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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无可辩驳，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诋毁它，但归根结底，事实就是事实。
——温斯顿·丘吉尔
2014年1月，市场普遍意识到，由中诚信托发行的一款信托产品面临即将违约的风险。这款产品在发行之初是为了支持山西一家一度非常成功的煤矿企业——山西振富能源公司。在之前的两年中，山西振富能源公司曾经通过中诚信托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分三次发行了总计30亿元人民币的信托产品。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在逐渐上涨的煤炭价格的牛市中，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煤炭领域的产能。
但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和全球能源价格的下跌，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随之受到极大影响。有趣的是，在该产品即将面临违约风险的时候，中诚信托公司却宣称，自己在整个产品的发行和销售过程中，只是担任销售渠道的角色，而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才是这个产品的真正设计者和担保人。而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宣称它不会对这款产品的本金和利息支付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但因为这是中国信托产品发行史上第一例产品濒临违约险境的事件，而且因为大家更想知道，在当时中国整个信托行业处于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有趣的是，和西方的债务违约事件会立刻吸引广大投资者关注的情况不同，这一违约事件在中国投资者心中却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涟漪——中国的投资者看上去比海外的投资者要镇静得多。中国的投资者并不是因为信奉儒家或者道家的精神而显得气定神闲，或是具有国际投资者所不具备的风险承受能力，恰恰相反，这只是因为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务违约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拥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投资者在面对违约事件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沉着和冷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广泛存在着“隐性担保”。也就是说，因为有人会为违约买单，所以投资者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和资金安全。
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诚信托和中国工商银行最终达成协议，联合山西省政府一起来解决这一信托产品所面临的困境。
在之后的一两年当中，“中诚信托事件”逐渐成为信托行业一个普遍的现象，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信托行业第一次出现产品面临违约的情况。而中诚信托和中国工商银行如何解决这一次债务违约，影响着中国的影子银行行业今后的发展和稳定，也为大家如何看待中国信托行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中国的影子银行，特别是信托产品和银行的理财计划，向投资者发行了大量高息的投资产品（年化收益率往往在10%以上）。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本书英文版的时候，由于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贷款的要求，很多通过影子银行借款的企业，都来自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类难以通过传统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那些许诺高回报的信托产品计划，曾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增长点，不但承担了很大比例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也承担了大量传统行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
这些信托产品和银行发行的理财计划之所以有吸引力，不仅因其在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下提供了高额的投资回报，同时也因为投资者认为这些产品非常安全。很多投资者甚至认为，这些产品的安全性和银行存款本身的安全性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虽然这些产品的说明书里明确表示银行不会对这些产品的投资安全负责，但是很多投资者依然认为，中国的监管体系和银行出于对自身声誉的关注，最终是会对这些产品的投资安全负责的。
以中诚信托的这款产品为例，中诚信托和中国工商银行通过承诺9.5%~11.5%的年化收益率向其高端客户发售和能源企业有关的信托产品。很多投资者在获得比银行存款高2~3倍的投资收益的同时，其实在认购产品的过程中，通过产品的说明书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产品背后所隐含的风险。但是，聪明的投资者们同时意识到，一旦这类产品真的出现违约而他们对这种违约行为进行投诉和抗议，那么信托公司和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出于监管的约束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一定会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资金来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
这种隐性担保的现象看起来只是出现在中国的信托行业，但其实在信托行业之外的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非常普遍。
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隐性担保”现象或者说相信“隐性担保”的现象。购房者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保证他们的投资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如果因为房价下跌而导致他们蒙受损失，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国内曾经多次发生购房者高价买房之后，因为开发商降价，而在售楼处进行示威，甚至劫持售楼人员、破坏售楼处的现象。因为这些房地产投资者清醒地知道政府不会对他们的抗议坐视不管，而一旦政府出面，开发商一定会给政府面子，给自己一个说法。
再比如中国的A股市场。A股市场的很多投资者都相信中国政府和证监会会保证中国股票市场的上涨，或者至少保证市场不会出现下跌。由于证监会拥有批准公司上市的权力，而且获批的都应该是从公司的发展潜力和财务指标来讲非常优秀的公司，因此，一旦出现市场大跌，或者因财务造假等原因而令投资者蒙受损失的情况，投资者便聚集在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或者证监会门前游行示威，这种情况过去30多年在中国屡屡发生。
随着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剧，中央政府和监管部门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隐性担保问题对财政和经济发展影响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根据2013年审计署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2010—2013年下半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了70%，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中国GDP规模的40%。即使经过了随后数年的债务压降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仍然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底，全国政府债务总量合计超过了60万亿元（包含一般债务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以及25.6万亿元中央政府国债），再创历史新高。此外，自2007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以年均超过16%的增速保持高增长，增速远远高于同期的名义GDP增速，反映出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及时遏制债务和落实化债方案，是当前全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早在2015年左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本身已然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更让人担心的是它的增长速度。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融资方式的变化，以及土地储备的逐渐缩减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的扰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为今后经济增长提供更多隐性担保的能力与实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各国金融机构所广泛兜售的担保债务凭证（CDO）产品，有类似之处。时任花旗集团CEO（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说：“我们知道（这些产品）有很多风险，也会带来复杂的后果。但是，只要音乐还在播放，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起舞。”或许正如他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背后隐藏的巨大的政府隐性担保问题，可能在音乐停止之前，是会一直继续下去的。
