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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策试的成功，使苏轼兄弟在仕途上跨进了一大步。但是，也正因为在策试中极论时弊，苏轼兄弟一开始就尝到了被穿小鞋的滋味。
虽然仁宗以为找到了两个未来的宰相，但现任的宰相容不得这未来的宰相。按理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策试，苏轼还入了第三等，应是翰林院的当然人选，但只得了个大理寺评事的京官衔，签书凤翔判官。
如果是在汉唐，关中为帝都，凤翔为长安的西门户，那是个好去处。但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宋太祖定都东京汴梁，政治中心在中原，关中便为偏僻所在。尤其是西夏强盛以后，关中成了兵连祸结之处。凤翔府所在的秦凤路，与西夏毗邻，虽说十多年前双方签了和约，宋朝政府每年“赐”给西夏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以换取边境的安宁，但西夏人越境劫掠之事仍时有发生。将一位以文章著名的才子放到这个地方来办事，不能不说是当权者在进行某种报复：既然年轻人没吃过苦头，那就让他尝尝吧！
苏辙比哥哥更惨，他只得到个商州推官的头衔。商州也在关中，本来兄弟二人可结伴而行，但负责起草诏令的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在制科策试时“专攻人主”，故不写委任状。苏辙只好在京城等待，苏轼只得独自上路了。
从童年起，兄弟二人一起进州学，一起随父往成都拜谒张方平，一起考乡试、考省试、考殿试中进士，又一起回川奔母丧，一起二度出川，一起应制科，虽然不能说是形影不离，却也是同进同退，不曾落单。这次苏轼的签判凤翔，是兄弟两人第一次分别，从此以后，两人只得各奔东西。说来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终不成兄弟二人像当年伯夷、叔齐那样，厮守首阳山。只要图进取，兄弟总是要分开的。但从感情上说，难舍难分。
苏辙从开封一直将哥哥送过郑州，在兄嫂的一再劝说下，才挥泪掉转马头，踏雪东回。望着已长大成人的弟弟渐渐远去，苏轼不禁一阵难受。以往是携手闯难关，往后就得孤身走天涯了。
在朝中权贵看来，将苏轼发往凤翔，是对他狂妄不羁的惩罚；而对苏轼自己来说，去关中却是求之不得。有道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大凡血气方刚、抱负不凡的年轻人，都希望到边疆去，到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去，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凤翔地处西陲，逼近西夏，自己从小敬仰的大豪杰范仲淹当年就在这一带和党项人周旋。初入仕途，就被派往此地做官，谁能说不是天意的安排呢！
苏轼到凤翔时，凤翔太守名叫宋选。这是一位为人厚道的实干家，对在京师闯下极大名头的新下属，宋选更表现出他的长者之风。说实在话，苏轼开始对这位不大摆弄文字的上司是有些看不起的，但很快被他的深入细致、与民同忧的作风和品格所感染。
苏轼第一次赴京时，途经凤翔府所属扶风县，在此地住了一个晚上，传舍的条件极差，叫人无法忍受。这次到凤翔，他重游扶风传舍，却发现刚刚改建一新，可以和官府、庙观及富人住宅媲美。来往士商都称赞说，到了传舍犹如到了自己家里，乐而忘去。条件一改善，住的客商多了，也促进了凤翔的经济发展，可说是一举两得。
苏轼虽是以文章取官职，却自小以天下为己任，以万民为忧思，只是不知从何入手。传舍的变化，使他开始感受到了当年使自己激动不已的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真正含义，欲成大事者，不正是应该从老百姓衣食住行之类的小事做起吗？他开始对宋太守刮目相看了，也开始脚踏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