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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胎禀、护养、生理、病理、病因、诊法、治法等。其中包括胎养胎教学说、胎毒学说、护养学说、纯阳学说、变蒸学说、稚阴稚阳学说、脾胃学说、寒凉学说、温阳学说、主补主泻学说、五脏有余不足学说、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学说、折衷学说、指纹望诊学说、小儿推拿与捏脊学说等，诸家各有不同阐发。
所谓胎养胎教，主要是指在怀孕期间，除重视孕妇身心健康外，更要重视对胎儿生长发育和孕妇精神情操等方面的护养和教育。由于胎儿在母体中能够受孕妇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这就是“胎教”。
胎教之说，较早见于《列女传》，其曰：“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是行，及其有娠……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后《诸病源候论》及《千金要方》均阐发其义，认为：凡受胎三月，逐物变化，禀质未定，若庶事清净，生子皆良，是谓外象而内感者也。
《饮膳正要》也谓：“欲子多智，观看鲤鱼孔雀；欲子美丽，观看珍珠美玉；欲子雄壮，观看飞鹰走犬。”他如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胎教论》、元·朱丹溪《格致余论·慈幼论》、明·万全《育婴家秘·胎养以保真》等，都有关于胎养胎教的论述，虽然夹杂有一些玄学的色彩，但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后清·陈复正《幼幼集成》总结胎养胎教方面的理论，提出“胎婴在腹，与母同呼吸，共安危，而母之饥饱劳逸，喜怒忧惊，饮食寒温，起居慎肆，莫不相为休戚，古人胎教，今实难言，但愿妊娠之母能节饮食，适寒暑，戒嗔恚，寡嗜欲则善矣”，后世均从之。
妊娠期间受自母体毒火，或分娩之时吸入污染的羊水，因而出生之后发生疮疹诸病，胎毒是指这类疾病的病因。父母恣食肥甘，或多郁怒，或纵淫欲，或患恶疾（如梅毒等），其毒火蕴藏于精血之中，而成胎毒。明·万全《片玉心书》曰：“男女交媾，精血凝结，毒亦附焉，此胎毒之原也。”《幼幼集成》曰：“凡胎毒之发，如虫疥、流丹、湿疮、痈疖、结核、重舌木舌、鹅口口疮，与夫胎热、胎寒、胎搐、胎黄是也。”
明·江瓘《名医类案》中，载有李东垣一则医案。案中所述一对中年夫妇，连得五子，都因在一二岁时患一种“红丝瘤”病夭亡。后经东垣诊治，认为是因父母肾有伏火，孕胎之后，以气相传所致。故嘱男服滋肾丸，以泻肾中伏火，补肾阴不足，并忌酒醋辛辣等热性食物；女服六味地黄丸以养阴血，并于受胎五月之后，以黄芩、白术两味为散，连用五至七服，以清胎热。此后生三子，都健康无恙。从中可得到启示：儿科学中的胎毒，可能与某些先天遗传因素，或父母健康状况以及小儿的免疫功能有关，因而可以用药物在孕前或孕期，对父母或胎儿预先进行调治，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小儿新生之后，为解胎毒，《千金要方》提出用甘草汤、朱蜜及牛黄蜜法。明·方贤《奇效良方·初生说》提出用黄连汁法。明·徐春甫《古今医统·除胎毒》中引东垣法：“只须淡豆豉一味煎汤，与三五口，其毒自下，又助胃气。”后来薛铠在《保婴撮要·初诞法》中，又根据小儿体质特点，提出“黄连性寒，若禀母气膏粱积热者，其朱砂固能解毒，恐金石镇堕，不若只以牛黄分许，蜜调与吮为佳。世多用犀角解毒丸，其胎气虚寒虚弱者，反伤脾胃生气，甚至不育”。据张山雷《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所载，近代江南每用三黄汤（大黄、黄芩、黄连）以解胎毒，很可效法。
万全《育婴家秘·发微赋》谓调护若失，疾病乃生，故谚有“童子不衣裘裳”“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之说。小儿护养，为历代儿科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如《诸病源候论》曰：“小儿始生，肌肤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宜时见风日。若都不见风日，则令肌肤脆软，便易损伤。皆当以故絮著衣，莫用新棉也。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抱至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于帐帏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千金要方》继巢元方之说，论述更为详尽。大抵认为：小儿初生须拭口，断脐要洁，衣着不宜过暖，宜数见风日，食量宜渐加，乳儿不欲太饱，乳前须挤出宿乳等。后来南宋·陈文中提出“养子十法”：一要背暖，二要肚暖，三要足暖，四要头凉，五要心胸凉，六者勿令见非常之物，七者脾胃要温，八者儿啼未定，勿使饮乳，九者勿服轻粉朱砂，十者一周之内，宜少洗浴。总之需外慎冷热，内调脾胃。冷暖适中则外邪难扰；脾胃得健则生化无穷。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发挥了陈氏养子十法之说。
古人对小儿教育也很重视，如《育婴家秘》说：“小儿能言，必教以正言，如鄙俚之言勿语也；能行则教以恭敬，如亵慢之习勿作也……言语问答，教以诚实，勿使虚妄也；对宾客教以礼貌，勿使退避也；衣服器用、五谷六畜之类，遇物则教之，使其知也，或教以数目，或教以方偶，或教以岁月之类。如此则不但无疾，而知识亦早也。”