在2018年房地产调控周期中，开发商为求提高周转率，降价促销，但却引发部分老业主“维权”。从2018年初至当年秋季，北京K2十里春风由均价37 500元/平方米降至26 800元/平方米，文一泰禾·合肥院子从备案价22 000元/平方米降至销售均价16 000元/平方米，杭州未来海岸部分房源降价40万元左右。以上项目均引起了部分业主拉横幅维权抗议，业主们的主要诉求为补差价、送车位或全款退房。在平顶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降价20%后，抗议者举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业主泣血声讨，跪求政府为民做主。”
与此类似，2014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使全国爆发了多起开发商售楼处或者办公室被破坏的案件，而实施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在这些楼盘购买了房屋的购房者。这些购房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售楼办公室，甚至把销售人员挟持为人质，似乎完全视法律为无物。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说破坏售楼处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商在降价促销的过程中，把他们之前买的房屋的价格下调了15%~30%，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浮亏
，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例如，杭州的一个楼盘在2014年初的售价是18 000元/平方米左右，几个月后，因为市场低迷，开发商将房屋的售价下调到15 000元/平方米，直接导致在2014年初购房者的损失高达16.7%。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很多购房者在抗议过程中表示，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曾经明确地表示今后不会再有其他促销活动和降价了。甚至有的购房者认为，开发商这种售楼之后降价的行为，简直和提供虚假信息、欺诈没有什么不同。有些示威者向记者愤怒地表示：“假如你今天刚买了一台新电视，明天商家就降价15%，你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轮力度不同的调控周期。几乎在每次调控过程中，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很多类似的抗议甚至破坏事件。虽然不是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发展到如此暴力的局面，但这些事件确实反映出购房者对于开发商售楼之后降价的强烈不满。而这也并不是中国的购房者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开发商降价表示抗议，而且很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2011年、2014年、2016年和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都曾重复上演。
为了加快销售，保证资金流的稳定和安全，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选择在房地产调控的时候采取积极的降价手段来吸引购房者。对于那些手握资金、即将购买房产的家庭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但是对于那些刚刚买房的家庭来讲，他们的投资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了。而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一直是上升的。众多因房价上涨而获利的家庭和购房者，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因房价上涨而获得的投资收益，拿出来和房地产开发商分享。因此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对此表示非常无奈，感觉也很无辜，并且不愿理会购房者的要求。
开发商承认，虽然当销售不得力的时候，是会在销售活动中提供一些保证回购或者保证待租的条款，即保证在几年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回购购房者所购买的公寓，或者保证以比较高的租金将房产出租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加大，目前房地产开发商提出的这种回购协议也很难吸引购房者了。因此房地产开发商慢慢不再出台这样的条款，销售人员在和购房者沟通今后的房产价格走势时，也明确指出房价可能会随当时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房地产市场里的投资者和全球其他领域的投资者一样，其实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投资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对自己的投资前景持有天真的、过分乐观的预期。
但是，和国际投资市场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对购房者这种讨说法和要求赔偿损失的行为往往是有所回应的。在购房者的集体抗议和要求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介入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争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建议开发商为购房者以某些方式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例如免物业费、提供免费车位等来息事宁人。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苗头，这对社会和谐没有好处。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土地招标和项目审批的时候都必须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因此，很多时候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指令和压力，为抗议示威的购房者提供一定的好处，以使抗议者停止“维权”。此时房地产开发商必须用自己的资金来给购房者提供这些好处，但是开发商的这种“慷慨”行为往往并不能得到购房者的任何感激。很多购房者认为，开发商在过去20年史无前例的房地产牛市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让他们拿出一点点利润来照顾一下广大老百姓的感受，简直天经地义。
从宏观层面来讲，这种抗议行为很可能会令市场预期产生不健康的扭曲。购房者，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将会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只要通过抗议和示威，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投资不至于亏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维权行为等于把消费者自身的购房风险转移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身上。购房者因此可以不负责任、肆无忌惮地购买房产，进行房地产投资，而不必为这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负责。
恰恰是这种由政府和开发商所提供的刚性兑付，以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极度宽松的货币供应，以及缺乏其他投资渠道的金融压制，直接导致了中国房价在过去20多年里的高速上涨，造成了房地产市场最终可能出现的泡沫和崩盘。
