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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自从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独立学科后，就对中医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医家首推钱乙。明·宋濂谓：“钱乙深得张机之阃奥，而撷其精华，建为五脏之方，各随其宜。肝有相火，则有泻无补；肾为真水，则有补无泻；皆启《内经》之秘。世以婴医目之，何知乙之浅哉。”现分述如下。
钱氏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见解及提出的儿科五脏辨证纲领，注重小儿脾胃，化裁和自拟众多儿科方剂，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基础，与钱氏同时的董汲、阎季忠，都是钱氏学术的崇拜者。嗣后，南宋·刘昉《幼幼新书》及不著姓氏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几乎全部收载了《小儿药证直诀》论证、医案、方剂；明·薛铠《保婴撮要》阐发了钱氏五脏辨证说，并注释《小儿药证直诀》，薛己增补了验案，以阐述钱氏之学；鲁伯嗣《婴童百问》广采钱氏之说以作问答；此外，清代周震《幼科指南》、陈复正《幼幼集成》等儿科学家，也都远淑钱氏。然而，在儿科学方面受钱氏学术思想影响者，以明代万全、清代吴瑭、民国时期的恽树珏三氏为最大。
五脏辨证是《小儿药证直诀》的主要内容，也是全书的总纲，反映了钱氏儿科学术特点。钱氏认为小儿五脏热病，因外邪入里化热，或它脏移热转变，多为实证。其中心、肝多实热，肾无实热；肺、脾则虚实热俱备。小儿五脏热病，在面部均有一定的反映。五脏寒证，除肺感外寒及脾胃虚寒外，均未作详论。钱氏五脏补泻方中，心、肺、脾三脏有补有泻；肝则有泻无补，肾者有补无泻。万全根据钱氏的上述见解，从而悟出五脏之中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以及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阐发了钱氏的言外之意。
万全认为“盖肝之有余者，肝属木，旺于春，春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资以发生者也。儿之初生，曰芽儿者，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故曰肝常有余，有余者乃阳自然有余也。脾常不足者，脾司土气，儿之初生，所饮食者乳耳，水谷未入，脾未用事，其气尚弱，故曰不足。不足者，乃谷气之自然不足也。心亦有余者，心属火，旺于夏，所谓壮火之气也。肾主虚者，此父母有生之后，禀气不足之谓也。肺亦不足者，肺为娇脏，难调而易伤也。脾肺皆属太阴，天地之寒热伤人也，感则肺先受之；水谷之寒热伤人也，感则脾先受之；故曰脾肺皆不足。”（《育婴家秘·五脏证治总论》）可见后世所论小儿五脏之“有余”“不足”之说，其源实出于钱氏，其说实倡于万全。
此外，万全遵守钱氏的五脏证治法则，而对于脾胃病则又有阐发，认为小儿乳食不调，易饥易饱，“饱则伤胃，饥则伤脾；热则伤胃，寒则伤脾”，“故小儿之病，胃病最多”，“若五脏有病，或补或泻，慎勿犯其胃气”，并提出具体的调治之法：“脾热者泻黄散，胃热者人参白虎汤，脾胃寒者理中汤丸，脾胃虚者异功散、调元汤、人参白术散、养脾丸，伤食者，消积丸、保和丸。宿食成积者枳术大黄丸，已成疳者集圣丸”，若小儿少食而易饱，“胃之不受，脾之不能消，宜运脾之阳，养胃之阴”，用钱氏异功散合小建中汤主之，万全赞赏钱氏“吐泻久则生风”“饮食伤则成疳”“诸疳皆脾胃病”的观点。丰富了钱氏小儿脾胃学说的内容。
吴瑭是清代著名温病学家，他一生中总结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学术成果，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温病条辨》一书，从三焦立论，阐发叶氏温热学说，其中《解儿难》一卷，实阐发了钱氏学术思想。《解儿难》中提出了“稚阴稚阳”之说，充分反映了小儿生长发育阶段中的体质特点以及与病理方面的转化关系。概括了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抗病能力弱的生理特点，因而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一旦患病，正气易于内溃而导致阳衰阴竭，如治疗失宜，药过病所，也易使病情恶化。故吴瑭阐述说：“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症，莫知其乡。”实是阐发了钱氏“脏腑柔弱”“肌骨嫩怯”“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小儿生理病理特点。