“纯阳”一词，在儿科著作中最早出现的是《颅囟经》，其曰：“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故有“小儿纯阳”之说。由于“纯阳”一词含义较广，历代对小儿纯阳的解释也不一致。《颅囟经》所说的小儿纯阳，是在论述小儿脉法不同于成人时涉及的。指的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元气未散”，因此用“阳”来概括小儿生机旺盛，发育迅速；用“纯”以表达小儿未经情欲克伐，胎元之气尚未耗损的生理特点。《晋书·郭璞传》里有“时在岁首，纯阳之月”之说。此处“纯阳之月”，是说春天万物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之象；小儿初生恰似一年之春，如岁之首，如日方升，与生机旺盛的意义是一致的。
有些医家把“纯阳”理解为“有阳无阴”，如万全《育婴家秘》说：“小儿纯阳之气，嫌于无阴。”此说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难于成立。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小儿新生，虽气脉未调，脏腑脆薄，但阴阳已俱，因此若将“纯阳”作“有阳无阴”解，显然是不妥的。
还有些医家，把“纯阳”解释为阳旺热盛。如刘完素《河间六书》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小儿药证直诀·四库提要》中有“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之说；叶天士《幼科要略》说“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也有“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之说。诸家均从小儿热病的病机推断，以解释小儿疾病易于热化的机理，强调了因小儿阴不足，故病邪易从热化的一面，与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相似。其实小儿患病果有邪热消烁真阴，导致火亢阴弱的一面，也有因禀赋不足，或久病正伤，出现既有真阴不足，又有元阳衰惫之证。因此不能把“纯阳”单一地解释为阳旺热盛。
有些医家由于《说文》解释“纯”为“丝也”，故把“纯阳”解释为“阳气细弱”。如《中医各家学说》在解释钱乙学术思想时说：“纯，单丝也，细弱之义，小儿阳气细弱，故曰纯阳。”吴鞠通《解儿难》也说：“古称小儿纯阳……非盛阳之谓。”余含棻《保赤存真》中说：“真阴有虚，真阳又岂无虚……此不可徒执小儿纯阳之论。”这种解释与小儿稚阳的概念是不同的。“稚阳”是表达小儿各种功能未臻完善的一面，而“纯阳”是反映其生长发育迅速的一面，而发育迅速这个特点是在儿科临床中不可忽视的。因此不能把“稚阳”与“纯阳”两个不同的生理特点概念混同起来。
此外，还由于道家也用“纯阳”一词，含有得道成仙，有阳无阴之意，故吴鞠通在《解儿难》中说：“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其实这与中医学中小儿纯阳的含义迥别，故不能以词害意，而把小儿纯阳之说，只看成是道家的东西。
可见，小儿纯阳之说，含义不一。但作为一种学说，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概念。鉴于其他几种含义均有一定的片面性，目前大体上把小儿纯阳之说概括为小儿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的一个中医儿科学说。
小儿变蒸之说，始于西晋王叔和《脉经》，隋唐以后医家均相沿袭。所谓“变蒸”，即是小儿在出生后两周岁内的生长过程中，每隔一定的时间，即有一定的变化，可以出现身热、脉乱、汗出等症而身无大病者。三十二日为一变，二变为一蒸。“变”是指变化更易；“蒸”是指温蒸体热。变者变其情智，发其聪明；蒸者蒸其血脉，长其百骸，属于生理现象。
历代医家对变蒸的论述较多，争议也很大。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说：“小儿变蒸者，以长血气也。变者上气，蒸者体热。变蒸有轻重，其轻者，体热而微惊，耳冷尻亦冷，上唇头白泡起，如死鱼目珠子，微汗出，而近者五日而歇，远者八九日乃歇。其重者体壮热而脉乱，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辄吐
，无所苦也。变蒸之时，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亦无所苦，蒸毕自明了矣，令身热脉乱，汗出，目睛不明，微似欲惊。”孙思邈《千金要方》说：“凡小儿自生，三十二日一变，再变为一蒸，凡十变而至五小蒸，又三大蒸，积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都毕乃成人。”可见以上诸家均认为变蒸是小儿生长过程中的一种生理现象，有一定的时间与周期性，若不夹外感食积等病，不必治疗，均能自解。变蒸之后，小儿脏腑、情志较前又成长了一步。钱乙、薛己、万全、李梴也都宗此说。
也有些医家，虽认为小儿确有变蒸，但不能拘泥于计日而算，应按五行顺蒸变，如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中说“古人计日而算，太觉呆板，万不可泥”，主张以体质强弱来分析判断变蒸的轻重。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中说：“小儿发热，最多变蒸之热，头绪烦，不能载，详于巢氏病源，然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季中伤为病，当按时论治。”主张从辨证中予以鉴别。