在中国的投资圈里曾经流行这么一个笑话：一些商业伙伴在一起吃饭，讨论今后中国最好的投资项目在哪些领域。席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房产价格比美国还高，租金又太低，因此导致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最没有投资价值的领域。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这群人又相互问对方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投资房地产而亏损？结果大家发现，在截至2016年的过去十几年里，房地产确实是一个只赚不赔的投资领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如此火热，以至于几乎所有2008年以前在中国购买房地产的投资者，都享受了数倍的投资收益。而这种赚钱效应和亲身经历，让很多购房者认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房地产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投资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来没有出现过调整或者中国的房价从来没有下跌过。恰恰相反，自从2000年以来，伴随着2002年的SARS事件、2005年的禽流感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2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都曾有过明显的下降。
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投资者对于房地产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市场的下跌而减弱。恰恰相反，房地产投资者对政府和政府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决心与能力都拥有极强的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允许房地产价格下跌或者让房地产市场经历长期的调整。
当中国政府开始宣称要调控房价的时候，许多投资者还是非常担心的。但是随着几轮不成功的楼市调控和相应的楼市“躲猫猫”行为大获全胜之后，房地产投资者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越发相信中国政府没有决心或者没有手段控制房价上涨，至少不会放任房价下跌。
然而，2016年可能会成为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分水岭。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
虽然有少数，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在“房住不炒”提出后仍然出现了大幅上涨，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房价，在此之后逐渐进入了平稳甚至调整的阶段。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所谓刚性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投机需求对于今后的市场预期和购房行为终于发生改变。这也反映出，由政府担保所引发的投资和投机需求，也一定会随着政府政策导向变化和担保的退出，而发生重大变化。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的A股股票市场。中国的A股股票市场里有超过两亿中国股民。在经历了2014—2015年的牛市之后，中国股市无论是规模、交易量，还是上市公司新股的发行规模，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然而很不幸地，中国的A股市场同样也存在着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隐性担保。
浑水公司的卡尔森·布洛克在2011年揭发了一个骗局，他指出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嘉汉林业公司是一个涉案数十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并且在这个庞氏骗局背后，还有大量的财富盗取行为。卡尔森·布洛克因此声名鹊起。
在报道发布之后，嘉汉林业的股价在数月内下跌超过80%，就连国际著名的投资者约翰·保尔森都在该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
一时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很多中国企业都遭到美国独立研究公司和基金经理的大规模卖空，导致很多受到关注的中国概念股股价腰斩，甚至不得不退市。
在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浑水公司和其他几家调查公司，通过揭发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财务内幕交易和基本面薄弱等状况，大规模卖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由于很多中国公司难以提供反驳证据，一时间股价出现大规模下跌，还有一些公司更是受到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调查和起诉。
有评论员指出，浑水公司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并不完全可靠。例如，浑水公司指责中国教育服务提供商新东方财务造假，但这种指责不但没有能够对该公司的股价产生负面冲击，新东方的股价反而在一年之后大幅上涨，涨幅达60%。这种针对中国概念股的卖空行为，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大规模讨论。一些财经评论员说，浑水公司利用这种肮脏的卖空交易，对中国公司展开进攻，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又一种经济恐怖主义行为。也有一些人认为，卖空机制为像浑水公司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在中国不应该推动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的发展。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中国投资者对于卖空机制和卖空并不是很熟悉。要知道，中国A股市场在2010年之前是没有任何卖空机制的，即使是在卖空机制推出之后，A股市场的卖空交易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也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而即使是在西方发达资本市场，卖空交易的比例也不超过整个市场的10%。
虽然卖空交易已经存在了三四百年，但在中国，仍然有不少观察者认为，针对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公司的卖空交易，是针对中国的一种阴谋。即使是在股指期货和融券业务推出多年之后，中国市场的监管者和投资者仍然因融券机制可能对市场带来冲击而对其持严重保留态度。而与此同时，很多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都普遍认为股价上涨是一件好事，而股价下跌无疑是坏事一桩。同时中国投资者还认为中国证监会有决心也有能力保证中国A股市场的持续上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证监会和包括美国证监会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使命不尽相同。以美国证监会为例，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秩序、公平和稳定。而除了这一全球各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普遍职能，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要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使命的驱使下，很多中国投资者不相信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证监会会容忍市场出现大规模下跌。因为股票下跌可能会造成投资者的重大损失，而这又有可能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重视，所以很多投资者认为，中国政府一定会保证股市上涨，而不会容忍股市下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05—2008年和2014—2015年，中国A股市场出现泡沫和崩盘的时候有那么多对投资完全没有了解的投资者，急切地涌进中国A股市场。
随着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A股市场在2005—2007年的牛市之后，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此后数年，中国的沪深300指数从最高点的6 100点左右，一路下跌到不到2 000点。在这一下跌过程中，很多中国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国证监会及各监管层的强烈不满，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和证监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股市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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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可以很容易猜测到，大多数提此要求的投资者，一定是那些随着市场下跌蒙受了巨大损失的人。2008年和2015年的那些投资者抗议并非孤例，每当中国A股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几乎就会在各种场合看到中国投资者因自己投资股市失败，而表达出对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一样，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在市场上涨并获取投资收益时，却不会对证监会和政府表达什么。所有的投资者都因为短期发了大财而欢欣鼓舞，并相信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遗憾的是，投资者们总是不能认识到，在市场暴涨的背后存在市场暴跌的风险。
