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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初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孙家源村）人，约生于公元581年，卒于682年（隋文帝开皇元年至唐高宗永淳元年，享年101岁）。七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18岁时就有志学医，20岁已精通百家之说，兼好佛经，并专心行医。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研究，也非常重视民间经验，往往因一方一药，不远千里去虚心请教，故医术日进，声誉日著。孙氏“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瑜于此”，故于公元652年（高宗永徽元年）完成了《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要方》）三十卷的著述。书成后，复集其晚年的经验，乃以“
相济”“羽翼交飞”之意，又写了《千金翼方》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学，以补《千金要方》不足。这是随着唐代文化发展高潮而出现的，我国医学史上的代表作品，是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较早地把儿科作为专篇加以记载。书中除了唐代医家和孙氏的医疗经验外，还收录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医籍内容。因此，这两部书是学习和研究儿科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孙氏认为延续人类生命的首要是妇人和小儿。因此，《千金要方》首列四卷妇人方后，卷五即专列小儿方，《千金要方》卷十一，也专论小儿。孙氏在《少儿婴孺·序例》中说：“夫生命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故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也。”故“今将博撰诸家及自经用有效者以为此篇，凡百居家，皆宜达兹养小之术，则无横夭之祸也。”（《千金翼方·序》）可见其对小儿的重视及学验之丰富。其中记载了胚胎发育、初生护养、小儿生理特点、儿科疾病的防治等内容，初步形成了儿科学的雏形。
孙氏认为，小儿与成人同中有异，初出腹，气势微弱，血脉不敛，五脏未成，将养失宜，即为病也，但小儿病与大人不殊，唯用药剂量及药稍偏冷为异耳。故将惊痫、客忤、解颅、不行等八九篇，合为一卷，下痢等方则散在诸篇，可披而得之。由此可见，孙氏一方面认为小儿有其特点，另一方面又把内科看作儿科的基础，这为后来儿科独立发展成为一门临床医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现将其学术特点简述如下。
孙氏论儿科，是从胚胎开始。认为：“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脏腑骨节皆未成足，故自初讫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以利胚胎的发育及胎儿的成长，这就是“胎养”。
“旧说凡受胎三月，逐物变化，禀质未定”（《千金要方·妇人方·养胎》），故妊娠三月后，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是谓“外象而内感”者也，这就是胎教。
至于胎教的过程，《千金要方·妇人方》中记载有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此论虽为妇科所立，实对胚胎及胎儿的生长发育，做了明确的引述：妊娠一月始胚；二月胎膏；三月名始胎；四月形体成；五月胎动；六月筋骨立；七月毛发生；八月脏腑具；九月谷气入胃；十月诸神备，日满即产。后在《千金翼方·小儿》中，孙氏又略做了修正，谓“一月胚，二月胎，三月有血脉……”，这与现代胚胎学通常称为二月以前为胚，二月以后则称胎儿，颇相吻合。徐孙二氏，提出五月胎动，六月胎儿皮毛已成，八月九窍皆成等论述，与现代论述已较相似。孙氏对初生小儿的拭口、断脐、洗浴、着衣等，均有一定的记述，这对当今围产期医学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孙氏赞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论述，十分注重对婴幼儿的护理。主张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以除污物。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疾。这是胎毒由来之一端也。为解胎毒，孙氏采用一味甘草汁催吐法。至于小儿衣着，孙氏主张不应过暖，应用柔软的旧衣改制。因小儿始生，肌肤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以此锻炼小儿的耐寒能力。