也有医家，对变蒸持否定态度。如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小儿则》中说：“凡属违和，则不因外感，必因内伤；初未闻有无因而病者，岂真变蒸之谓耶。又见保护得宜而自生至长，毫无疾病者不少，抑又何也？”清·陈复正也支持这一见解，他在《幼幼集成》中说：“余临证四十余载，从未见一儿依期作热而变者，有自生之长，未尝一热者，有生下十朝半月而常多作热者，岂变蒸之谓乎？凡小儿作热，总无一定，不必拘泥。后贤毋执以为实，而以正病作变蒸，迁延时日，误事不少。但依证治疗，自可告全。”由于此说较切临床实际，故变蒸之说渐不被医家所重视。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变蒸学说的合理内核是总结出婴幼儿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且有一定的周期性。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与神是相应发育、同步发展；变蒸周期是逐步延长的，年龄越小，变化越快，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缓。一定年龄后小儿生长发育趋于平稳，变蒸也随之消失，这与现代美国儿科专家盖泽尔（Gesell）提出的“枢纽龄”（Keyage）的概念有一定相似之处。都认为小儿生长发育有阶段性的显著变化。
小儿稚阴稚阳说，见于清·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其曰：“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吴氏的这种提法是在《灵枢·逆顺肥瘦》所说“婴儿者，其肉脆血小气弱”，以及《小儿药证直诀》谓小儿“脏腑柔弱”“肌骨嫩怯”，《小儿病源方论》所说“小儿脏腑娇嫩，皮骨软弱，血气未平，精神未定，言语未正，经络如丝，脉息如毫”等说的启发下，概括而成的。
所谓“稚阴”，指的是精血、津液，以及脏腑、筋骨、脑髓、血脉、肌肤等有形之质，皆未充实和发育完善；所谓“稚阳”，指的是各脏器组织的功能活动均属不足。所以，所谓稚阴稚阳，是指小儿无论在物质基础和功能活动上均未臻完善的意思。稚阴稚阳之说概括了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抗病力弱的生理特点，因而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一旦患病，正气易于内溃而导致阳衰阴竭，如治疗失宜，药过病所，也易使病情向反面转化。故吴氏又说：“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石寿堂《医原·小儿论》说：“小儿春令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稚阳未充，则肌肤疏薄，易于感触；稚阴未长，则脏腑柔嫩，易于传变，易于伤阴。”阐发了吴氏的这一学术思想。
可见小儿稚阴稚阳之说，充分反映了小儿生长发育阶段中的体质特点，以及其与病理方面的转化关系。明确了小儿的这种生理特点，有助于理解小儿疾病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变化，用药也可融合温凉两大学派的特点而不至于过偏。因此这对儿科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
小儿体禀少阳，首见于明代万全的《育婴家秘·五脏证治总论》，其曰：“春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以发生者也。小儿初生曰芽儿者，谓如草木之芽，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
此说源于《内经》的阴阳学说。《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素问·阴阳类论》云：“一阳者，少阳也。”王冰注曰：“阳气未大，故曰少阳。”
小儿自初离母体，就开始了自身阴阳平衡的生长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阳气始终占主导地位，阳气不断生发，阴液随之不断滋生，处于“阳生阴长”的不断变化中。年龄越小，生长发育越快，因此，阳气占主导地位的阴阳动态平衡，是小儿生长发育的原动力，此是少阳学说的核心。
《灵枢·本输》说“少阳属肾”，肾者真阴真阳之所宅，主骨生髓。故小儿的生长根本在于肾。《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因此说，少阳主小儿的生长发育。
小儿的生长又关乎肝。《幼科发挥·五脏虚实补泻之法》曰：“肝常有余……盖肝乃少阳之气，儿之初生，如木方萌，乃少阳生长气，以渐而壮，故有余也。”少阳在脏象征着肝，在腑象征着胆，在人体象征着少火，是人体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此即《素问·阴阳大论》所云“少火生气”之意。少火实乃少阳。小儿体禀少阳，阳气偏旺，有利于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少阳学说所强调的小儿阳气偏旺的特点，表现在“阳常有余”“肝常有余”“心常有余”诸方面。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云：“盖小儿虽为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也。”也就是说小儿虽然阳气偏盛，生长迅速，但相对成人而言，小儿少阳之气仍处于稚嫩和脆弱的稚阳状态，阴精也处于相对不足的稚阴状态。因此，少阳学说从另一方面展现了“稚阴稚阳学说”所指出的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生理特点。