而中国A股市场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证监会从政策层面上确实负有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很多中国投资者认为，保证稳定就是保证上涨。
有些观察家认为，中国证监会之所以酝酿了很久才推出允许市场平衡的卖空机制和股指期货等产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证监会不希望看到这些金融交易机制和金融衍生品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而中国证监会一直不愿意推出这些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机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证A股市场的稳定。
一方面，中国监管者认为，中国市场非常严格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要求，可以保证投资者不会受到那些资质不良的上市公司的欺诈和伤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中国证监会总是这样保护投资者，那么投资者很可能会丧失判断力，认为所有被允许上市的公司都是好公司。投资者可能因此在对企业进行识别和评价的过程中产生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当股价下跌使他们蒙受损失时，他们又会归咎于证监会，认为证监会对自己的投资行为产生了误导。
其实，国际上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职责只有一条，那就是保证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公正、公平、公开。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同样受到证券法的保护。任何额外保护投资者的意愿或者做法，都有可能扭曲整个资本市场对于风险的评判和定价。糟糕的是，中国的投资者只要感觉到政府和监管层会有意识地救市，监管机构在为市场提供隐性担保，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地进行大量不负责任的高风险投资。由于中国没有合法的赌博方式，因此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成了中国投资者发挥赌性的唯一，也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A股市场一直处在一种高波动、低回报的尴尬局面。
然而实际上，恰恰由于广大散户认为政策对于A股市场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才使得中国的广大散户投资者对于股市投资产生盲目自信，而这种盲目自信直接导致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蒙受了大量的损失。无论是2008年股灾，还是2015年股灾，投资者在股市泡沫中对于政府的支持有多信任、多憧憬，就在市场大跌中有多失望、多失落。
由此可见，中国证监会这种保护投资者的良好初衷和用心，反而令投资者认为投资是一项不需要学习、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动。在政府和监管层的担保之下，许多没有相应投资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投资者，义无反顾地投身A股市场，积极地进行投机。
在2014年初中诚信托违约案发生之后，另外一个广受中国资本市场关注的事件，是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能”）债务违约案。超日太阳能发行的“11超日债”，成为新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只违约的公司债券。
由于在过去3年中连续亏损，超日太阳能2013财年的收入比前一个财年下降了66.23%。与此同时，由于财务状况恶化，超日太阳能的股票面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的危险。如果是西方的投资者面临这样的问题，肯定会对这家公司的前景大为忧虑，认为这家公司离破产不远了。
有趣的是，中国的投资者好像对这只违约的债券一点儿都不担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破产和违约在中国不是一个被广泛了解的概念，而违约、破产和财务困境也是大家尽可能避而不谈的话题。许多人都认为破产是一件没面子和有损于个人和公司形象的事件。由于中国社会对于公司和个人破产的这种漠视或者回避态度，每年在中国申请破产和成功完成破产保护的企业数目还不如荷兰和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小国每年处理的企业破产案例多。
这种态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投资者对自己进行的风险甚至高风险投资，不但不担心，反而志得意满。无论是在A股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影子银行市场，广大中国投资者都坚信，中国企业肯定会受到各级政府的救助，肯定不会面临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这也直接导致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投资都是安全无风险的。
但是，这种看似安全的金融形势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拥有健康的现金流。恰恰相反，超日太阳能所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反复出现而且矛盾日益尖锐的债务问题。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发言，认为中国企业的负债水平已经达到高得惊人的地步。
2013年德国的企业负债水平是49%，美国是72%，日本是99%。据央行统计，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从2012年的106%上升到了2013年的110%，远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远远高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负债水平。
按照财政部的统计，2013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共计91.1万亿元，总负债共计59.3万亿元，杠杆率达到65%。202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负债总额6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7.0%。同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2.8%。汇总中央和地方情况，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4.2%。
那么既然国有企业的债务高过很多同行业民营企业的负债水平
，为什么中国的投资者不担心这些看起来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的企业？为什么他们不担心自己的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呢？答案恰恰又回到了本书讨论的隐性担保问题。因为中国投资者深信，这些企业是由中国政府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隐性担保的，因此不可能面临违约甚至破产的风险。
和那些需要担心自己债务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的绩效考评体系导致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和民营企业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大相径庭。很多国有企业之所以敢于不断增加自己的负债，是因为它们明白，给它们贷款的国有银行不会对自己采取严厉的惩戒，自己的债务最终将化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而由于国有银行的独特身份和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不良贷款最终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显性或者隐性地承担。也就是说，很多投资者相信，一旦这些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无法偿还债务，国有银行出现严重不良贷款，这些问题最终都将会由中国政府来买单。
企业高负债却不能通过破产实现退出，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官方统计，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和75%，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率至少有25%。中国产能过剩的数据严重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
