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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黄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祖上没有出过什么人物。黄金荣的父亲名叫黄炳泉,曾经在余姚县衙门做捕快,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色。黄炳泉比较机灵、聪明而且生性好动,身长而挺拔,稍瘦而有精神,一对藏在厚眼睑内的眸子,斜视人时射出锐利的眼光,像要把人看透,直看到心里。

他读过几年私塾。家人希望他长大后能混个一官半职,好为黄家光宗耀祖。他不喜欢木桩般在公堂上直挺挺呆立几个小时,连打板子也轮不到。

黄炳泉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众捕头栽培和弟兄们相帮,不到 3 年,做出很多成绩,有了一些名气,成为余姚衙门中的英雄。

到黄炳泉在衙门做事的第四年春天,苏州出了件惊天大案。有一位富豪家里失窃了价值连城的财宝。当地派出捕快四处侦查,却毫无头绪。苏州知府听说余姚县有个黄炳泉,是破案能手,就特地请他到苏州协助破案。

黄炳泉单枪匹马前来到苏州,虽然人地生熟,苦难很多,可是他心里想,要借这个机会一展身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捕快地位。他不辞辛苦,跑遍苏州以及附近各地,寻找各种线索,追查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最后掌握了确切线索,并大胆混进匪窝,终于被他们一网打尽,让这个惊天大案水落石出,古董悉数追回,为苏州府立下大功。官府赞赏有加,百姓鼓掌。最后留在苏州衙门当差,成了一位捕快头目。

这对黄炳泉来说,无异连升三级。在家乡的家人也倍感荣耀。这个时候黄炳泉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便有了在苏州安家立业的打算。在熟人的撮合下,与一邹姓苏州姑娘成亲。第二年生下女儿阿宝,过了几年又得一子,取乳名“小和尚”,正式名字按“金”字辈份叫“阿金”。这就是后来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

在苏州四年中,黄炳泉为官府立下不少功劳。时间一长,他难免趾高气昂,自命非凡。因为他破了不少案子,惹怒了当地歹徒和地头蛇。也因为立功太多,引起同行的妒恨,官兵匪盗的勾结,处处为他办案增加障碍,使黄炳泉左右为难,连连失手。再加上新知府上任并连连责怪他,这样他一天比一天灰心。这时他忽然明白,自己独在异乡,难以融入当地的人脉,此地不可久留。那年正好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克南京,苏州危在旦夕,知府闻风而逃。古话说树倒猢狲散,黄炳泉身为捕头,难免被朝廷认为有罪孽,就领了妻子儿女,携带一些钱财,沿运河向东逃去。

没几天在上海的漕河泾上了岸。清朝末年,上海西南的漕河泾,还是一片荒芜的穷乡僻壤只有寥寥几户人家住在简陋的草房里,多以种菜为生。

原来早些年黄炳泉一个姐姐嫁到漕河泾,一家人便来避难。他们一家 4 口住在姐姐家里,屋小挤不下,就在旁边空地上搭造一间草房,暂时作为栖身之所。黄炳泉来到漕河泾后,几乎闭门不出。除了在菜园里种菜管田外,很少露面。他连“十里洋场”的租界都没有去过一次。只在初一、十五,才出门到城隍庙去烧香拜佛,结束后就立刻回家。他的妻子邹氏见人就笑,一口苏州话柔和动听,和丈夫相处得倒还和睦,也很能干。

没多久,黄炳泉开了一家小茶馆,以补贴家用。靠着并不丰厚的收入,一家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女儿从小伶俐懂事,虽然年幼,却已经成为父母的好帮手。儿子,面庞团圆的像母亲,眼睛锐利凶煞像父亲。小和尚阿金自出娘胎,常常无缘无故哭闹,乱发脾气吵得鸡犬不宁。因为他是黄家的独苗,父亲宠爱、母亲惯纵,全家人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他转。平时,想什么要什么,父母也要什么给什么,总是无条件地满足他的欲望。

五岁那年,阿金忽然得了天花,黄炳泉到处打听名医为儿子看病。同时,又到城隍庙的菩萨前点香燃烛,磕头许愿,祈求儿子早日康复。

经过一些日子的治疗,小和尚阿金病好了,但病愈之后,脸上却留下了一块麻皮。

过了一些日子,他母亲和父亲看到孩子脸上的麻皮总感到心神不宁,就抱着阿金到城隍庙旁,找到被称为“神算”的算命先生去看相,求问祸福。这个算命先生对着小脸端详一会又上上下下摸了一阵,笑嘻嘻地开口说道:“头大能享福,口阔吃四方。这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阔天圆,头大如斗,嘴能容拳。难得一副福相,只是……”算命先生眉头紧蹙,微微摇了摇头,“只是皮肉有些不够饱满,这半路来的麻皮是最大的麻烦,可招致灾祸。孩子可能会多灾多难,坎坎坷坷。但长大成人,倒是后福无穷……”听到这些,夫妻二人倒是放宽了心。

因为父母的溺爱骄纵,不加管束,任其散漫成性。所以,麻皮小和尚到七八岁时,在附近的一群孩子就蛮横霸道,动辄打人,欺凌弱小。小和尚个子要比同龄的孩子长的高大,加上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孩子们都不喜欢他。孩子们远远看到麻皮金荣来时,就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小麻皮来了!小麻皮来了!”就此一散而去,不肯和他玩耍。

十岁那年,麻皮小和尚上学读书了,父母还特地请人依照黄家辈分,取了个学名“金荣”盼着“小和尚”长大了能“黄金满堂”、“荣宗耀祖”。

黄金荣戴了顶瓜皮帽,穿了件灰色长袍,拖着条小辫子进了附近的私塾读书。但他上学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有的时候因睡得太熟,母亲不忍喊醒他;有的时候因吃得过多,装肚子痛而逃学。一个月里倒有十五天赖学,五年内实际只读了两年书,认得了别人一年就认得的字。他的同学们早已熟读了《论语》、《诗经》,而他还读不通《千字文》和《三字经》。私塾老师知道他的父母溺爱他,也不愿意管他太严。

黄金荣虽然不喜欢读书,对写字却很感兴趣。可能是从父母嘴里经常听到说自己有后福的缘故,经常练习写字,他最拿手的是写斗大的一个“福”字。握笔,运腕,摹仿老师的姿势和神气,“刷刷刷”,几笔下去,一个大字就出来了。他母亲每次看到儿子写字时的神气,就啧啧称赞:“我儿子的学真是没有白上,你看看,一会儿的功夫就写出这么大这么黑的一个字,真难得!”