小儿由于体禀“少阳”，故患病后以热证为多，易动肝风而现抽搐，易扰心神而怯弱，易耗阴精而脱水，易寒易热，易虚易实，易现寒热虚实夹杂的状态。
可见少阳学说既弥补了“纯阳学说”对小儿阴阳二气稚嫩不足的阐述，同时又避免了“稚阴稚阳学说”单纯强调小儿脏腑娇嫩、阴阳二气稚弱，而忽略生机蓬勃、发育迅速、活力充沛的生理特点一面。因此可以说，少阳学说高度概括了“纯阳学说”和“稚阴稚阳学说”，更合理的体现了小儿的体质特点。
脾胃学说是研究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注重脾胃功能的健全，从而防治疾病发生发展的医学理论，是中医学脏腑病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胃的健全与否，是小儿生长发育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否充实以及是否健壮的重要标志。儿科学上的脾胃学说正是围绕这个“后天之本”展开的。
脾胃学说源于《内经》，后《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均有发展，但大多以成人立论。而钱乙则承上启下，将《内经》及宋以前的脾胃学说，首先运用于儿科，对小儿脾胃的生理、病理以及辨证论治等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及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及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理论启示甚大。钱乙说“脾主困”（《小儿药证直诀·五脏所主》），“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小儿药证直诀·腹中有癖》）。万全则提出“脾常不足”之说，特别重视饮食调节对脾胃的重要性，提出节戒饮食也是小儿防病的主要手段，指出：“胃者主受纳，脾者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故调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节戒饮食者，却病之良方也。”（《幼科发挥·原病论》）
明·李中梓从小儿脾胃特点出发，阐述了“脾为后天之本”的著名论点：“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胃肠涸绝而死。经云：‘安谷者昌，绝谷者亡。’胃气一绝，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清·叶天士在《脾胃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脾胃升降理论并创立了胃阴学说，既重视脾升，又重视胃降，善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适用于脾阴不足，胃有燥火之证。使脾胃分治之说更为彰明。
脾胃学说强调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元气的充沛、脏腑的健壮与脾胃功能是否健全息息相关。“四季脾旺不受邪”（《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第一》），脾胃之气既伤，则元气不能充，疾病之所由生。“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小儿药证直诀·诸疳》）。可见，脾胃失调，百病丛生。脾胃健全与否在儿科发病学及治疗学上至关重要。因此，重视和善于调治小儿脾胃，是脾胃学说的特色所在，而这种学说的形成又与脾胃在小儿时期重要的生理作用以及脾胃病在儿科临床上有较高的发病率密切相关。
小儿生机旺盛，发育迅速，但脏腑幼嫩，气血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尚未健全，这就形成了营养需求大而消化负担重的矛盾；加之小儿饮食不能自节，生活不能自理，一旦冷热饥饱无度，则脾胃纳运之功能更易紊乱而出现纳呆、吐泻而导致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良的积滞、疳证、泄泻、虫证等脾胃病，所以小儿脾胃疾病尤多。调治小儿脾胃病时力求攻不伤正，补不碍邪，冷去不热，热去不冷，采用消补兼施、寒热并投、以通为补、力求柔润，以及脾健不在补而贵在运等法，以适应小儿脾胃的虚实寒热之变化。脾胃一健，肺气得养，心血得滋，肾水得制，肝阳得御，五脏得安，则不治咳而咳自愈，不治喘而喘自平，不治肿而水自利，不安神而神自宁。
钱乙“脾主困”之说颇多歧义。《小儿药证直诀·五脏所主》指出：“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困即瞌睡倦怠之意，与心主惊、肺主喘、肝主风所表达的各脏主证相同，应该是一个证候，用“困”涵盖脾经虚实两大证候类型。《小儿药证直诀笺正》说：“盖脾热则清阳不司布护，故懒倦而多眠……又脾为湿困者，亦多睡眠。”但万全《幼科发挥·脾所生病》中说：“脾主困，谓疲惫也，非嗜卧也。”也就是说“困”是指病机病理，而非症状，是脾气疲惫，脾失健运的概括，是脾湿胃燥、脾升胃降、脾化胃纳失于协调的代名词。因而其治疗重在助其运化，升其清浊，斡旋中气，解除湿困，以复其坤静之德，乾健之运。