在如此高产能环境下，仍然有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项目正在进行，也就是说，等到这些项目完成的时候，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迫使中国政府开始限制在化工、钢铁、水泥、多晶硅、风能发电机、平板玻璃、造船、电解铝和油粕压榨等行业的新投资与贷款。
电解铝行业在2015年之前曾经是一个暴利行业，其产能利用率几乎达到100%。正因为这个行业的高利润率和国家战略性重要产业的身份，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和国有资金都投入该行业，导致在2015年之后的3年里，电解铝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不到50%。
即便在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前，很多习惯了过去十几年迅速资产增值和市场扩张的中国企业，仍然进行着大规模的举债和高速扩张。企业家们仍相信，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不但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还能够在和国有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讨价还价的时候，获得更大的竞价能力。很多企业家认为一旦自己的企业做大，那么地方政府一定会对自己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并且当自己面临困境和挑战的时候，地方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因为如果放任地方大企业破产，地方政府将会不得不面临地方经济滑坡和就业率下降的严重后果。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很多企业在做投资决定时完全忽略了基本的金融原理和企业管理原则，而一味地扩大自己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希冀政府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投资和决定买单。一旦这些产业的盈利能力迅速下滑，很快就会反映在投资者的收益和贷款给这些企业的银行的资产质量上面。
目前，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开始面临严重亏损，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担心不能够按期收回它们贷给这些企业的本金或者利息。糟糕的投资业绩会让银行和投资者在今后对这个行业进行投资的时候三思而后行，让这些行业失去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所需要的投资和资本，从而限制了这些行业今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因此，虽然短期的疯狂投资和高速增长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它们也会带来那些始料不及的、非常难处理的长期问题和后果。
当然，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可能和它们的政府属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债务之所以上升得这么快，一定程度是由地方政府的GDP考核体系和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和目标决定的。所属辖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向是中国地方官员眼中的头等大事，因此通过借款投资推动当地经济短期内快速发展，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相互之间传授的“锦囊妙计”。而只要地方政府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激励和隐性担保，地方企业和很多有背景的国有企业自然非常乐意举债投资。这样一来，既完成了企业自身的高速扩张，又帮助地方官员实现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一举两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并不只是来自地方政府，有的时候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中央政府本身。当中央政府面临全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挑战时，往往会推行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往往会在这种刺激过程中成为政府政策最有力的推手和执行者。为了推动短期经济增长，国有企业往往会选择通过短期借债来达到增加收入和扩大产能的目的。
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几乎都经历了一轮政府增加杠杆的过程。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加自身杠杆承担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负债的方式，来保证全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虽然中国在此期间推出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救市政策，但有趣的是，中国政府自身的杠杆率似乎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同期出现明显增加。其中的玄机，很可能就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的负债和杠杆率。而这些杠杆率是难以通过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反映出来的，甚至难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反映出来。
中国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不断增长的债务和因为产能过剩所引发的不断恶化的企业盈利能力问题，这也是全球许多国家推动计划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一个通病。比如长久以来，预算软约束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以中央计划经济为主导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与人民生活。
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有盈利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很多政府职能和社会责任，如帮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教育、退休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有些国有企业甚至帮助政府借出和偿还债务。
但与此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也通过和政府的紧密关系，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大量在资源分配、市场竞争、管理经营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明显优于民营企业的优势。国有企业，特别是隶属于国资委的中央国有企业，往往可以非常轻松地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换个角度来看，这也等于中国的银行和政府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消化和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部分融资成本和债务问题。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一旦真的陷入经营困难和财务困境，中国各级政府总是会出面挽救这些陷入麻烦的国有企业，帮助它们解决所面临的运营和债务问题。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创举，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中国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向社会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举债。这些融资平台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获得了各级政府直接或者间接的担保和资助。在信息披露较为透明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国有企业的发债规模占中国企业债发债总额的90%以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占据了公开发行和交易的企业债务的20%以上。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都被直接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各种行政目的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它们能够在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中存活和发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核心就在于政府的支持和保证。