每年春节,父亲小茶馆的帐桌旁就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叠裁好的红纸,矮胖的“小和尚”捋起衣袖,悬腕起笔,摇头晃脑在桌上写着一个个“福”字。每写完一张,他母亲就拿着向茶客兜售一张,嘴里不住地夹着阿谀的笑声喊着:“我家‘小和尚’给各位贵客送‘福’来了!”

茶客们为了面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壶茶的钱,买下送上门的吉利口彩。黄金荣没想到自己胡乱写几个字,居然能变成钱,就一张随后一张,越写越来劲,钱也越赚越多。一天下来竟发了一笔“小财”。

他双手捧着一大把钱,笑得脸上的麻子像一朵朵小花。父母望着小小年纪就能赚钱的儿子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仿佛已经分享到儿子的后福似的。

从此,黄炳泉上街,常常带儿子同行。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南市最热闹的城隍庙。上海城隍庙本名金山庙。大殿供奉着汉霍光大将军,因他防治华亭谷咸塘风潮有功,人们便建祠纪念,并封其为金山神。内阁供着城隍老爷和城隍奶奶。

乾隆十二年,一场大火,庙殿被毁,由知县重建;道光十六年,再度毁于火,由众商重修保持原状。庙殿的仪门上有一块古铜色的横匾,上有四个金色大字:“天道福善’。匾下挂着一面半丈长的十三档大算盘,在算盘横档上用硃砂写着四个红字,因年代已久,字迹早已模糊。黄炳泉要儿子踮起脚跟观看。黄金荣眯着眼望了半天,才结结巴巴读出四个字“不由人算。”

其实黄炳泉早就知道是这四个字,却故意考问儿子:“你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吗?”

见儿子摇头,就认真对他解释,“祖上有句老话:‘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不管什么人不论做什么事,休想强得过天,天老爷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用。懂吗?”

黄金荣当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慢慢才明白过来。在以后几十年中,“不由人算”这四个字无形中就成了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原来一切都由命运安排,有福的人能享福,无福之人该吃苦。

二人踏进殿内,只见龛内的神像高约丈余,身披红袍,手执玉笏,瞪目怒视,令人生畏。两旁倚立判官皂隶。黄炳泉点燃了特地从吴家弄毛裕泰买来的泥香蜡烛,向霍大将军匆匆作揖后,又对左右八个皂隶的泥像跪拜不已,还要儿子也随自己连连磕头,少叩一个也不许。

“你知道这八个菩萨的名字吗?”父亲依次指点,“左面四个叫昇钱、房昌、朱明、杨福右面四个叫王昌、金齐、嘉周、祥陶。他们姓名里都有个吉祥的字,不是福就是昌,不是钱就是金。”

“你都认得他们?”金荣睁大了两眼,好奇地打量着父亲,没想到父亲对这几个菩萨竟这样熟悉。

黄炳泉得意地微微一笑,十分尊敬地望着这些泥神说:“他们也就是我的祖宗。我过去在苏州当捕快时,也和他们一样。你看多神气!多威风!”他出神地望着那几个手拿令牌、手镣和各种刑具的泥塑像,心里又涌起一阵悔意:不该一时失算,失去这个既威风又发财的好差使。嘴里不胜感慨和怨愤地长叹一声:“唉,要不是太平军,我怎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父子俩说着又来到后殿,也就是城隍庙的正殿。相传城隍老爷名叫秦裕伯,生于元朝,曾经任福建行省郎中。元末世乱,他隐居上海。

明太祖几次邀请,他以自己曾经受元朝爵禄,不愿离开在家乡的母坟,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为由,坚持不出,活到 78 岁死去。明太祖哀悼:“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士。”并封他为上海城隍。五百年来,这位又忠又孝神面赭色的城隍爷和城隍奶奶,始终端端正正坐在庄严的神龛里,丰颐长须,神仪俊朗,以保护上海百姓为己任,天天承受人们的叩拜。但他对世上百姓祈求解除苦难、希望得到幸福的心愿,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自认为又忠又孝的黄炳泉,这个时候又借城隍老爷的事迹一遍又一遍地炫耀自己的过去,还要儿子孝顺以后的自己。

父子俩上街回来,父亲应付茶客,黄金荣双手托腮,坐在茶桌之间,听众人扯山海经。有的讲侠客仗义,有的则满嘴鬼怪,对此,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最爱看的是两帮流氓来“吃讲茶”。那时候他就靠在墙角,一眼不眨地来来去去看个明白。有的时候双方因一言不合,跳出店外大打出手,他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暗暗叫好。对战胜者则是百般的敬仰和赞佩。

有的时候,父亲不许他赖学,连哄带骗劝他去学馆。他一出家门,只要见左右无人,就拐进一条小路,窜到附近的城隍庙去。

他的大姐两年前嫁给了裱画店小老板。这家裱画店专向书画家们和笺扇庄承接各式楹联、屏条、堂幅和扇册,代为裱托。黄金荣踏进门口,就悄悄地站在裱糊桌旁,兴味十足地观赏那位被称为“画郎中”的裱画司务的绝技。