嗣后张洁古提出“脾主湿”之论，逐渐取代钱乙“脾主困”之说，但万全的“脾常不足”说，进一步创新了“脾主困”之论。
现代研究提示小儿时期胃酸和消化酶分泌不足，酶活力差，胃肠道分泌型IgA低，正常肠道菌群尚未建立，胃肠互动功能易于紊乱，这些均系脾常不足的客观指标。
寒凉学说强调小儿体禀纯阳，患病后易从阳化热，所见阳证、热证较多，主张治以寒凉的学术观点。
孙思邈指出小儿用药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药量稍轻与药性偏凉，其善用苦寒泻下的大黄治疗新生儿的实热证。唐末宋初的儿科专著《颅囟经》指出三岁以下的小儿为“纯阳”之体。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五脏辨证中详于五脏热证，略于五脏寒证，并从《金匮要略》肾气丸中去桂枝、附子，名地黄丸，专补小儿肾阴；用生犀散、凉惊丸等寒凉之剂治疗小儿多种出疹性热病，用大青膏治疗伤风，并认为热病愈后勿温补，热必随生；再及其所创制的抱龙丸方名含义诸方面，通常认为钱乙是儿科寒凉学说创始人。故有“小儿纯阳，无烦益火”（《小儿药证直诀·四库全书提要》）之论。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发疹性传染病流行，与钱乙同时期的儿科医家董汲善用寒凉，反对妄施温热，认为“小儿斑疹，本以胎中积热，及将养温厚，偶胃中热，故乘时而作”（《小儿药证直诀·斑疹备急方论》），善用青黛、大黄、白虎汤等寒凉之品；阎孝忠将紫雪、至宝丹作为救治儿科热病神昏的重要方药。金宋元时期外感热病与火热病盛行，经方、局方难以奏效。刘完素在继承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内经》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七，认为火与热是导致人体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倡导苦寒泻火，成为中医学中寒凉学派的代表医家；突破《伤寒论》温药发表、先表后里的成规，把解表法从辛温转向寒凉，进而影响到儿科学术的发展及温病学说的形成。清代叶天士认为“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对小儿四时外感杂病，如伏气、风温、夏热、厥逆、疳、胀、痧、疹、惊等病症，主张清热解毒、寒凉撤热。吴鞠通所拟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清宫汤是小儿外感热病常用的良方。近代寒凉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上海（原籍江苏武进）名医奚晓岚，认为仲景六气之中重视寒之一气，其余五气论述较简，其间所论之风亦多寒中之风，所论之温亦寒中之温，小儿体属纯阳，适用辛凉者多，辛温者少；治疗小儿疾病，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立法重在清热保津，药多寒凉滋润。
寒凉学说认为小儿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其蓬勃生机表现阳常有余、心常有余、肝常有余之象。小儿体禀纯阳，六淫之邪不论从皮毛而入或从口鼻而受，均易火化，发热惊厥、乳蛾口疮、肺炎喘嗽、便秘肛裂、痢疾泄泻、疖肿疮疡等病，以实证、热证居多，即使是寒证，也易热化，主张清凉解表、苦寒清里、柔润育阴；外感热病当用寒凉清解邪热，内伤杂病要注重使用甘凉药养阴生津；慎用或不用辛温燥热、劫津伤阴之剂，或在辛温之中兼以寒凉，温燥之中伍以滋润，皆系此意。
小儿生机旺盛，生长发育迅速，阳气自然有余，易化火化热，热证较多，热者寒之是基本的正治法则。因此，寒凉学说丰富了儿科基础理论的内容，并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特别是体质壮实、病程尚短、实热证候明显的病证，应用寒凉学说指导治疗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有着普遍应用价值。由于小儿易寒易热，凉之易生寒，寒之易损阳，育阴易恋邪，故用药治疗时也必须分辨小儿体质阴阳之偏胜。偏于火者病温病热，火热之病则凉之寒之；偏于水者病清病寒，寒水之病则温之热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因此，寒凉清热护阴的治疗方法也要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使用。
温阳学说认为小儿系稚阳之体，力倡固养小儿元阳，用温阳扶正为见长的学术观点，是儿科各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内经》中就有“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以及“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论。后世认为人有阳，如天之有日，日不明则天昏地暗；阳不固则人寿夭折；阳气固秘，阴精才能内守。强调阳气在人体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小儿阶段，阴阳二气均较稚嫩，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固护，主张元阳为本，亟当固养，用温阳扶正之法治疗儿科病。