对于小儿调摄，主张须户外活动，认为“凡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于帷帐之中，重衣温暖，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堪风寒也。”与《诸病源候论·养小儿候》的观点一致。
对于喂养，首先提出节乳的重要性。认为婴儿当以母乳喂养；若月内即哺以副食，儿不胜谷气，易生疾病；月后虽哺勿多，若小儿不食，勿强与之，强与之不消，复生疾病。“凡乳儿不欲太饱，饱则呕吐。”“凡乳母乳儿，当先极挼，散其热气，勿令汁奔出，令儿噎，辄夺其乳，令得息，息已，复乳之，如是十返五返，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又常捉取宿乳。儿若卧，乳母当以臂枕之，令乳与儿头平乃乳之，令儿不噎，母欲寐则夺其乳，恐填口鼻，又不知饥饱也。”（《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初生出腹》）
凡浴小儿，汤极须冷热调和。选择乳母，要求性情和蔼，身体健康，而至少要没有狐臭、瘿瘘咳喘、疥癣、瘰疬和癫痫等疾病的人，方可以其乳汁哺儿，因乳汁为气血所化，母体有病，通过乳汁影响小儿，故后世有襁褓期随母而病，提倡母亲服药，能使药从乳传，其效自捷之说。
《千金要方》诊察小儿疾病，除重视望面色，听声音，嗅气味外，还根据《内经》提出察鱼际及辨脉法。如“手白鱼际脉黑者是痫候，鱼际脉赤者热，脉青大者寒，脉青细者为平也。脉在掌中尚可疗，若至指则病增也”（《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惊痫》）。为后世小儿指纹望诊之先河。并将小儿脉象概括为浮、沉、大、小、滑、涩、虚、实、迟、
十种，为儿科脉法之纲领。
《千金要方》论治小儿疾病，有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痈疽、杂病等七种，其中对惊痫、痰癖等证及下法治则论述较详。
惊痫一证，孙氏先将痫与痉别而论之。谓“病发身软时醒者，谓之痫也；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也”。后将痫证从病因而论，分归风痫、食痫、惊痫三种，以病情的轻重久暂而论，分为阴痫、阳痫二类，凡“病先身热，掣疭惊啼叫唤而后发痫，脉浮者，为阳痫，病在六腑，外在肌肤，犹易治也；病先冷不惊掣，不啼呼而病发时脉沉者，为阴痫，病在五脏，内在骨髓。”（《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惊痫》）辨证既明，施治就较容易了。孙氏对痫证的论述，为后世所推崇，明·鲁伯嗣《婴童百问·惊痫》也按惊、风、食三种，阴阳二证别而治之。
在治则方面，孙氏注重下法。认为“小儿始生，生气尚盛，但有微恶，则须下之，必无所损。及其愈病，则至深益。若不时下，则成大疾矣，成则难治。”
又如癖结一证，若小儿“不肯食哺，而但欲乳者，此为有癖，为疾重要，当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则致寒热，或吐而发病，或更致下痢，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为也；若病轻时即下，既不损正气，而疾亦速愈”。
孙氏在使用下法方面，每用四味紫丸，认为虽下不损人且足以去疾。服法是先从小剂量开始，致大便稀，勿大下，稀后便次渐减之，得下即止，不可妄下。
由于孙氏注重下法，故治痫十三方中，就有七方应用了大黄。这对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如《普济方》婴孩篇中，配伍大黄者，共百余方，以治小儿热积、下痢、疮毒、黄疸诸疾。
此外，孙氏还善于视小儿口舌中血络色泽之变化。用民间的针刺放恶血的疗法，治疗小儿的口舌病及惊痫、客忤等。
儿科方剂，成熟较晚，《金匮要略》中只载一方（《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中有“小儿疳虫蚀齿方”），故现存收集儿科专科方剂的医书，以《千金要方》为较早。孙氏善用龙胆汤治儿科病，列为小儿第一方，以治婴儿出腹，血脉盛实，寒热温壮，四肢惊掣，发热吐
者。方中龙胆、黄芩、大黄清热泻肝；柴胡、钩藤皮疏肝散风，芍药柔肝敛阴，茯苓健脾御肝，桔梗宣肺通上，蜣螂破瘀镇惊，甘草和中，对小儿肝常有余而多热证，肝风易动致搐搦者颇为合拍。王伯岳老，善用此方，治疗小儿癫痫之肝火偏旺，郁热在里之证，习将此方去蜣螂，加天麻、胆星、远志、地龙以豁痰，对于控制复发，确有一定疗效。
《千金要方》中，已收录颇多有价值的民间治疗单方。笔者学龄儿童时，曾患上唇及下巴疮疡，流黄脂，久久不愈，后得传一方：用黑羊须烧灰和香油抹之，结果仅三日即愈。后读《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下》有治小儿口下黄肌疮方，即用此物，深佩孙氏学验之富。故徐灵胎氏有“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之评价。
（俞景茂）
［1］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2］俞景茂.略论孙思邈对儿科学的贡献［J］.湖北中医杂志，19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