裱画司务姓赵,人称“赵巧手”,身穿一件干净的淡灰长袍,辫子整齐地在头颈绕了两圈挽起袖口,伸出洗得雪白、瘦弱的双手,用纤长的指头,既小心又灵敏地把一幅幅字画裱成精美的笺幅。他用三色绫使足不盈尺的字画变化多端,用深色细边将屏条显得端庄挺直用单色绫陪衬又可将横幅随意伸长或缩短。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让一幅纸皱色褪的古画恢复原状,还能将一张破损残缺的碑帖起死回生。

黄金荣总是踮起脚,张开了阔嘴,跟在这位“画郎中”后面,一直看到天黑,要不是他姐姐送灯出来,边哄边赶他,他还不肯回家。黄金荣浑浑噩噩混到十四岁。他父亲黄炳泉为儿子辛辛苦苦操劳十余年,差一点把茶馆赚来的钱都用在儿子身上,最后,一场急病,他没有看到金荣飞黄腾达,就遗憾地离开人世。

黄炳泉在世的时候,日子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他一死,妻子为了丈夫死后哀荣,只能负债办丧事,丧事结束,债主把小茶馆变卖抵债,寡妇孤儿无处可去,只得另租一间小屋住下。母子俩的生计全靠母亲给别人洗衣、缝补维护。母亲没有办法,便将儿子送到附近的“猛将堂”去做零碎生活,混口饭吃。“猛将堂”是庙宇,有不少和尚。“小和尚”金荣吃不起苦,还常常欺侮大和尚,闯了几次祸,被众和尚赶了出来,母亲无法,只好送他到姐夫的裱画店去当学徒。

母亲要儿子去当裱画司务,是为了让他“身有一技,不会肚饥”;也想到有亲姐姐照料弟弟,自然不会吃苦。那位姐夫也巴不得有一个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亲戚来当学徒,向赵巧手学裱托本事,懂得“作弊”的诀窍,将来可以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的店发财谋利。

自从进裱画店向赵巧手磕头拜师那一天起,黄金荣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成为裱画司务,每天能像师父那样,吃好早点,坐在店堂里和人聊天。快到吃午饭时,才到里面作场去做准备工作。吃了饭,再瞌睡一些时光,然后在哈欠声中,慢慢地动手。夏天天热,提前歇工。

冬天早黑,无法干活。难得有一两天点着灯赶活,还可以吃到一顿美味的点心……这就是好吃懒做的黄金荣对这手艺发生兴趣、连做梦也想当裱画司务的原因。

没想到正式进店当学徒后,遇到的事情和所做的梦完全相反。除了学艺外,还要帮亲姐姐做家务,将姐姐每天忙不过来的杂务如劈柴、烧火、淘米、洗菜、扫地、擦桌子,一直到抱刚刚满周岁的宝贝儿子金寿等,他都要做。

虽然不是出生于富贵人家,但从小娇生惯养的黄金荣哪里吃过这种苦?冬天累得他出汗湿透内衣,夏天忙得他汗来不及流;而懂得“三步留一步,恐怕徒弟打师父”的赵巧手,对老板派来向他学艺的学徒,更有巧妙的一手。他搭足架子,卖足关子,从来不教一点托裱技艺,却要黄金荣去做永远做不完的准备工作。

第一年,他只要学徒做会两件事:一是调糊,二是浸“潢纸”。调糊是把托裱用的浆糊要搅得不厚不薄,又稀又粘,而且绝对不许有像沙粒那样小的面疙瘩。调成之后,用手指去试验,冬天不许太冷,夏天不准有热度。黄金荣在师父监视下,先用木杵在木桶里捣和,又舀在中瓷盆里用小石杵旋揉。一百圈,一千圈,左手换右手,右手调左手,转来转去,半天下来,双手再也旋转不动,而他的那颗大头已转得糊里糊涂。

师父还不称心,常常借故要徒弟重调一桶。浸“潢纸”更是出入意料的麻烦,把装裱用的“潢纸”浸在用黄檗汁染黄的水里,不能浸得太久,又必须浸透。颜色不可太浅或过深,要恰到好处,否则纸质受损,色彩不匀,将会影响裱托的技工。自从学徒进门以后,师父忽然提出了最严格的规定:浸“潢纸”的水,一定要用城隍庙头门内那只义井里的井水,而且要“头堂水”,也就是每天三更以后从井里吊起的头十桶,方才能保持水的清洁纯净符合浸“潢纸”的要求。

夏天还好办,冬天天没亮,黄金荣就被姐姐从热被窝里拖起来,挑了一担空桶,揉着浮肿的眼皮,摸黑到头门去挑水。

那只义井是附近住家合用的公井,形状与众不同,有品字形的三个大洞,同时可用三只吊桶汲水。黄金荣总是第一个到,一口气吊三桶,正好倒满一担,挑回店去。开始几天,他挑走后回到井边来,见已经有人在吊水,他就无法遵照师父要挑头堂水的嘱咐,他和人家商量,与对方吵架,都没有用。最后,他自己想出一个“妙方”:当他装满第一担水后,再把三只吊桶扔到井里去装好水,放在井旁,然后挽着扁担,把身体靠在井西隅那只“惜字宝藏”的鼎炉旁,闭着眼睛等待。等到别人来吊水时,就气势汹汹地又是打招呼又是嘱咐对方:“这三吊桶井水,是我花力气打起来的。帮帮忙,不许动。动用一桶,罚你十桶!”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担水挑走。一路上加快脚步,到店里把水倒进木桶,又立刻赶到义井,把那三吊桶水倒进桶里。不等别人动用,自己又抢着从井里打起三吊桶水,再警告一些等水的人不许偷用,然后挑起水桶回店。这样来去六回,把浸“潢纸”的水桶装满。有几次,别人等急,用了他吊起的水,还补偿地把水装满,黄金荣却不讲情面,毫不让步先是吵,后是骂,还把对方的桶摔破。大家对这个蛮不讲理的“小和尚”又是气,又是恨觉得他一点不像慈善为本的“小和尚”,就以他身上最丑的标记为名,叫他“麻皮金荣”。黄金荣在外面欺侮人,在店里被人欺。姐夫要他向赵巧手学本事。赵巧手却总是在学徒调浆或浸“潢纸”的时候,单独一人做裱装中最主要的工作:有的时候把“潢纸”覆托在字画背面;有的时候为“挂轴”加镶绫绢天地和边框;有时候又做外包首、前引首、中隔水和后拖尾的手艺。

