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太过于喜欢玩弄文字，如果引导他继续在这条路上发展，那么他就不可能腾出精力来应付官场角逐了。韩琦的安排，或许就是在这条思路上进行的。
作为文人政治家，苏轼在以后的生涯中，文人色彩不断强化而达于极致，政客色彩则趋于淡漠，直至被对手逼到绝路，不能说与韩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