钱氏认为慢惊风的病机是“无阳”，是“脾虚生风”，因而是一种虚寒性的脾胃病，治当“温补”。吴瑭则认为“病久而痉者，非伤脾阳，肝木来乘，即伤胃汁肝阴，肝风鸱张。一虚寒，一虚热，为难治也。……如夏月小儿暑湿泄泻暴注，一昼夜百数十行，下多亡阴，肝乘致痉”（《解儿难·湿痉或问》），因而立连梅汤滋养津液，用大小定风珠、三甲复脉汤填阴柔肝，以治因胃津耗损、肝肾阴竭而致心神愦乱、虚风暗动，搐搦瘛疭之痉。可谓继钱氏后，对慢惊风用滋补法治疗的一大进展。
此外，吴瑭从小儿体质出发，从钱氏地黄丸悟儿科用药论“小儿，春令也，东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认为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钱氏地黄丸正是补益小儿的标准方剂。吴瑭反对恣用苦寒，以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而存阴退热，莫过于钱氏六味之酸甘化阴”。吴瑭此说，实发地黄丸方论。
恽树珏是一位多子女的父亲，由于他在治医学之前，曾夭折三男二女，于是发愤攻读医学，留有二男三女，所谓“三折肱而为良医”，故有许多切身体会。
恽树珏对《直诀》一书，倍加赞赏。认为“《颅囟经》失传之后，能略存古意者，当以《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为巨擘矣。古经方失传之后，一二存者，胥在《千金方》中，《颅囟经》失传之后，古意一二存者，胥在《药证直诀》之中。”其中特别对钱氏的惊风学说尤多阐发。
钱氏将早晨、日午、日晚、夜间发搐，分主以肝、心、肺、肾四脏，恽树珏认为“用意颇深远”：“所谓肝病者，非肝病；心病者，非心病，乃脏气病也。脏气所主，为生、长、化、收、藏，肝病者逆生气，心病者逆长气，肺病者逆收气，肾病者逆藏气也。言寅卯、巳午、申酉、亥子者，一日之生长化收藏也。《内经》之法，分三级。生长壮老已，统一生言之；生长化收藏，统一年言之；鸡鸣、平旦、日中、合夜，统一日言之。今以小儿之病，分隶一日之二分二至，与《内经》之法相合。”阐述了钱氏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时间与证候有内在联系的时空观。
其次，对钱氏治惊风发搐的地黄丸、泻青丸、益黄散分别分析其方义及临证活用之法。认为：“以上五方，最为平稳适当之剂，苟能辨证真确，施之无不立效，而所难者，即在辨证正确。”（《保赤新书》）
钱氏五脏虚实证治，对张元素的脏腑病机辨证影响甚大。《医学启源·主治心法》几乎照本全录《直诀》小儿五脏辨证的理论。元素一向以“不用古方，自为家法”自许，但对钱氏的临证治法取用独多，竟把地黄丸、泻青丸、安神丸、泻心汤、导赤散、益黄散、泻黄散、泻白散、阿胶散列为五脏补泻的标准方剂，其重视调治小儿脾胃的学术观点，经张元素而影响于李东垣。钱氏有“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小儿药证直诀·腹中有癖》）之论；李氏有“脾胃虚衰，百病由生”之说，如出一辙。钱氏认为小儿食积发热的病机是“脾胃虚而发热”（《小儿药证直诀·腹中有癖》），所拟白术散，实为儿科中补气升提、甘温除热之剂。而李氏则创制黄芪汤治慢惊，又说“慢惊伴有呕吐、腹痛、泻利青白、益黄散圣药也”。《脾胃论·肠癖下血论》中说：“胃虚不能食，易大渴不止者，不可用淡渗之药，与白术散补之。”《内外伤辨惑论》治疗腹痛，中气虚弱，主张用“仲景小建中汤加黄芪，或异功散加芍药”；治疗渴泻伤津，也以“白术散倍葛根”。《脾胃论》治小儿、男、妇三焦积热、目赤肿痛、口舌生疮、烦燥便秘，以及五脏俱热之痈、疖、疮痍、痔疾、肛裂诸病，主张用《小儿药证直诀》三黄丸。李东垣善用升阳散火之法，在组方中常用升麻、柴胡、羌活、葛根等药，如升阳散火汤、补中益气汤、升阳除湿汤，以及清胃散等，都可谓仿效泻黄散、泻青丸、败毒散、白术散方中“风药散郁火”之影响而创制的。因此，李东垣脾胃学说可以说是在钱氏的影响下才充实完善的。虽然钱氏从小儿的病因特点出发，提出注重调益脾胃；而李东垣从成年人劳倦饥饱着眼，善于生发脾胃之气；两家虽各有所据，但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源流。
钱氏立地黄丸，注重补益小儿肾阴，使之成为“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之专剂。刘完素用此方治疗痨热骨蒸等阴虚证；李东垣在此方基础上拟益阴肾气丸（泽泻、茯苓、生地黄、牡丹皮、山茱萸、当归梢、五味子、干山药、柴胡、熟地黄，见《兰室秘藏·眼耳鼻门》）；朱震亨取其意，创大补阴丸（黄柏、知母、熟地黄、龟甲、猪脊髓，见《丹溪心法·补损》）；明·薛己承用其方，遂为直补真阴之圣药；清·赵养葵赞此方为“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医贯·六味地黄丸说》）。不少至今常用的方剂，亦宗此方，如《医宗己任编》将本方加五味子，名都气丸，以治阴虚气喘；《医级》将本方加枸杞、菊花，名杞菊地黄丸，治阴虚眼花歧视；加麦冬、五味子，名八仙长寿丸，主治阴虚喘咳带血；《医宗金鉴》将此方加知母、黄柏，名知柏地黄丸，以治阴虚火旺，骨蒸潮热；《景岳全书》将本方减丹皮、茯苓、泽泻，加枸杞、牛膝、菟丝子、龟甲、鹿角胶，治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荣卫，渐至衰弱。可见该方为其后许多医家所注重，从而开创了后世补肾之一大法门，成为滋阴学派的先声。