黄金荣总是只看到一个起头或结尾。两三年下来,只学会安装轴杆,为画册镶边框、上下加板面等起码手工。姐夫怪他不用功,师父还在店主面前嫌他笨拙,只能做粗活,学不会细工。黄金荣又怨又恨。有时候实在压不住一肚子火气,不管“潢纸”好不好,外甥哭不哭,双手腰里一托,干脆坐在门槛上,假装睡觉。只有逢年过节,店里歇工,黄金荣在回家前,才抽空到外面去玩耍散心。

他最爱去的地方仍是城隍庙。在庙前,各种小吃摊散发诱人的香味,使“小和尚”更是馋涎欲滴,但是他每个月拿到的 50 文月规钱,除了剃头、沐浴,剩下只够他吃两碗炒田螺和一件“鸳鸯”(这里指面筋与百页合并的食品)。

他恨不能发一笔小财,把所有小食摊上全部佳肴一口吞掉。他去得意楼,没钱上楼喝茶,就在楼前露天游艺场观看江湖艺人的惊险节目:有的吞剑,有的用刀猛砍自己胸脯,有的惊险而巧妙地耍着扯铃,也有把小孩身躯来个“踩肚子”、“绕铜丝”、“手脱臼”,予以残酷地摧残,而游艺场老板和被称为“地头蛇’的流氓,还有衙门里的差役,从这些穷苦艺人身上榨取和敲诈所得,上茶楼酒馆大吃大喝,吸烟赌钱。这些游手好闲者和吃官饭的人,纵情享乐也使黄金荣看了眼红,他怀疑自己吃尽苦楚、学习技艺究竟会换来多少好处,能有多大出息?最多将来成为像赵巧手那样的裱装司务,一个月收入只够一家糊口,一辈子休想穿好吃好,除了对学徒逞威风外,远不如小小皂隶那样受人敬畏和奉承。

黄金荣就这样满腹怨气,窝窝囊囊地度过 3 年学徒生涯。你说他窝窝囊囊,他在三年窝囊屈辱的学徒期内,却始终不甘心永远委屈自己。他好几次回家向母亲发脾气,母亲要他耐心地学,还特地烧了大鱼大肉犒劳他。又劝慰他:一个人要先苦后甜,将来必定会交好运慰劳和空话并不能减轻他的郁闷和焦躁,他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冲出这束缚他野性、压制他欲望的狭小樊笼。

终于,他熬到出师了。

出师那天,母亲特地在裱画店办了一桌“谢师酒”,感谢“画郎中”的培养。依照惯例,学徒期满,应该提升为司务。但是既是姐夫又是店主的小老板,知道这个野蛮的小舅子 3年来并没有学到多少手艺,“画郎中”的关键一点也没偷到,不仅不能依照他原来的想法替代赵巧手,店内反而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而赵巧手更是别有心计。他担心黄金荣成了当家司务后,不但要平分去自己的生意和好处,说不定还会夺走他的位子。就在“谢师酒”席上,他先是客气地对黄金荣的母亲说了不少恭维话,又夸赞黄金荣做事勤快,吃得起苦,随后语气一转:“不过,金荣徒弟在手艺方面还没学到家,要做店里的当家司务,恐怕还很吃力。我的意思,今天名义上出师,是不是委屈他再当一年学徒……”他侧着头看着老板夫妇的脸色,征求他俩的意见,“我这完全是为店里着想。”

母亲没想到赵巧手会提出这个不合人情的要求。可是既然师父在桌面上当着众人提出这件事,而作为店主的女婿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事情就难改变了。她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看看坐在身边的儿子,只要儿子答应,自己也就只能同意了。

黄金荣这些天来,心里美滋滋的一直盼望“出师”这个日子,以为从这一天起,自己就能改变生活和地位,不用再委屈受气,也可以成为对人摆架子、显威风的司务,开始过起享乐的日子来。没想到,在这大喜日子却听到使人特别泄气的话,刚才欢喜地大口大口喝下去的酒,现在在肚子里一下子变成愤怒的火焰,脸上的麻皮发紫。他再也压制不住,将酒杯在桌上重重一放,霍地站起,摹仿街市上流氓的动作,两手托腰,双目冷峻地一瞪,从阔嘴里先骂句脏话,继而吐出响亮的回绝:“今天夜里,我就卷铺盖离开这里!”说完,又把刚才放下的酒杯举起,对姐夫和赵司务眼前一扬,算是敬酒,“今天我金荣出师,应当谢谢姐夫和赵司务,在这三年里,你们照料我,教我本事,我是‘冬天喝冷酒,滴滴在心头’,一生一世不会忘记!”

说罢,脖子一昂,咕嘟一声,把杯里的酒一口咽下,“我既然出师,就是吃苦吃出了头,可以当司务,这里嫌多我,我也不想再留在这个小地方。不过,我出去以后,还望姐夫、司务在别人面前多说我几句好话,不要断我财路,你们也有面子。”

谁也没想到,平时看上去窝囊、粗拙的金荣“和尚”,今天在这毫无准备的压力下竟然提出坚决的答复,而且这一番又客气又挖苦的话,说得姐夫和司务脸色通红。姐姐气得流下了眼泪。只有母亲心里焦急和不安,轻声警告他:“金荣,你要怎么办?”又说:“不在这里,到什么地方去?”

黄金荣将酒壶拿过来,在自己杯里斟满了酒,对着大家,连拍三记胸脯:“出笼的鸟,满天飞!”说罢,一口气把酒喝完。转身走到里屋,把平时挑水的水桶踢开,把浸“潢纸”的木桶推翻,卷起铺盖,谁也不理,气吼吼地走了。

黄金荣的学徒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上一节说到黄金荣在谢师宴上说了怪话,气呼呼地走了。

他妈见他一走两天没有回家,急了,四处央人寻找。倒是他父亲说:“没事,过几天他就会回来的!”

