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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学说是我国古人的一大发明，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几千年来一直指导中医临床各科，为中医学的发展及人类的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络系统包含了经脉和络脉两个重要部分。朱氏认为，经络系统并非特指人体的某个实体，而是由血管、神经系统及组织液等构成的综合体系，用以阐明人体生理、病理，在临床指导诊断与治疗。
现存最早的记录和系统描述经络的古籍，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该书中并无经脉、络脉之分，而统称为“某脉”。“脉”字的本意是指血管。有鉴于此，朱氏认为“经”涵盖神经；“脉”泛指血管。《说文》云：“血理分袤（斜）行体者。”《内经》进一步把“脉”分为“经脉”“络脉”。《灵枢·脉度》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因此，血管与经络系统有密切的联系。《灵枢·经水》篇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所描述的经络系统应该是包含了实体、可见的血管。如针灸临床上放血疗法经常刺激的体表可见的静脉血管，应属于络脉中的“浮络”。经络的现代研究中，有学者提出经络的实质是有序态微血管网络，而“经络之气”是微血管兴奋后的节律性舒缩及在舒缩和舒缩波的传递中释放的、有机结合的多种物理因子。
朱氏认为，血管固然是经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把经络、神经等同于血管，难免犯以偏概全之谬。血管本身是体内最典型的交感神经敏感通道，交感神经主要分布在血管壁上，控制血管壁的张力和血管的血流量。此外，有研究还发现，皮肤中确实存在传递针刺信号的通道，而其实质是交感神经敏感线，因此交感神经系统也是经络系统的核心组成之一。例如，针刺得气后有麻若过电的典型针感，则为神经传导之征。这种麻电感对治疗某些病症确有独到之处，故而朱氏曾提出“以麻治麻，以通治痛”的观点，经临床检验具有一定价值。而当相关神经通路的某一部分受到阻滞、切断或破坏后，针刺经络感传现象及效应就会相应的消失。再如腧穴定位与神经解剖的沟通，早已不谋而合，曾有学者对324个腧穴进行研究，发现0.5cm范围内有脑或脊神经分布者占323个腧穴，可见，经络与神经系统之间，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朱氏认为，经络体系还应该包含人体内的组织液。日本学者藤田六郎也曾提出经络可能是在血管和淋巴管以外流动的脉管外体液流动通道，这一通道上由于疏松结缔组织较多，对体液流动的阻力较小。一些学者用同位素示踪的方法发现了经脉线的动态轨迹，初步证实了人体内存在循着经络（十二正经）流动的组织液。
综上所述，朱氏认为，经络系统并非特指人体的某个实体，而是由血管、神经系统及组织液等构成的综合体系。当然，运用神经、血管、体液等学说解释针灸临床现象，并非意味着就此而否定经络的客观存在。恰恰相反，目的在于综合地反映经络系统的内涵，更好地运用经络学说指导临床，做到“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源”（此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杨兆民教授对“朱氏针法”的评价）。
《灵枢·海论》曰：“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经络将人体在外的四肢百骸与在内的脏腑器官联络成为统一的整体。经络在生理上可以运行气血、营养周身，病理上可以反映疾病、传变病邪。更重要的是，经络还是针灸治疗疾病的着手点，通过对经络的调节，可以恢复人体气血阴阳的平衡。因此，经络系统在整个针灸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医门法律》云：“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朱氏认为，熟悉各条经脉的循行以及经脉病候，是运用经络系统正确诊断、治疗疾病的前提条件，更是临床应用经络辨证的基础。正如《灵枢·经别》所言：“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而《灵枢·经脉》云：“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经络辨证是指通过疾病的外在症候表现，判断所病的经脉以及其所联系的脏腑。《灵枢·卫气》云：“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循经辨证，即通过经脉的循行进行辨证施治，是临床经络辨证中最常见的方法。如头痛一症，根据十二经在头部的循行分布规律，其归属为：前额痛归属阳明经头痛，后头痛归属太阳经头痛，头颞侧疼痛归属少阳经头痛，而巅顶头痛归属厥阴头痛。因此，朱氏在治疗前额痛时常取陷谷，巅顶头痛常取太冲，侧头痛常取足临泣。再如治疗肩周炎时，朱氏常根据患者肩部最显著的压痛点来判断病变经脉，其规律为：在肩前部属阳明经，肩后部属太阳经，两者之间属于少阳经。在辨明经络的基础上，在病变经脉的远端选择穴位（根据“输主体重节痛”的理论，多选用五腧穴中的输穴），并予以强刺激，并让患者配合主动活动肩关节，止痛效果往往立竿见影。朱氏认为，循经辨证主要是针对“外经病”，即经脉所过部位外在的四肢百骸、头面躯干等部位的病症。正所谓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而《灵枢·经脉》所记载的十二经病候，还对辨“内腑病”，即十二经所联系的五脏六腑的病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是典型的脾脏病；而“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典型的胃腑病。
