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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儿子的学业，做父亲的苏洵比谁都更加清楚。眼看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决定让他们出去闯闯，开阔眼界。但是，苏洵也有自己的难处：年近五十，却久困科场；尽管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无人识拔。多年来的失败，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而这自卑又以极度的自尊包裹起来。
当时读书人进入仕途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科举，二是通过举荐。但二者往往又是相通的，即使参加科举，有人举荐与无人举荐也大不一样。这层利害，苏洵是知道的，但碍于脸面，他硬是不去拉关系、找门路。可为了儿子们的前途，又不能不去打通一些关节。
就在狐疑犹豫之际，有人带来了成都知府张方平的邀请。
张方平在北宋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小时候他就颖悟绝伦。他当时家里贫穷，读书靠向别人借阅，因而逼出了一套背书的诀窍，几乎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所以凡是读过的书便不再读。据说他曾在十来天内将《史记》《汉书》《三国志》通读一遍，就“已得其详”。后来他考中进士，做了著作郎，虽说是案录官，却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学问见识又深了一层。
四川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仅在唐朝就出过陈子昂、李白这样的人物。到成都后，张方平便以访寻人才为己任，因而听到一些关于苏洵的事情。不少人替苏洵抱不平，说他“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但“蕴而未施、行而未成”。张方平对这位自号“老泉”的处士大感兴趣，便托人转致他的“思见之意”。
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被许多人说成是外方内圆，表面上清高孤傲，骨子里却是重名重利。这话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心态。苏洵便是这样。虽说不愿主动钻营，但张方平既然递来一根竹竿，他还是会顺着竹竿上的。于是苏洵立即修书一封，对张大人的盛情表示感谢，并决定立即赶赴成都。当然，他这次去成都倒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主要的是将两个儿子推出去。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对苏轼的一生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正好十九岁，弟弟苏辙十七岁，兄弟俩随父亲来到西南第一大都会成都。
成都是苏轼早就向往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成都比当时的京都汴梁的分量要重得多。这里有他仰慕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有唐代大诗人杜甫留下的草堂，还有道教祖师老子修道的青羊宫，以及汉代司马相如携卓文君私奔后居住的那间“家徒四壁”的陋室，等等。这就是成都，既为英雄豪杰提供用武之地，又具才子佳人浪漫风流之情。以后的苏轼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气，又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柔肠，想必也与这次漫游成都有关。
苏轼兄弟漫游成都之时，苏洵则先去拜访张方平。这一见，二人竟然大为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意。苏洵又将自己写的文章呈上，张方平读了之后更是赞叹不已，说是左丘明的记言、司马迁的叙事、贾谊的论道，苏洵兼而有之。
张方平又问起苏洵两个儿子的情况。当听说苏轼正在重读《汉书》时，张方平不禁有些不解：“文章还需要读两遍吗？”因为他自己一本书从不看两次。
苏洵回到客房后，将张方平的话告诉苏轼。苏轼也颇不理解：“不需看两遍？我还打算看三遍呢！”
第二天，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再次拜访张方平。
张方平看看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英气四溢，一个沉稳有度，不禁暗暗惊奇。待一交谈，张方平更是大吃一惊，儿子的学问和见识竟然丝毫不让其父。
张方平让苏轼谈谈读《汉书》的心得，自己则时而加以评说。两人不由互生敬慕之意。张方平觉得苏轼对《汉书》的理解确实比自己更深、更有新意，苏轼也赞叹此公读书果真不需第二遍。
经过几次接触，张方平深信苏氏父子不但是蜀中人龙，也是天下的奇才，不能让岁月将他们埋没。他一面上书朝廷，推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一面修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介绍苏氏父子的文章及为人。
虽然朝廷对张方平的推荐并没有给予重视，雅州（今四川雅安）太守雷简夫却认为张方平太过谨慎。在雷简夫看来，苏洵既有良史之才，又有王佐之才，能得到重用则可为帝王师，做学官简直是大材小用。
但雷简夫对苏洵的认识其实不如张方平。后来苏洵曾拜会过当朝重臣韩琦、富弼，他们对苏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书生议政。道理很充分，可就是行不通。因此，苏洵最合适的位置，还真只有学官。
修书给欧阳修更能显出张方平荐贤的热忱。张方平和欧阳修虽然都是众望所归的“君子”，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范仲淹推行新政时，欧阳修是新政的支持者，张方平则因一桩案子而站在对立面，双方从此交恶。但张方平并没有因此而绕过欧阳修，而是以国事为重，向他推荐苏氏父子。欧阳修也不以张方平所荐为嫌，看过随信附来的三苏文章，连声赞叹：“后来文章当在此。”
张、欧的这种气度，一直为人们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