都说知子莫若父,果然,几天之后,黄金荣灰溜溜的回来了,一身的邋遢,连衣服都不见了,只穿了一条裤头。

他妈扯住他,问:“怎么会这样?”

倒是他父亲替儿子回答了:“一定是输光了!”

黄金荣从小最感兴趣的是看大人搓麻将,在这方面好像颇有天赋。因为年少记性好,往往大人还没看出什么牌,黄金荣在其身后已经会喊一声“胡啦”。十二岁就登上了麻将桌,从此一生与赌博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赌场没有常胜客,甚至有时候输得只剩短裤衩回来。

他带着姐姐给了一点私房钱,想出去闯荡一下,可是很快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脏活累活他不愿干,便宜的活他干不了。游荡了两三天,一头栽进赌场中,想大赚一把回来没料到不但把钱输光了,连那件谢师宴上穿的新褂子,也当了去。

他父亲冷冷地看着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想当捕快,好吧,过些天我去找找人,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个活干!”

黄家一直是平头百姓,到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起,始有起色。黄金荣父亲黄炳泉年轻时任余姚县衙门的捕快。所谓的“捕快”并不是什么官职,而是旧时在州县的官署中担任缉捕盗匪工作的差役,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刑事警察。作为衙役的公人,还是生活在社会的较底层。黄炳泉因侦破过几个案件而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升为江苏提标候补守备。如果以正当的职业为黄金荣定位的话,应该算他一生从警。追溯渊源,也是子承父业了。就是在这一职业上,黄金荣创造了他自己的“辉煌”,被法国人称为租界上的“治安长城”。

黄金荣从小对父亲往日的捕快职业倒情有独钟,他家住处附近也住有不少清朝的武官和捕快,耳闻目睹,十分崇拜捉贼捕盗的英雄。

父亲往日的捕头威风,黑白两道上来往的各路好汉,始终是黄金荣向往的生活样式和内容经过多次请客送礼,1887 年,黄金荣先是谋得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随后,黄金荣又给县里送金献银,终于改任捕快,一时黄金荣欢天喜地,以为从此可以高人一等了。

然而,捕快并不是轻闲之职。那时候,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黄金荣经常要押解犯人或押送公物到松江府去,上海到松江,来回 70 多公里,黄金荣常常是穿上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南市。头几次外出,小桥流水,野菜花香,尚有些新鲜感,日子长了,风来雨去,风餐露宿,从小被母亲娇宠惯了的黄金荣如何吃得起这等辛苦。吃苦不说,油水却不大。所以他不久便辞去了捕快之职,与一批混日子的流氓缠在一起。

辞职之后的黄金荣,混迹在在南市和法租界、公共租界交界的典型流氓团伙“郑家木桥小小混混”中,开始了他的混世魔王的人生道路。这个时候的黄金荣虽然个头不算高,但长得十分壮实,椭圆的脸,胖墩墩的,他握紧有力的双拳,感到浑身是劲,准备打出一片天地。

上海作为近代飞速发展长成的一个大都市,其特点之一,便是黑恶势力的膨胀。地痞流氓是因为社会失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恶霸势力。上海在开埠以前,就因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结构复杂以及地方吏治不力,导致地痞流氓势力猖獗。

1843 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畸形发展,流氓势力急剧膨胀。上海延安东路原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叫洋泾浜,为黄浦江的支流,它西经周泾浜与苏州河相连,往东汇入黄浦江。洋泾浜因通洋泾港而得名,浜分东、西两段,浦西称西洋泾浜,浦东叫东洋泾浜,后来东洋泾浜渐渐淤塞,从此浦西段不再冠以“西”字,而直呼洋泾浜了。洋泾浜上有 9 座桥梁连接两岸的南北交通,其中一座就叫郑家木桥,原名陈家木桥,上海话里“陈”、“郑”同音,因此后来变成了郑家木桥。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清军前来围剿,这一带顿成战场。英国领事为阻止战火蔓延到租界,下令拆除此桥。到 1856 年,美国传教士泰勒为了方便教徒进出河南的基督教教堂,出资在木桥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长 10 米、宽 4米的木桥,外国人称泰勒氏桥,上海人仍称它为郑家木桥。

郑家木桥一带,商号林立,各地商贾成交之后,就近到山东路麦家圈、福建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逛妓院、赌场和燕子窝。久而久之,这一带就成了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云集之处。这样,游民乞丐因这里茶楼酒肆、娼寮赌场毗连而时常出没,扒手小偷因这里各地商人成群也常在此聚散,流氓地痞们更是在这里呼风唤雨,聚众闹事。

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洋泾浜是英、法租界(后来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英租界,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流氓地痞们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以郑家木桥为其风水宝地,凡行人行经或者商船停靠此地,他们便一哄而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大到货箱皮包,小到妇女所戴的金银首饰。这些歹徒往往在英租界得手后,只需逃入桥南的孔子路即告无事,而在法租界作案后,只要避入桥北的英租界亦然。洋泾浜的有利地形,使得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占地盘,形成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一个雏形。

而从捕快差事上退下来的黄金荣,很快便成了这众多的流氓地痞中的霸王。

黄金荣身材矮胖,结实有力,皮肤黝黑;一张田字脸,硕大无比,近似蛤蟆;口大容拳,但目光炯炯。他凭蛮力也凭其社会经验而拳打脚踢,在洋泾浜两岸为非作歹,不久与丁顺华、程子卿结成了流氓团伙。

丁顺华,南汇人,原是农民,身有蛮力,且学得一手好拳术。最初,每天摇柴船到洋泾浜来讨生意,遭到当地土棍的勒索,遂纠集同乡自卫;久而久之,自己也蜕化变质,成了郑家木桥的一霸。