各级政府在获得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提供的资金和帮助的同时，也会动用政府可支配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支持既包括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权、重点核心项目的参与权，也包括政府采购、退税及其他直接财政支持。结果就是，在政府的支持和担保之下，国企的经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所提供的各种帮助中最有利的一个，就是国有企业可以在一个金融压制的社会和经济体中获得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在历史上，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由于信贷规模的控制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局限，中国的资金市场一直是一个卖方市场。因此可以获得管制内的资金和廉价贷款成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经济和高昂的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套利，获得丰厚的利差和收益。
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够从银行手里轻松地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所以很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向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种给民营企业提供的贷款，有的时候可以带来年化利差高达10%左右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很多国有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只要学会放贷就可以了，几乎可以不必再费力开展它们的主营业务。
由于国有企业非常确信，无论它们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如何，自己都可以一直轻松地获得这种廉价的资本，所以它们会大举借债，并利用其债务帮助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而恰恰是由于政府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商业银行也愿意给国有企业提供巨额贷款。这些贷款的一部分，就是用来覆盖国有企业之前向银行所借的款项。这种国有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共生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运营和融资决策往往会明显背离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公平、利润最大化的基本规律。当然，政府所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只有在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凸显其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不得不将其提供的隐性担保转为显性担保。当国有企业或一些地方企业的存活面临困难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会用当地的财政收入来为受困企业提供财政担保和重组所需的资金，或是通过政府采购、退税或者直接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提振地方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和财务状况。
正因为政府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国有企业几乎完全不需要担心今后的融资问题，而国有银行也不担心它们给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国有企业甚至可以友好地和商业银行合作，帮助商业银行规避监管机构的监管。一些国有企业甚至还反过来为商业银行提供商业贷款中介服务，并且和商业银行分享所获利差，达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赢的结果。
国有企业的这些做法，表面上好像是使各方都获了利：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收益，银行有效地规避了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而民营企业则通过国有企业获得了虽然昂贵，但仍然比民间资本市场融资成本更低的另外一种融资渠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推出，造成了全球长期负的真实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隐患。在国内，这种不可持续的宽松政策给国有企业新一轮的投资和资产购置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金，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拥有资金优势的国有企业，会在新一轮资产泡沫中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
上述如刚性兑付、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可能都对中国目前居高不下的企业负债水平负有责任。同时，中国居民家庭的高储蓄率和中国金融行业的监管和准入限制，也都是造成国有企业享有刚性兑付和廉价资金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中国外贸出口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必须共同努力，一起来化解困扰中国的企业和公共部门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
政府通过预算软约束提供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这一做法的好处和风险都在于风险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发生转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确实在全球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里有过大量成功的案例。但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由于资本市场和政府机关之间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对称性，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很多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甚至危机。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全球资本市场冻结后各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救助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面临信息缺失和披露不完备的风险，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认为，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存在“债务天花板”，也就是举债的最高限度。一旦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融资和债务主体也会相应变得模糊，结果就是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政府，都不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整个经济里的债务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债务今后的规模还可以扩张到多大。
无论是中国的信托产品、房地产市场、A股市场，还是国有企业，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它们在过去20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国际质疑，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并且创出新高。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些投资背后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但这些或有负债还只是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自从2009年中国政府为了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所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显性债务，对此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为了回应国内和国际对中国债务增长的高度关注，审计署在2013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工作。这次审计发现，中国政府的债务达到30.23万亿人民币（大约5万亿美元），负债率接近60%。这一债务水平达到了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红线。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元，比2010年审计时的10.7万亿元增长了67%。即使很多专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总规模仍然处在可控范围内，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在2010—2013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
