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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波父子处在江户时代中后期。江户时代是指德川家康统治的时代。因其统治中心设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故名。这个时代从德川家康掌政柄的元和元年（1615年）开始，到德川幕府崩溃的庆应三年（1867年）结束，历时252年。
江户时期相当于我国清代，又可分为前、中、后三期。江户前期（元和元年至享保二十年，1615—1735年），相当于明末清初；江户中期（元文元年至天明末年，1736—1788年），相当于我国清代中叶；江户后期（宽政初年至庆应三年，1789—1867年），相当于我国清代后叶。
其时，日本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其封建统治，于江户前期（1633—1641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建立起一个严密的“锁国”体制。禁国主要是严格查禁基督教在日本的传布和极端限制日本人同海外的交通贸易。
日本的“锁国”政策是针对基督教和西洋文化的，对中国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欢迎。这是因为要抵制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佛教）是最好的挡箭牌，故当时赴日僧人络绎不绝。从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列表中可以看出，德川幕府时代来日的中国僧人有六十余名，比起镰仓、足利时代来日的中国僧人要多得多。
中国僧侣不断赴日，其中有隐元隆琦、高泉性潡等高僧。陆续赴日的中国僧人不仅给日本宗教界以许多刺激，而且对于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建筑、雕刻、书法、绘画、音乐、医学，以及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医学方面，高僧独立、化外、心越、澄一等医技精湛，他们把医术传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石原学鲁、国立贞、今井引济等人。其中独立把生理、病理图七种，医书六部九卷传给了池田正直，有解说痘科的《痘科键》，使得池田名声大振，世代因之称为痘科专家。
佛教给当时的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奈良至镰仓时代的哲学，实以佛教思想为主。在中国，早在后汉时期就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宋代朱子（朱熹）学大兴，朝野上下倡排佛之说。明代契嵩等大师力倡佛儒一致，以对抗宋儒。在中国，三教合一本为对排佛的反说，而在日本结果却相反，倡佛者反而成为宋学之人。由三教一致（即佛即儒）的思想变成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佛家已渐渐归降了儒家。如江户时代宋学初兴时，藤原惺窝本是相国寺之僧，林罗山本是吸江寺之僧，他们都相率去寺院而反对佛教，大力倡导儒教，从儒佛一致而变为儒佛分裂、反佛尊儒。同时，僧侣渐渐堕落，僧侣与人民之间矛盾的加剧也成为儒教兴起的有利条件。
江户时代，朱子学（儒学）成了官学，其后随着古学与阳明学的发展，乃发生私学与官学的对立，因而从学术思想上看江户前期是朱子勃兴时代，中期是古学隆盛时代，后期是阳明学与朱子学对立时代（即私学与官学对立时代）。
江户时期大批中国儒家学者（如朱舜水、陈元斌、张非文等）出访日本，不少加入日籍。当时日本学者（如木下顺庵、伊藤仁斋、林凤岗、山鹿素行等）无不直接、间接地受其影响。
中国书籍大量输日，对日本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初年，解除明末海禁，中日间贸易文化往来有了发展。
清代康熙年间，编辑刊行了大量的丛书、类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历学考成》《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等，这些书籍很快就传到了日本。其中《古今图书集成》输出最早，《大清会典》《康熙字典》《通志堂经解》也于吉宗之时东渡，《皇清经解》编辑成六年后（1835年）即运往日本。当时，幕府特在长崎设置鉴别中国书籍的“书物目利”进行审查。据长崎向井氏的记录，以及近藤正斋的《好书故事》《古文故事》和大田亩的《琼浦杂缀》《琼浦又缀》等书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输入的中国书籍和日本读书界的倾向。此外，在长崎县立图书馆中藏有书籍底册，其中记载输入的中国书名和销售地点。长崎输入的中国书籍的一部分藏在枫山文库中，称为天皇文库御用，不久便翻刻成官版，从周朝到清朝的官版书共翻刻193部。此外，有的书还流入爱好学问的大名手中，由各藩翻刻。天保十三年（1842年），幕府还曾下令给封地十万石以上的大名，奖励他们翻刻流传。经过这样输入、翻刻的中国书籍，流传到日本学者、文人手中，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诗集、诗论、诗话的输入影响了日本的诗坛、画界；医学、博物学、理化学等书籍的传入，影响了日本的科学界。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考据学风风靡日本的学术界，不仅对儒学、史学，而且对医学、科学都起到深远的影响。
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丹波父子在医籍考据、训诂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