程子卿,江苏镇江人,因皮肤黝黑而人称“黑皮子卿”,幼时读过几年书。及长因家贫而辍学,在米店当学徒,每天掮米,炼就铁打的身坯,且善于出鬼点子。后来他也看中了洋泾浜这块风水宝地,纠众作敲诈之事。

黄金荣与丁顺华、程子卿结为兄弟,依次为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强强联合后,便成为郑家木桥一带无可争议的霸主。其收益的主要对象有二:一是来此地贩运各种农产品的农民;二是洋泾浜两岸的商家。前者要留下买路钱,后者要交纳“保护费”。除此之外,有时候会要做些“抛顶宫”(抢路人的高级呢帽子)、“剥猪猡”(抢剥路人衣服)、“剥田鸡”(抢小孩的绒线衣等)、“背娘舅”(用绳套住被害人头颈背到角落,待昏迷即抢剥去衣物)等勾当。

经常来此的商贾、旅贩和农民们,为了免遭麻烦,须主动向流氓中的最有势力者行贿送礼以寻求庇护。这些流氓中的强有力者往往成为团伙帮派中的头目,渐渐形成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小地盘服从大地盘,小头目服从大头目,产生出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黄金荣在丁顺华和程子卿左右手的支撑下,横行霸市,聚赌狎妓,成为洋泾浜两岸小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

黄金荣还时常到老北门一带,与守城的门卒沆瀣一气,敲诈百姓。

因终日在黑道上跑,黄金荣认识了一些租界的巡捕,并跟在他们后面做“蟹脚”(即“跑腿的”),上海人称之为“三光码子”。这一时期的黄金荣尚属“郑家木桥小小混混”的社会极底层人物,自然没有固定收入,直到进入巡捕房后,才改变了生活和地位。

上海法租界是法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于 1849 年 4 月建立。

上一节说到黄金荣带着流氓去娼寮收黑钱,却碰上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其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名字都没有,是个印度人,法国巡捕房的差人。

原来在黄金荣去收保护费的之前,法国巡捕房的那些巡捕,已经收过黑钱了。这一下,娼寮的老板不干了,直接捅到巡捕房那边。

其实黄金荣在帮巡捕房干“蟹脚”的时候,和很多巡捕都认识,双方也都默认他们之间的江湖潜规则,那个印度人死新来的,坏了规矩。

黄金荣当即找到巡捕房,但是法国人却可以包庇那个印度巡捕,还提出今后的黑钱,巡捕房拿大头。人家法国人根本没有把他们这帮中国流氓当人看。

黄金荣火了,指使手下制造各种事端,但是法国人也不是傻子,直接抓走了不少流氓。黄金荣也觉得这么跟巡捕房闹下去不是事,于是花钱找到公董局的一个人,帮忙缓和与巡捕房的关系。

作为租界“政府”的公董局,于 1862 年成立,它设在法国领事馆(今金陵东路 2 号)里。公董局“有权”维护法租界的秩序,加强警力,清除腐败行为。然而当时公董局的官员,多数是早期殖民者中的冒险家充任,他们“事业”的中心,便是敛财聚宝,这决定了法租界的“政府”只能是合法犯罪的堡垒。这些官员不仅纵容平常犯罪行为的横行与存在,而且还直接与上海的黑社会发生协作关系,从而助长了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扩张。

法租界成立之初,百业待举,但资金匮乏,法租界当局为了开拓税源,公然应允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以便开征“营业税”。

久而久之,法租界当局发现,将烟税花捐承包给有能力的地痞流氓,或与之深交者,便容易有效地收到捐税。他们开始物色此等人物,并与之订立契约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将允许他们的合法生存,而且将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这样,租界和黑社会势力渐渐开始结合了。

当时,法租界的治安主要靠巡捕房承担。清末时整个法租界巡捕房的职员计有总巡 1 人、副总巡 1 人、总稽查 1 人、侦探长 1 人、法捕 60 人、安南巡捕 200 人、华捕 250 人、法探7 人、华探 50 人。因此,从数量上推论,警务处的密探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这是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并建立其势力的重要背景。

有几个当华捕的朋友劝说黄金荣,说你以前当过捕快,不如找机会进入巡捕房,那样一来我们华捕的这些兄弟都跟着你,不受安南巡捕的欺负。

这期间,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再招募 120 名华人巡捕。

就这样,黄金荣给自己报上了名。尽管他的年纪偏大,可以体格强壮,又有干“蟹脚”的经验。最关键的,法租界招华人警力以维护治安,本身就含有“以毒攻毒”的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有势力的流氓,来掌控那些小流氓,从而达到“治安”的效果。

黄金荣是江湖老大,完全符合他们的条件。

于是 32 岁,还没有女人的黄金荣,成了一名巡捕房的华捕。他进了巡捕房后,不像别人那样出去巡街,而是跟在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和“房屋捐”那样的黑钱。

他现在的身份是巡捕加流氓,只要他出面去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很快,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

黄金荣成有了法国人撑腰,就把大部小小混混收为徒弟,加以掌握,很多事情都是吩咐那些徒弟去干。

法租界这种“以毒攻毒”的策略,是历史的特殊选择。因为随着租界的扩张,人口猛增,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欧洲巡捕不懂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内幕,难以有效地掌控社会,以后所招募的外国巡捕也形同虚设。而黄金荣一类人物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特别熟悉黑社会各团伙的内幕与规矩。

租界与黄金荣一类人物的“联姻”,无疑将会扭转租界对治安问题一筹莫展的情形,大大改善对上海社会的掌控。另外,烟、赌、娼等黑恶经济的存在,是殖民当局获得稳定捐税的基础。为了保证其正常营业,就必须容纳与之有深刻渊源关系的黑社会势力。而流氓团伙之间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矛盾,也只有靠“以毒攻毒”、培植最有能量的黑势力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保持社会新的平衡。