儿科领域的温补学派，大致自南宋陈文中渐趋明显。当时痘疹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小儿生命，成为儿科领域里的重要研究课题。陈文中对钱乙用寒凉药治疗痘疹提出异议，认为天地万物遇春而生发，至夏而长成，痘疹之病，脏腑调和则血气充实，自然易生易靥，若妄投寒凉之剂，恐冷气内攻，湿损脾胃，以致腹胀喘闷、寒战啮牙而难治。在用药的性味上，认为药性温则固养元阳，凉则败伤真气。故秉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学，创桂枝、附子、丁香等燥热之剂，治疗痘疹由于阴盛阳虚而出迟倒塌者，成为痘疹用温补的创始人。嗣后各家争议渐渐超出痘麻范围，扩展到儿科外感疾病及内伤杂病诸方面。如明代薛铠、薛己、张景岳主张温补小儿脾肾，以治本为第一要义而慎用寒凉。清代夏鼎则倡灯火疗法治疗小儿脐风；庄一夔专论慢惊用温补，反对寒凉攻伐。吴鞠通说：“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小儿之火，惟壮火可减，若少火则所赖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温病条辨·解儿难》）近代温补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提出扶阳抑阴、燥湿固中的治疗方法，以扶正祛邪，使阳气得以固守而危重之证得以转危为安。像夏季热这样的热证，所拟定的温下清上汤，黄连与附子并用，可见其注重温补之一斑。
小儿时期阴阳之气均较稚嫩，尤以肺脾肾三脏最为突出，而阳气是人身之大宝，无阳则阴无以生。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因此必须时时处处加以固护，一旦受损，外邪易袭，饮食易伤。外感时行疾病的病程，正是阳气奋起抗邪的过程，治疗重在扶助阳气以祛除邪毒，若恣用寒凉，妄加消导，正气易伤，阳气易损。只有固护阳气，抗邪外出，使气血和营卫昌，则客邪易散正气易复。尤其是在素体阳虚，胎元之气孱弱，生命活力低下，病情迁延失治误治，阳气耗损，生命垂危之际，重用温补药物救治尤为重要。
外感初起，风寒郁于肌表，虽身壮热，但无汗泄，此时正气尚盛，多用辛温之剂开宣肺气，使邪从汗而出，正气乃复。若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可用温阳扶正以驱邪外出。久泻婴儿脾伤及肾，气阳不足，命火式微，当温补脾肾，助火生土，可用桂枝、附子、人参、黄芪，若正气将溃，生命垂危之重证病例以及各种坏证，运用温补学说的理法方药可出奇制胜。如用温振心阳治麻疹肺炎合并心力衰竭；温运脾阳、温脾燥湿治疗脾阳不振，虚寒泄泻；温中建中治胃炎，温脾化湿治癫痫，温壮元阳治胎怯，温阳固胞治尿频，温卫和营治反复呼吸道感染，温阳化湿治久热等，足见温补学说应用之广泛。
后世评论钱陈两家得失的很多。大概宗河间者主寒凉，与钱乙相近；宗东垣者主温补，与陈氏为伍。其实钱氏治痘用寒凉泻下之法，是有感于当时流俗用温热之药而发的；而陈氏治痘用燥热之剂，则秉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学。以致后世成为宋元以来治痘之寒温二派，并影响到儿科领域的各个方面。
在儿科领域中，除有主寒主温之异外，尚有主补主泻之不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曰：“小儿始生，生气尚盛，无有虚劳微恶则须下之，所损不足言，及其愈病，则致深益，若不时下，则成大疾，成则难治矣。”唐代孙思邈对初生小儿的疾病，也善用大黄泻下。嗣后《普济方·婴孩篇》中配伍大黄的方剂就有百余首，以治小儿热积、下痢、疮毒、黄疸诸疾。
从《小儿药证直诀》的记载来看，当时医界习用大黄、巴豆、牵牛、铅粉等攻下之法治儿科病。钱乙则大加反对，认为“小儿易虚易实，下之既过，胃中津液耗损，渐令疳瘦”，并说：“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强调固护小儿脾胃之气，并提出“肾主虚”及“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之论，反对妄攻误下，主张固护脾肾气阴。这一学术见解，为明代薛己、万全等所推崇。薛己的治学中心，是以脾胃肾命为主，以治本为第一要义，所以他的医案中，大多数是脾肾亏损的治案，用药又偏于温补而慎用寒凉，这与薛氏其他学科内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万全也在《片玉心书·小儿治法》中提出：“小儿月内，肠胃甚脆，气血未充，若有微疾，不可妄施补泻，恐脏腑一伤，将贻患终身，或致夭命矣，可不戒哉！如不得已而用汤丸，毋伐天和，中病即止，又不可过剂也。”
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从小儿的肾气特点立论，首先提出“肾主虚”之说，元《丹溪心法·小儿》已有小儿“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之说。嗣后，明代万全，根据钱乙的五脏虚实证治，提出了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主虚；心常有余，肺常不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见于其所著《育婴家秘》之中。
小儿具有生长旺盛、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这种生理特点，从藏象学说分析，与肝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肝为刚脏，主人体生发之气，肝气生发则五脏俱荣之故。但小儿真阴未足，柔不济刚，若有邪客，风热相搏，易致搐搦。《小儿药证直诀》立泻青丸泻肝之实，未出补肝之方，是谓肝气有余而多实证，因此对急惊一类的肝经病证多采用平肝息风之法。若肝虚需补，每用地黄丸补肾以滋肝，壮水以荣木。故后有肝常有余之说。
