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得意

就在苏氏父子春风得意之时，却接到从四川传来的噩耗，勤谨一生的程氏这年四月初八在家乡眉山去世了。这噩耗恰如晴空霹雳，父丧其妻、子丧其母，苏洵父子欲哭无泪、欲号无声。可怜的妻子，盼丈夫盼到两眼望穿，却没有盼到丈夫出息！可怜的母亲，从儿子一落地就盼子成龙，可儿子双双中了进士，她竟然连喜讯也没听到就离开了人世！她是带着期待和遗憾而去的。

按当时的规定，父母去世，子女得守孝二十七个月。在这二十七个月中，做官的要辞官，定了亲的要推退举行婚礼，娶了妻子的也得分居。其实，就是没有这个规矩，苏氏父子也是要回去安顿亡灵的。但对于二十七个月内的种种禁忌，并未完全遵循。

二十七个月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氏父子二度离开老家眉山，取水路返京。不过这次不是父子三个人，而是全家六口人，加上了苏轼、苏辙的妻子，和苏轼刚刚出世的长子苏迈。

他们从眉山登舟，经岷江入长江，直下三峡，到达江陵。这是当年李白出川的故道，感受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名句的激昂，饱览了山川的秀美、风景的朴质、贤人君子的遗迹，苏氏父子也写下了上百篇诗文，后来编为《南行前集》。只是这些诗文，虽有李白诗歌的浪漫遗风，更多的却是学习杜诗的痕迹；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有对山河气象的赞美，更多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意识。

到江陵后，他们弃舟登陆，取道襄阳、南阳，于嘉祐五年二月抵达京城汴梁。

宋朝的进士并没有明清时期值价。明代举人考中进士之后，一般都可以任六品主事及七品翰林、御史、给事中之类的京官，以及五品的知州、六品的府通判及州同知、七品的知县之类外官。而苏轼兄弟回京之后，只被任命为外县九品主簿，协助知县典领文书，辨理具体事务。苏轼领的是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苏辙领的是渑池县（今属河南）主簿。以二人的才气名声而做九品小官，自然不会甘心。他们均未到任，而是准备进行下一轮拼搏。

当时，朝廷正在筹备制科策试。这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措施，参加策试的必须具有进士资格，而且得有大臣推荐，由皇帝亲自出题，在便殿考试。这种考试与进士考试不一样，只写一篇文章，叫“策试”，一般都是以时局为题，要求切中时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阅卷者则是皇帝自己和朝中当权者。试卷不糊名，不誊录。

按理说，这本是直抒己见的好机会，但难也就难在这里。如果文章轻描淡写、不及要害，或粉饰太平、虚言溢美，不但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而且事情传出，作答人在读书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会被斥为“媚上”。如果文章过于尖锐、不留情面，乃至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虽然可以得到舆论的喝彩，但又容易触犯忌讳，遭人嫌恨，被说是“卖直要誉”。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既可表现畅所欲言的赤诚、言必中的的见识，又让当权者有台阶可下，保全他们的面子，实在是不容易。

这一届策试是在嘉祐六年八月进行，苏轼和苏辙都获得了策试的机会。

苏轼的荐主是翰林学士欧阳修，他看好这位善读书、读活书的门生，唯一担心的是这位喜好望高眺远的弟子下笔不留余地，给人难堪。

苏辙的荐主是龙图阁直学士杨畋，他以清介谨慎而又奖拔后进为士林所重。对于苏辙，杨畋很有信心，这个十八岁就考中进士、文采见地与其兄比肩而又沉稳有度的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

二苏之外，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常山名叫王介的考生，也以强记刚直著称。

事实证明，这三位考生都不是庸碌之辈，他们以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和义无反顾的气概，令世人不得不承认后生可畏。但相比之下，王介的文采和文章中所透露的气势及灵气比起二苏还是颇有不足。

苏轼在策文中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和歌舞升平的景象作了比较，认为国家虽有可忧之势，却无可忧之形，大臣循用故事，小臣谨守簿书，上下相安，苟且岁月，全不以国事为重；而察其根源，则在于皇帝的不知勤政，不知御臣之术。

这番议论，已让大臣有些为难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向以沉稳有度著称的苏辙在策论中的火力比哥哥苏轼还要猛：古代的圣人无事时深忧远虑，所以临事则不惊不惧，陛下却恰恰相反，天下无事时不忧不虑，一旦有事则既惊且惧。他特别提到了外界有关宫闱的传闻：“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由于一心娱乐，皇帝上朝时不见对诸司政事有何详说，下朝时也不见召见大臣询问方略。上下宴安，全不思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百姓生计彷徨，国家元气萎靡。

二苏及王介的策论使执政大臣深感不快。尤其是韩琦，他对苏氏父子有知遇之恩。就在策试临近时，苏辙有病，韩琦为此专门奏明仁宗，说：“今岁应召制科之士，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染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请求将策试日期推后，直到苏辙病愈才进行。没想到苏辙论事竟如此不加节制，全然不为自己这个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下余地。

但是，以主考官知谏院司马光为首的考官班子多是些来自清闲衙门的官员，他们也对执政者有看法，苏轼等人的策论与他们不谋而合。他们在苏轼和王介之间作了选择，苏轼以“文义灿然”入了最高等——第三等。入这一等的，开国以来仅有过吴育一人，这也是位“奇颖博学”的人物。苏轼是第二位。

不过，对于苏辙，因为他批评皇帝过于尖锐，所以考官们觉得有点为难。倒是主考官司马光旗帜鲜明，他认为应试的三人中，只有苏辙的爱君忧国之心最忱，应和苏轼同入三等。但也有人主张将其罢黜或入第四等。幸亏仁宗有人君之度，他认为制科策试，目的就是为了征求直言，如今苏辙直言不讳而被罢黜，天下人会怎么看呢。仁宗的话自然是一言九鼎。司马光和杨畋很是感激，对仁宗着实称赞了一番。

仁宗这一次不但见识了苏轼兄弟的文章，而且对自己处理苏辙问题非常得意，经司马光和杨畋一歌颂，更是兴奋不已，回到后宫还连呼痛快。

高皇后见他如此高兴，自然也得捧场，问他有何喜事，也让后宫妃嫔们高兴高兴。

仁宗看了看围拢过来的妃嫔，伸出二指：“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 CwoIANNyur+scB4J1LCFecliLSPRTxGiEPcZuq1zZVprG8u85Se3Dq5R0eqOfb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