惊风发搐是儿科常见证候，由于小儿气血未实，神气未充，肝常有余，真阴不足，柔不济刚，外因火热惊恐，内因痰食积滞，易致肝风内动。心火上炎，风热相搏，每易神昏发搐。小儿外感热病、痘麻脐风、疳瘦痰食、惊怵癫痫等，均可出现惊风抽搐。钱氏除应用攻下阳明腑实法以泄热开窍外，还别树清热平肝、芳化凉开之法，所拟凉惊丸、抱龙丸，为儿科热病惊搐神昏的治疗提供了有效方剂。《明医杂著》牛黄抱龙丸（即抱龙丸加牛黄）、《活幼心书》琥珀抱龙丸（即抱龙丸加琥珀、人参、甘草、枳壳、枳实、茯苓、山药、金箔、檀香，去麝香）均从抱龙丸加减而成。收录在《小儿药证直诀》附篇《阎氏小儿方论》中的至宝丹、紫雪丹，被明清时期温病学派所采纳，成为芳香开窍，解毒醒神，清热凉血法的有效方剂。
此外，《小儿药证直诀》提出的“热证疏利或解化后，无虚证，勿温补，热必随生”等观点，对后来的温病学说也很有启发。叶桂“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与钱氏所论相同。
如前所述，钱氏之方由于理法严谨，配伍精当，除张、李二氏相继引用外，其他如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等著名方书均受其影响，开创了方剂史上由博返约的新局面，钱氏就是这种局面的开创者。张元素一向以“不用古方，自为家法”自许，但在遣药制方、药物的补泻作用方面，也效法钱乙。其结合脏腑的喜恶，病变的性质，药物的气味，而立《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并将钱乙的五脏补泻诸方，列为五脏补泻的标准方剂。及今而言，几乎所有流行方剂专书，都有钱氏之方，且为临床医生所习用，诚如薛己所说：“钱乙之法可以日用，钱氏之方可以时省。”（《小儿药证直诀·自序》）可见，钱氏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实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
由于儿科学的发展，防治儿科疾病的药物被大大丰富了。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了很多小儿病的防治药物，为小儿初生诸病、痘疹、斑疹、诸惊、痫疾、诸疳、诸热、咳嗽、哮喘、吐泻、诸痢、尿血、诸疮等三百多种小儿常见病的防治，提供了众多的有效药物，从而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
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是从义冢中细致地观察了小儿尸体的解剖位置形状，提出了小儿囟门与发育的关系，以及眼、耳、鼻、舌五官的生理功能与脑相通，提出记性在脑的见解，并在临床实践中创立了“活血化瘀”的治法，在前人基础上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此外，王氏对小儿疳证提出了“通血管”“逐瘀血”“消积块”的方法，为治疗疳积提供了新的途径。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已有了正确的描述和认识，后来由于麻痘等发疹性传染病的猖獗，公元14世纪中叶，这四五百年间，目前可以查考的儿科专籍约有二百余种，其中麻痘专书占一百二十余种。据《三冈识略》记载：安庆张氏用痘浆染衣，让未出痘的小儿穿着，可诱发轻症天花。程从周的《茂先医案》和周晖《金陵琐事剩录》等书中都有种痘的记载。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中载有“稀豆方以饮未豆儿，辄饮辄效”等记载，可见到16世纪中叶，已经重视天花的预防，《痘科金镜赋集解》说：种痘法在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经盛行，并推广到各地。张琰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经验，编成《种痘新书》，所用“佳苗”，人工引种的痘，症状多轻而顺利。我国人痘接种法比英国人真纳发明的牛痘法早了一百多年。今天人类所以能在全世界消灭天花，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儿科学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历史作用。人痘接种术，开创了世界免疫学的先河。
（俞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