总之,法租界当局为了确保租界的平安,放弃了司法公正这一道社会公正的最后堤防,而心甘情愿地引入流氓势力,其原委是可以想到的。

对于黄金荣来说,法租界向他这一类人等伸出橄榄枝,不啻于是给他们铺平了一条登天的大道。在过去,黄金荣率众从事敲诈、抢劫、诈骗等黑道勾当,既担惊受怕,要躲避官府的围剿,又需防止同道兄弟的“黑吃黑”。他们虽然能得到温饱,甚至有小财好发,但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光明正大地出入于大庭广众之前,难以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如今,有了殖民当局做靠山,他们就可以凭借自己亦官亦匪的身份,吞并其他流氓集团,以独霸一方。

事实上,黄金荣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流氓领袖,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三大亨之首,直到中国黑社会势力的龙头霸主,正是以担任法租界巡捕之位为起点的。

为虎作伥

上一节说到黄金荣觉得当捕快没有油水,辞职不干了之后,纠结一帮街头地痞流氓混江湖当起了霸王,法租界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采取以流氓对流氓的方式,收编了黄金荣,当黄金荣进巡捕房当了巡捕。

黄金荣进入巡捕房当华捕时,正值法领事馆利用越界筑路扩充为租界地盘,强制世代祖居在宁兴路一带中国百姓的住屋,钉上法租界的门牌,还挨家挨户强征“地皮捐”和“房捐”。居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纷纷将帝国主义在自己家门口钉上的门牌拆除,扔进粪坑。总巡捕房就派出法捕,带了安南巡捕和华捕赶去镇压,强制执行。

黄金荣穿了捕房发给的号衣,胸前左右有两个写着号码的圆圈,单排扣上装,腰束两寸半阔皮带,头戴红缨帽,黑绑腿,快靴,手拿警棍,加上他在衙门当捕快时练就的一副骄横的神气,比起那些骨瘦如柴、满面烟容、牙齿乌黑的安南巡捕,显得威武而神气。他们奉命出发,到达宁兴路时,黄金荣等在法捕指挥下,把带来的门牌钉到各家门口。居民们奋力阻止。

巡捕举棍猛击。居民反抗,拾起砖块乱掷。法捕命令开枪。黄金荣等手握警棍,步步进逼将居民拦到一边,又是劝诫又是恐吓:“不要不识时务,把你们住屋划进租界,以后就有洋人保护你们,很多人想挤也挤不进来!”

“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福不享,有祸遭殃!要是再不肯钉牌,进巡捕房去吃苦头!”

在武力的威胁下,很多住房门上钉上了洋号牌,立刻又被迫交付地皮捐和房捐。有的边哭边付,有的边付边骂:“我们住在自己地皮上,倒要向洋人付捐?天下还有公理?”

法巡捕完成了钉牌和收捐的差使,趾高气扬地凯旋而归。黄金荣回到巡捕房,也分到从捐税中抽成所得的几百文奖酬。

过了半个月,黄金荣又跟随法捕,到宁兴路西面一块荒地去。那边有几家农户和三四处坟地。公董局意图出廉价侵占这片土地,兴建新屋,开辟通向八仙桥的马路。消息早已传出。当巡捕到达时,几家农户和一两百个坟主,已经严守在祖居几代的屋舍和祖墓前,他们气愤填膺地指责法捕,不准帝国主义的鹰犬们放肆。

在法捕的命令下,黄金荣和那些安南巡捕等,举棍威吓,同时买通当地地保,指使一些地痞恶棍,举起钉耙、铁锹,把农民的房舍推倒,将数以百计的坟墓掘开,使这里的活人无法安居,死者尸骨暴露。受害者呼天抢地,伏在残垣、破棺上,悲愤恸哭。

黄金荣面对这凄惨而残酷的景象,毫不动心,反讥讽他们毫无见识,不懂世故,为什么不肯以破败的坟地讨好拥有权势的洋人,还可以获得为数虽然少但还值钱的舍施?

使黄金荣难忘的第三次公差,是对小车工人的镇压。

当时,上海陆上交通工具除了马车、东洋车和轿子外,只有一种被称为“羊角车”的独轮小车。马车只许洋人乘坐,搭东洋车和轿子的价钱也较昂贵,而且不能载货。独轮小车成为最实用的代步工具,上海滩约有三百多辆。但是租界当局规定,这种外形简陋、行驶时轮声喧闹、有碍市容的小车,从清晨八时起到夜里八时止,不准在热闹街道通行,而且加以苛捐。

前些年,工部局在这些辛苦终朝的车夫身上曾经一次次加捐,今年,又宣布车捐从每辆400 文增加到 630 文。小车工人忍无可忍,互相约定,在规定加捐之日,全体三百多个车夫,到外滩总会前会合,预备请愿;并派人去劝阻个别仍在推车的车夫,使上海滩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英、法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出印捕、越捕和华捕分别把劝阻者逮捕,送到“会审公廨”,戴了木枷示众。

这件事更加引起全体车夫的震怒,涌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围在门前大声抗议。英、法领事发急,下令巡捕房出动马巡和华捕,前来镇压。租界上的居民、店员和工人,也都纷纷赶来支援车夫。英、法巡捕骑着高头大马,手执大刀,向车夫猛砍。车夫赤手空拳抵抗,许多人受伤。黄金荣也举着警棍乱挥,群众举起杠棒扁担,拾起砖瓦石块反抗。一阵乱打砍杀,一些外国银行和洋行的门窗都被砸碎,洋人不敢露面。巡捕房眼看招架不住,便出动“万国商团”,架起大炮,连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兵舰也鸣炮响应,还派出军兵登陆。车夫们在枪弹的淫威下,被迫退却,而租界当局也被迫暂时取消加捐。

黄金荣在这一场格斗中,眼看这群车夫不如平常居民力弱可欺,就手挥警棍,尽力躲避。好汉不吃眼前亏,真光棍舍钱不舍命。虽然事后没得到赏金,但身上也没留下伤痕。一场战斗之后,警务处对受伤的巡捕加以慰问和抚恤,这使黄金荣感到洋人赏罚分明、体贴下情,更加重报效尽忠之心,而对那些车夫却凭添怨恨。因为,因为他们反抗加捐,将减少巡捕们每月应得的奖励。