此外，经络触诊以及经络望诊也是经络辨证的组成部分。《灵枢·刺节真邪》所述：“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虚实，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通过触压，探查经络虚实，以决定针刺方案。《灵枢·经脉》还记载了通过络脉望诊的方法来诊病：“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
所谓快针，即是进针快、得气快，疗效显著。
（1）进针快 朱氏针法强调，进针时手法要柔和，动作要快，进皮快速刺入，要有突破感。同时强调刺手与押手的配合要刚柔相济，针刺时押手紧压肌肤。朱氏强调押手的重要性，一是固定穴位；二是减少疼痛；三是避开血管同时确保针刺到位。《内经》有云：“知其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刺手运用柔和的指、腕之力快速进针。进针时要求做到“稳、准、轻、快”四个字，即持针稳、取穴准、动作轻、进针快。然而，历代医家也有主张缓慢进针的，朱氏针法在临床上更倾向于“针入贵速”之说，乃系经验之谈。
（2）得气快、疗效显著 “得气”一词首见于《素问·离合真邪论》：“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是说当针刺入腧穴后，通过术者施以手法，使针刺部位产生特殊的反应和感觉，谓之得气。针刺得气后，患者会出现酸、麻、重、胀的感觉，而术者的针下感也会发生变化。《标幽赋》云：“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记载：“若气不朝，其针为轻滑，不知疼痛，如插豆腐者。”由此可见，当术者针下感觉轻、滑、空时，往往提示针刺尚未得气；而针下有较明显的沉、涩、紧等感觉时，则是得气的表现。朱氏认为，针刺时术者的手感非常重要，而良好的手感则需要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灵枢·终始》云：“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因此，除了从患者的主观感觉以及医生的针下感这两个方面，患者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也是判断是否得气的指标之一。若得气，其脉象会出现“补则实，泻则虚”的变化。
朱氏在针灸时力求得气，认为术者应该在针刺的过程中仔细体会针下的感觉，因为得气与针刺疗效密切相关。《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可见从《内经》提出得气的概念时，就把得气与针刺疗效紧密联系在一起，得气即是针刺取得疗效的反映。此外，患者得气的快慢，也可以一定程度反映针刺疗效。《标幽赋》云：“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朱氏常以患者对针灸的反应，即得气的强度以及得气的快慢来判断患者的预后。
调气法亦称为行气法，它是在针刺得气的基础上，运用捻转、提插、震颤等不同手法，使其针感沿着一定方向（病变部位）扩散、传导，达到“气至病所”，是针刺得气的最高表现。“气至病所”这一术语出于窦汉卿《针经指南》：“捻针，使气下行至病所。”元代《针经摘英集》具体举例描述了气至病所的表现：“治偏正头痛……令人觉针下一道痛如线上至头为度。”朱氏根据临床体会认为，凡属剧痛、麻木的病例，均宜采用行气法，力求气至病所。例如坐骨神经痛、偏瘫等症，针刺环跳（采用环跳三针法）、殷门时则要求针感放射到同侧下肢，使其经气直达病所，似如触电感，顿时患者自觉轻快。若系干性坐骨神经痛，则每每针到病除，相反针下仅有局部酸胀，而不能使气达病所者，则效果欠佳。又如上肢疼痛麻木的患者，针刺天窗、极泉、少海、内关、郄门，同样要求针感放射至手臂，如同触电感。这种“以麻治麻，以通治痛”的手法技巧实质上就是行气法的具体应用，正如《针灸大成》中所说：“有病远道者，必先使气直达病所。”
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并非每个患者在针刺过程中均能达到“气至病所”。“气至病所”与否，与术者的治神、针刺手法、患者机能状态有关。首先，“气至病所”为一种特殊的针感，需要术者全神贯注地操作，同时需要患者配合并认真体会针感传导的方向、强度。《内经》提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灵枢·九针十二原》曰：“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针灸可调整人体气机，使气血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神则是气血的外在表现。《标幽赋》亦云：“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神不朝而勿刺。”可见针刺时术者和患者配合默契的重要性。
其次，针刺手法是得气的关键，更是气至病所的保障。针刺后诱导得气，又称之为“催气”，在针灸医籍中多有记载。如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提出的循、摄等法，又如《针灸问对》所云：“凡下针如气不至，按针左转，一呼一摇；提针右转，一吸一摇。”而得气后使气至病所的具体操作，《针灸问对》云：“得气，便卧倒针，候气前行，催气运至于病所。”《针灸大全》记载了用手按压所针穴处的方法（即按之在前，使气在后；按之在后，使气在前）和刮针（即病在上则上刮，从针腰刮至针尾；病在下则下刮，用指甲从针尾刮至针腰）的方法。朱氏常采用提插捻转、调整针尖方向、通经接气等方法来诱导气至病所。其中通经接气是指在针刺一个穴位而针感传导不到病所时，可在已传导到的部位处，选取相应穴位接针，使经气得以沿着经络继续往下传导，直至病所。此外，朱氏认为只有当术者手下无阻力感和滞针感时，方可达到气至病所。