脾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小儿生机蓬勃，发育旺盛，但脏腑幼嫩，消化力薄，这就形成营养需求大和消化负担重的矛盾。加上小儿饮食不能自节，生活不能自理，一旦冷热饥饱失度，脾胃纳运功能易于紊乱而出现纳呆、吐泻及疳证、积证等脾胃病。同时，其他脏腑疾病，如药物使用不当，也常常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或损伤其中气。所以，小儿内伤尤以脾胃病为多。《小儿药证直诀》除立泻黄散泻脾经伏热外，又立益黄散（理气健脾），调中丸、温中丸（补气温中），藿香散（滋阴化湿），异功散（补气理滞），白术散（补气生津）等剂，处处顾及脾阳胃阴。故后有脾常不足之说。
心属火脏而恶热，小儿生长旺盛，肝常有余，则心火易旺，易现昏愦、发疹之症。故后有心常有余之说。
肺为华盖，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小儿肺气娇弱，肌腠不密，六淫疫疠之邪不论从皮毛而入或从口鼻而受，均先及于肺。加上小儿脾常不足，脾虚则肺气弱，卫外不固，罹患外感者常有之。故后有肺常不足之说。
肾为先天之本，小儿之禀赋根于父母，出生之后又赖后天水谷之滋养。禀赋不足则肾气先虚，若后天又失调养则肾精失于填充。肾为蛰脏，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小儿脏腑柔弱，肾中阴血每感不足。《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可见小儿肾气未充、天癸未至而无欲念。肾主骨，虚则骨骼生长不利，容易变形，出现鸡胸、龟背、手镯、囟门迟闭，以及齿迟、立迟、行迟之证。肾主二便，小儿三岁以内，二便尚不能自控，此皆肾主虚之征象。故《小儿药证直诀》有“肾主虚”之说。
由于小儿时时处在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成长过程中，生长发育旺盛，因而营养物质就相对不足。所以小儿患病后，初起一般为实证多、热证多，而且容易出现阳热亢盛以及津液耗损的现象，有利的是其再生和修复的能力较成人为强，康复也快。因此，钱乙十分注意寒凉清热、酸甘化阴，特别是详于五脏热证而略于寒证，而且从《金匮》肾气丸中去桂附二味（名地黄丸）专补肾阴。故后有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小儿易虚易实之说，首见于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小儿腑脏之气软弱，易虚易实。”详细论述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把它作为儿科疾病的辨证要领的是宋代儿科学家钱乙。他提出了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小儿药证直诀·序》）。“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小儿药证直诀·诸疳》），并立五脏辨证，系统论述了小儿脏腑的虚实寒热证候及其主治方剂，使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与临床辨证论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病理特点的理论基础。明·万全《育婴家秘》进一步阐发了钱氏的这一学术见解。
折衷学说将儿科医家的寒温补泻学说兼收并蓄，折中其间的医学观点。儿科领域里有些医家主张寒凉，也有些医家主张温补。由于钱乙强调了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之病理特点，认为小儿“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小儿药证直诀·诸疳》），故儿科范围内的寒温补泻学说，似不如他科之偏执，而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折衷学说。
元·朱震亨是折衷学说的先驱，他对钱乙用抱龙丸、百祥丸、生犀散等寒凉之品治疗痘疹，以及陈文中用桂枝、附子、丁香等温燥之品治疗痘疹，折中期间，用解毒、发表、和中三者兼用，创立了治痘之另一法门。嗣后明·万全认为“大抵小儿易虚易实，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幼科发挥·小儿正诀指南赋》），用药较为平和。清·秦昌遇因虑“幼科诸书，非偏寒偏热之误，便喜补喜泻之殊，予故僭而折衷之”（《幼科折衷·前言》），遂以“幼科折衷”名书，可谓儿科折衷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之一。清·沈金鳌说“古人治幼儿，或专攻，或专补，或专凉，或专热，皆有偏处。是书宗旨一以中和当病为归，不敢偏于攻补凉热”（《幼科释谜·凡例》），主张折中其间。
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阴阳二气均较稚弱，患病之后虚实寒热的变化较成人为快，法当攻不伤正，补不留邪，热不动火，寒不损阳。万全说：“辛热走气以耗阴，苦寒败阳而损胃”（《幼科发挥·小儿正诀指南赋》）；“小儿月内，肠胃甚脆，气血未充，弱有微疾，不可妄施补泻，恐脏腑一伤，将贻患终身，或至夭命矣，可不戒哉！如不得已而用汤丸，毋伐天和，中病即止，又不可过剂也”（《片玉心书·胎毒门》）。