为了报复和泄恨,也为了捞回损失,把从小车工那里受的气出在所有车夫身上。他在没有公差的时候,上街巡逻,帮助安南巡捕撬车夫的“照会”。巡捕房规定值勤的安南巡捕每月最少撬照会 30 张。黄金荣发现有的东洋车没有“大照会”,或发现有的车夫不在划定范围内停车,他们立刻抢步过去,以违反交通规定为由,不由分说,把车子的“照会”撬走使车夫一天不能做生意,还得自己掏钱要车行再捐一张。而黄金荣把“照会”带回巡捕房按战利品多少获得一笔笔奖赏。

公董局和巡捕房通过几次冲突事件的教训,认识到由洋人出面对中国居民明日张胆的镇压和欺榨,会引起不可收拾的民族仇恨和对立情绪。最好在华人中另外豢养一批忠实的鹰犬打扮起来,勾结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和地保,到各处去惹事生非,欺压良民。

而公董局作为帝国的代表,天主的信使,出面保护居民利益,骗取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荣誉。就从现存的华捕中选择加以重用。警务总监发现黄金荣进房以来,向来忠诚,服从,工作巴结,连连立功,就要他脱下“号衣”,穿上便衣,脸上的表情由凶狠恶狼改为笑面老虎,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侦探——“包打听”。

上一节说到黄金荣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刑事处当了便衣探员,30 多岁还没有老婆的他,居然遇到了他命中的贵人。

那个人就是林桂生。

林桂生比黄金荣小 9 岁,是苏州人,16 岁就嫁人了,但是没多久,她觉得自己的男人没本事,太窝囊,在一次吵架之后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没有再回去。

一个弱女子来到了上海滩,她能做什么呢?

由于她长得有几分姿色,所以初到上海滩的时候,只能靠出卖色相过日子。过了一两年,他凭借自己的本事,开了一家娼寮,当上了老板娘。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妓院的老板娘一般都是年逾不惑的老妈子,林桂生 20 来岁的年纪就成了妓院的老板娘,由此也可以看出她能力的强悍。

这大自鸣钟的地名,现在泛指金陵东路以北、延安东路以南、紫金路以东到黄浦江这一带1865 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原福州会馆旧址上建造了 3 层大楼,中间有座高高的钟楼,装有当时上海第一台大自鸣钟。巡捕房的正式名称叫法租界北区巡捕房,租界时代,楼前曾经矗立原来法租界总巡麦兰的铜像,因而俗称麦兰巡捕房,一度曾经做过法租界的总巡捕房。

刑事处下面有几个股:采访股负责保安;外勤股专门在大街小巷搜查行迹可疑者——俗称“抄把子”,同时检查赌场和烟馆。烟馆又称燕子窝,出典是燕子在某处造窠后,盘恋不去,每年冬去春回,仍归原窠,以此比喻吸烟者不能离开烟馆;正俗股又名花捐班,向法租界各类妓院征收“花捐”,以管理为名包揽伤风败俗的丑事。最突出的是强盗班,名义上是负责侦察和缉捕强盗、窃犯以及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暗中却与匪盗勾结,狼狈为奸。

黄金荣和其他几个便衣探员一起,进刑事处,被分到强盗班。强盗班的领班是个名叫徐安宝的中国包探,因长着一身肥肉,绰号“大块头”。徐安宝出身地保,会讲一口生硬的洋泾浜外国话。平时嘴里总是哼一支上海滩最流行的《洋泾浜山歌》:

来是Come去是Go,

廿四铜钿Twenty-four。

是叫Yes,不叫No,

如此如此,Soandso。

SitDown是请侬坐,

烘山芋叫Potato。

红头间三Keepdoor,

自家兄弟Brother。

爷要“发茶”娘“卖茶”,

丈人间伯Fatherlaw。

徐安宝还当过为洋人导游和置办物事的“露天通事”。后来由一个法捕介绍进捕房。

由于会拍能吹,升为领班。他发给黄金荣一张包探卡,编号不多不少正好 13。当时,法巡捕房的编制是法探 13 名,华探 13 名,编号自 13 到 1,依照年资浅深编列,并依序递升。

黄金荣在所有华探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所以轮到最末一号。但是有此卡在手,就成了捕房里最有权势的“捏卡的人”,人称“老正”,就好比拿到朝廷令箭和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可以生杀予夺,一手包办。

另外,这一年,正好是公董局公告调整华捕待遇,除 20 两纹银月薪外,每服务满五年者每月加 3 两,满 3 年加 6 两,满 20 年,连本俸带加薪,每月可得三十多两。黄金荣没想到进巡捕房不久,就名利双收,权势全有,犹如鲤鱼跳进龙门,也掀开“金玉满堂、荣宗耀祖”后福的序幕。他决心在这被称为洋场的社会舞台上,赤膊上阵,大显身手,成为众所瞩目的挂头牌角色。

那年头做这样的生意也很难,面临各种敲诈勒索,林桂生也想替自己找一个靠山,因此,当黄金荣到她那里去收钱的时候,她看上了黄金荣,香烟茶水地伺候好,并有意无意地向黄金荣讲述弱女子生存的种种艰难。

面对这个颇有姿色老板娘的殷勤,刚开始,黄金荣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几次见面之后,两人似乎有了共同语言。林桂生帮黄金荣分析便衣与社会各行业之间的矛盾,而且出谋划策教黄金荣如何两边讨好。如此一来,黄金荣对林桂生刮目相看,当他得知林桂生并没有结婚的消息后,便有了自己的想法。

黄金荣先让法租界鸡犬不宁,然后再由他出面消除纷乱,博得洋人的欢喜。 iZa/Mjr83OP0mG+DEbz52dXl9GnecaJT1DqbIpWR/IM5ZfJHBw9K7ZugCKe2Gh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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