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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和一些主要依赖于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银行体系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19.6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79.39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11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7.15万亿元，中国银行业资产占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总资产规模的90%以上。金融体系的其他业态，包括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行业的资产规模，加在一起还不到中国金融体系资产总规模的10%。这就难怪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都居于全球最大银行之列，中国银行资产规模大大超过美国、欧洲、日本银行资产规模的总和。
既然中国传统银行业的规模如此巨大，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还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影子银行呢？更有趣的是，2008—2017年，不但中国传统银行的规模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也发展得很快。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非银行融资规模从2008年的大约2.3万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20万亿元、2017年的65.6万亿元，影子银行在中国银行贷款总规模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1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15%、2017年的26%。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速度之快，也受到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影子银行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2016年前后，中国影子银行对中国GDP规模的比例，已经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影子银行对美国GDP规模的比例（1.2倍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之后，在认识到影子银行和债务可能成为影响中国金融稳定与可持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灰犀牛”风险之后，从2016年开始，政策有针对性地压降影子银行的规模和国家层面的债务水平。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从2017年最高时的65.6万亿元，逐步压降到2022年的40万亿元左右，下降幅度达到30%左右，有效地防止了影子银行和债务野蛮增长可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为什么中国的影子银行会发展得如此迅猛？总体来说，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金融压抑，即实体经济对于资金的饥渴（特别是在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
在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资本都是一项非常稀缺的资源。这一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社会融资渠道相对有限，对于金融体系有非常强掌控力的银行业，往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推动业务发展，银行希望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但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保证金融稳定，国家的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往往会对信贷增长规模和存贷款比率设定严格的要求。
因此，传统商业银行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政策上的漏洞来突破这些限制自身业务发展的要求，直到2009年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扩张机会。但就像中国老话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4万亿政策推出之后，中国的银行和借款企业都已经对信贷扩张的规模与高速发展上了瘾。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新增信贷规模达到4.58万亿元，几乎相当于2008年全年的新增信贷规模；而2009年全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则超过了1990—2000年全国新增信贷规模的总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通过大量从银行获得低价资本的方式，投资于高投机性的房地产和影子银行产品。虽然投资者意识到很多产品的风险非常高，但他们同样意识到，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只要能够借到资金，几乎任何资产的升值速度都会超过银行存款利率。就像庞氏骗局一样，很多借款者所投资的项目的现金流都不可持续，一旦没有新的外来资金补充，很多产品都有可能因此崩盘或违约。
就像金融理论和货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如此大量和快速的信贷扩张与货币供给，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经历了2010—2011年市场的波动之后，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人民银行不得不在当时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信贷增长的手段。
既然我国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投资或者过度投资的规模已经变得如此之大，影子银行的产品安全和银行，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都迫切需要找到一个银行之外的融资途径来支持这些项目的存活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幸好，中国的银行业和信托业在中国2006—2008年的股市牛市中，就已经开始紧密合作了。很多银行通过银行表外业务和信托公司发行产品来融得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当时非常火热的中国股市。但是这种合作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直到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才达到空前，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地步。一方面，很多银行在放款过程中面临信贷规模增速的要求和限制；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认为，资产价格会在宽松的刺激政策下继续飙升，因此都要实施激进的投资决策。正是因为对资金供给和需求双方面的限制，导致中国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以表外业务的方式紧密合作和高速发展。
第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除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信贷规模之外，信托公司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银行和信托公司所面临的不同监管要求所产生的监管套利机会。
按照全球银行监管的惯例，中国的银行也面临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10年提出的《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自有资本金必须达到其总资产规模的8%。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能够让银行更好地协调自己和利益相关方（股东、债权人和金融体系的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要过分地进行激进的交易。
由于全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期明显增加杠杆风险，因此有可能会对经济里的其他部门造成额外的系统性风险。而又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经济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它们一旦面临问题，政府将不得不出手援助。这种大而不倒的风险又进一步绑架了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因此才引发了社会对于金融行业的不满和之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所以，全球的监管者从上一次金融危机所获得的一个经验，就是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用自有资本来持有其资产规模的一部分。这样，一旦真的出现风险和危机，银行的自有资本将被首先用来抵偿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和损失。
4万亿刺激政策导致中国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利率水平如此之低，面临此种政策利好局面，中国几乎所有的银行和企业都希望尽可能快地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是，由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中国股市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中国各大银行无法通过股市融资和扩展资本金，加之中国的债券市场不够发达，所以银行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把自己的表内业务转到表外，削减自己的资产规模，以达到减少所需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目的。
第三，存贷款比率和存款准备金要求。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银行还面临另外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瓶颈，那就是存贷款比率。中国监管层要求银行在每100元钱的存款规模基础上，最多可以放贷75元钱。也就是说，中国银行面临着贷款对存款比例75%的要求。
因此，为了能够扩展自己的贷款业务，银行必须不断扩展自己的存款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季度末、年末，都会出现银行用高息揽存以扩展存款规模的现象。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里丰厚的存贷款利差，银行有非常强的动机借此扩张自己的资产规模和信贷规模，而存款规模很快就成为这种高速扩张过程中的瓶颈。为了绕开这一监管要求，很多银行尝试用除了占用存贷款比率指标的普通贷款的其他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影子银行的渠道发放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一些外资投行的研究和报道，中国的银行通过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一系列公司的合作，把不能够算作存款的银行间存款，通过影子银行业务变成可以算作存款的普通存款，以达到扩张存款规模和降低存贷款比率的目的。
商业银行用它们从其他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借得的银行间存款，来购买其他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信托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当这些影子银行机构获得银行的资金之后，再把相应的资金存入银行，变成银行的普通存款。在这一腾挪过程中，影子银行赚取了丰厚的交易费用；银行则通过这一系列腾挪，达到人为提升存款规模，符合存贷款比率要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