折衷学说指导儿科用药要慎之又慎，尤其是药性猛烈之品更要小心谨慎，不可偏颇。这种既能兼收并蓄，贯众家之长，又能扬长避短，切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学说，对儿科来说更为平正和实用。
周学海《脉义简摩》称望指纹肇始于《内经》。《素问》“皮部论”“经络论”等篇，都有观察络脉变化的记载，《灵枢》“经脉”篇中也有“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的论述，但部位并未涉及手指，更未把望络脉变化作为一种诊法具体应用于小儿。
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首将《内经》中的诊络脉法，应用于诊察小儿手掌、鱼际乃至指端的络脉。在其“少小婴孺方惊痫第三”有“鱼际脉赤者热，脉青大者寒，脉青细者为平也”。“脉在掌中尚可疗，若至指则病增也”的记载，但尚未涉及虎口三关等望诊内容。
明确记载诊察小儿指纹的现存最早医书乃南宋·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小儿病》：“凡婴儿未可辨脉者，俗医多看虎口中颜色与四肢冷热验之，亦有可取。予亦以二歌记之。虎口色歌曰：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其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及刘昉的《幼幼新书》亦为载有指纹的较早古籍。
指纹望诊的内容，诸家论述甚多，就拿指纹形状来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述有10种；《保婴撮要》《幼科准绳》《幼科释谜》《全幼心鉴》均载有13种，《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载有20种，熊应雄《小儿推拿广意》则分为49种形状，其中之繁杂，使后学莫衷一是，故清·陈复正《幼幼集成》从临床实际出发，将论述繁杂的小儿指纹望诊，重点放在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三关测轻重等方面，为后世所效法。
对于指纹望诊的实际意义，也有医家表示反对。如明·张景岳、清·夏禹铸等。张氏认为“三岁以上当察虎口寅卯辰，风气命三关说，其中可取者惟曰：脉从寅关起不至卯关者易治，若连卯关者难治，若寅侵卯，卯侵过辰者，十不救一。”夏氏更认为：“摹看手指筋纹，乃医家异教……常见筋透三关，竟无病者，亦有病时透三关，而必不亡者。”故主张废除。张、夏二氏所论未免过偏。因婴幼儿不能用言语陈述自己的病情，加上切脉部位短小，就诊时常啼哭叫扰，影响气息脉象，所以古人创指纹诊法，以助四诊之不足，《幼幼集成·指纹切要》中说：“亦医中望切两兼之意也。”直到现在，在儿科临床上还是以指纹的变化作为诊断危重疾病时的参考。特别是当出现微循环障碍、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需特别注意指纹的变化。
推拿疗法，始起于我国古代之按摩，也称按
、膏摩、
摩等，它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素问·血气形志》篇中就有“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亦载“扁鹊治虢太子暴疾尸厥之病，使子明炊汤，子仪脉神，子术按摩”，说明数千年前这一疗法，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大约于16、17世纪广泛应用于儿科，成为儿科治疗中的一门专科。
小儿推拿自成体系，流派众多，独具一格。明初以后，有四明陈氏《小儿按摩经》（此书收集在《针灸大成》内）《小儿推拿秘诀》、龚云林《小儿推拿方脉活婴秘旨全书》等专著问世，清代也有不少小儿推拿专著，影响较大的有《小儿推拿广意》《幼科铁镜》《幼科推拿秘书》《厘正按摩要术》等。由于小儿脏腑柔弱，用药较为困难，故用推拿补泻手法，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故推拿在儿科中应用深受病家欢迎。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自序中，自谦地说“若至儿医，则不晓推拿手法，岂敢觍颜以编撰幼科专书，贻讥大雅”，可见小儿推拿实为儿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疗法。
小儿推拿手法有的虽与成人相同，但除手法宜轻快柔和外，又有特定名词术语以说明一定的操作技能，治疗穴位也和成人有所不同。
捏脊是小儿推拿法的一种，此法多适用于小儿疳积，故又称“捏积”，《肘后方·治卒腹痛方》有“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的记载。
所谓捏脊，实际是推、捏、拿三种手法作用的综合运用，是在推的过程中进行捏拿，其中以推为主。具体手法：两个食指抵于皮肤之上稍着力于皮下组织，与两拇指相对用力捏提皮肤，沿督脉连续推、捏、拿。三种手法，必须配合协调，用力柔和连续均匀，推捏后背部皮肤稍红即可。
因督脉主一身之阳，各脏腑的经脉都与督脉相连，又因督脉旁开一寸是各脏腑的俞穴，督脉一通则诸脉亦通。督脉属阳主气，任脉属阴主血，又有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之说，气通则统血而行。因此捏拿督脉，阳气通行，统血而行，气血旺盛而脏腑功能得到调节，使停滞在胃肠内的积食通过大肠排到体外，从而达到治疗积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