而这次审计10年之后的现实是，即使经过了随后数年的债务压降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仍然持续明显增加。截至2022年底，全国地方债务总量合计超过了6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抛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不说，中国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成功地探索了多元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而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开创的这些新型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导致现在越来越难以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在整体债务规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对各种企业提供的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刚性兑付和担保。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者信用危机，这些或有债务就有可能由地方政府承担。
更令人担忧的是，持续开展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由于房地产行业调控和疫情冲击，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甚至已经技术性破产。这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转，甚至能继续从资本市场融资，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的大量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信用。恰恰是因为这种隐性担保的信用，避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大规模的违约或者面临财政危机。
中国政府目前的资产状况确实足以涵盖其债务。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逐年增加，这更提升了中国政府的融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拥有全世界最大的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这也足以支撑一定时期内中国政府偿还债务的资金需求。
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储蓄率和居民自有住房保有率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私人部门也有比较强的能力来应对债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资本市场将会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提供更多与更可持续的渠道，也可以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但是，随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滑，中国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也出现了变化。2012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较前些年放缓。同期，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导致中国财政赤字从2007年的0.7%上升到2012年的1.5%、2016年的3%、2020年的3.6%、2022年的3%和2023年的3.8%。虽然这一比例比起美国2022年5.5%的赤字率仍然低很多，但是中国财政赤字持续上升的趋势，仍然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关注。
鉴于中国政府对于改善医疗、社保、保障性住房和环境保护等重要民生领域的改革决心，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势必在今后会持续增长。因此短期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随着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政府将不得不在放缓财政支出的增速和扩大财政赤字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且不要说政府今后在很多关键领域进一步推动改革也是需要很多财政资源支持的。
中国和全球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一样，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联系，都变得更加紧密了。
中国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问题其实也不例外。
在中国政府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支持下，全球的投资者都暂时忘却了他们对风险的厌恶，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不仅有风险，甚至风险很高的资产中去。例如中国的信托产品、房地产市场和A股市场。在进行这些投资决策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足够强大，中国政府将会为他们所做出的投资决策买单，中国政府可以保证他们的投资不会蒙受损失。
这种强大的信心和对风险的忽略，导致大量的中国企业和家庭承担了远远超过其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风险。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和企业的支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这些产品中去，才推动了中国的银行业、影子银行业、房地产行业、A股市场的繁荣发展，甚至有时达到了非理性繁荣的地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创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高，中国的股票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估值日益提升的大环境下，很多投资者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投资的产品的风险。
由于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忽略，导致在中国金融体系里融得的大量资金被传输到那些具有强烈融资需求，同时也愿意支付高成本进行融资的企业手里。这些企业和融资方往往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很多处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不用说，这些愿意支付最高融资成本的借债者，自身的风险也是整个经济体里最高的。
地方政府由于有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有非常强烈的融资需求，为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城改造筹措资金；房地产开发商则需要融得大量资金为下一轮的经济扩张和房价上涨做好充足的土地储备；而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不但需要新资金的注入以帮助企业渡过财务难关，更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在严酷的价格战中保住资源，抵御竞争对手的攻击或者将竞争对手赶出竞争市场。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些企业必须完全通过新的融资来偿还它们之前的债务。
无论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还是产能过剩的企业，它们具体的融资需求是什么？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定提供了信心保障，也给融资方铺平了道路。而这些投资也确实对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所获得的高速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遗憾的是，就像生活中很多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凡事都要适可而止。中国政府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经过过去近20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和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野蛮生长下去，而是可能面临大幅调整甚至下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房地产行业这一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和驱动力，恰恰很可能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面对这些产能过剩率达到50%甚至100%的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大举借债以推动经济短期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决定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和中国政府的信用评级。而中国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价值与公信力。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也将相应放缓。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的决心，决定了财政收入放缓的时候，又恰恰是中国政府财政支出面临大幅上涨的时候。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非常不同的新情况和新常态。
其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大。一方面，房价的下滑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也将随着财政收入来源的枯竭而日益上升。这种由房价下跌所引发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但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急剧增加，也会限制地方政府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一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能够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提供大量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还能像过去30余年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能力也会随之下滑，从而减弱政府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实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循环，影响中国经济在今后中长期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财政稳定性和深化经济改革的力度，都将因此面临严重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这种在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必须得到妥善的调整和积极的改革，以达到中国经济稳定有序、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
本书引言部分介绍了既让人激动又让人担忧的中国经济，并且解释了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是如何在过去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而这种推动作用恰恰在未来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巨大的威胁，以及为什么逐渐退出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和中国经济新常态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章讨论了中国的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只是中国经济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A股市场的角度来探讨刚性兑付与隐性担保是如何扭转各自市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及收益的判断的。同时，这两章还讨论了这种对于风险判断的扭曲是如何导致在各自市场里出现狂热的投机行为的。
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讨论了在中国出现的以P2P（网络借贷）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体系改革，还探讨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可能会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及冲击。
第五章讨论了隐性担保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能在政府逐渐退出隐性担保的过程中实现逐步转型。
第六章讨论了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第七章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迷局。这两章共同指出，隐性担保不只存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更是中国的经济体系和转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八章着重讨论了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深入分析了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而向各种投资机会、投资者和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意愿和能力，以及随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恶化，政府在今后继续提供类似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能力。本章特别讨论了中国政府逐渐退出刚性兑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这一转变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刚性兑付大多是以隐性方式提供的，所以目前很难对刚性兑付问题的严重性给予一个准确的定量分析。而这种不可知恰恰是整个隐性担保问题的风险和核心所在。未来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风险在于，中国经济体系里很多统计数据都不可靠，因此很难帮助政策制定者做出可靠的判断，更不要说科学的决定了。
第九章着重讨论了中国统计数据的不可靠性和可能存在的偏差。统计数据的缺失、偏差和人为调整可能会对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干扰。如果中国政府希望今后能够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正确的政策，就必须尽早改善统计数据的收集方法，提升统计数据的质量。
第十章着重讨论了在国际经济金融历史里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曾经扮演的角色。本章通过对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危机回避模式的讨论，着重研究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隐性担保模式是如何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揭示了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给各国在各个发展时期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刚性兑付这一由国家支撑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在短期带来丰富的机会，但也可能在长期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本章特别讨论了2009—2022年世界各国政府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效果和长期风险，以及对今后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重塑所带来的挑战。
第十一章着重讨论了今后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对政府如何逐渐退出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化解各个经济部门和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不断积累的风险，提供了具体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