此外，“气至病所”与否与患者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的患者对针刺的反应不一。《灵枢·行针》曰：“重阳之人，熇熇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而对于多阴而少阳之人，“其气沉而气往难，故数刺乃知也”。体质壮实、素体正气不虚者，得气感较强，也易于产生“气至病所”的感觉，反之则较难。对于一些体弱气虚之人，针刺当下往往难以即刻得气，更无法达到气至病所。针刺体弱气虚之人，朱氏主张采用“先留针而后取气”的方法。即在针刺后先留针片刻（留针候气），待针下谷气徐徐而来再辅以行气手法，方能奏效。正如《素问·离合真邪论》所载：“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故命曰补。”
总之，“调气”贯穿在针刺的整个过程，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言：“用针之类，在于调气。”《灵枢·终始》云：“凡刺之道，气调而止。”针刺后采用候气、催气等方法，使针下得气；气至之后，密意守气，施以手法，使“气至病所”，如此方可提高针灸的临床疗效。
（1）补泻的含义 《灵枢·经脉》曰：“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正所谓“证有虚实，法有补泻”，补和泻乃是辨证施治在针法上的具体应用，是针刺治疗上的两个重要原则。《内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就是说证候的虚实，是以邪正消长为标志的，那么凡是能够鼓舞人体正气，促使低下的功能恢复正常者即谓之补法，补即补人体之正气。例如体质虚弱的患者，易于感冒，经常针灸足三里穴能增强抵抗力，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故谓补法。凡是能够疏泄病邪，使亢进的机能恢复平衡者即谓之泻法，泻即泻体内之邪气。例如急性肠胃炎的患者，施行强刺激祛邪以助正，故谓泻法。
（2）补泻手法的应用 “补虚泻实”即是将“补”法用于治疗虚证，而用“泻”法治疗实证。针灸疗法中的补泻主要是通过应用不同针刺手法，以产生不同刺激强度与特点而取得。补泻法的最早记载应首推《灵枢·官能》所述：“泻必用圆，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摇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从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古书中记载的针刺补泻种类很多，主要有“迎随补泻”“捻转补泻”“提插补泻”“疾徐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烧山火”“透天凉”，等等。针刺手法是以达到补泻目的的一种手段，任何一种针刺手法，都可以通过对经络、神经系统的调节，间接地对机体产生或补或泻的作用。作为一个针灸工作者，不可以不精通针法的补泻。根据临床症候的虚实，综合运用手法技巧和适当的刺激量，可达到补虚泻实、扶正祛邪之目的。此外，针刺治疗具有双向、良性的调节作用，其或补或泻，作用出现与否还取决于机体所处的或虚或实的状态。
（3）补泻手法与刺激量的关系 针刺刺激量就是术者采用一定的针具作用于腧穴产生的刺激大小，一般认为是刺激强度与刺激时间的乘积。针刺刺激量的强弱与手法的补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习惯上多以强刺激为泻，弱刺激为补。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描述，泻主“放而出之”，补法则要“如蚊虻止”，让患者产生若有若无的感觉；《灵枢·终始》篇中也记述：“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再如《灵枢·官能》所述：泻法应“切而转之”“伸而迎之”，且“摇大其穴”，即泻法的操作以强刺激为主，要加强提插捻转，产生较强烈的针感，还要摇大针孔，排除邪气；而补法则刺激较轻，轻微转动而慢慢进针，且闭按针孔，保存真气。此外，针灸补泻手法中还有“平补平泻”一说。一般观点认为，平补平泻是一种调和之法，目的在于调和阴阳气血，使机体达到平衡。《灵枢·五乱》指出：“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故现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平补平泻”一法即源于《内经》的导气针法，针对那些没有明显虚实盛衰的患者，以调节人体气机的一种针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平补平泻”是相对于“大补大泻”而言，即平补、平泻是一种较轻的补法和泻法，而大补大泻则是一种较重的补法和泻法。该观点源自《针灸大成》提出的“刺有大小”，“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唯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即平补平泻以徐疾提插为主，少有捻转，振幅较小，故刺激量较小；而大补大泻采用提插、捻转较多，振幅较大，故刺激量较大。
结合临床实际，朱氏认为，补法或泻法并不完全等于刺激量的强弱，比如胃下垂的患者，多半属虚证，理应用补法，用弱刺激，而实际上则每每采用深刺激和强刺激，反而效果显著。又如面肌痉挛的患者，早期多半属实证，理应用泻法，而临床上往往用平刺法，弱刺激亦见功效。实际上，有时在同一个患者身上的同一种病，在整个疗程中所采用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主张初期宜强刺激，恢复期宜弱刺激，后遗症期宜轻刺患侧，重刺健侧（即泻健侧而补患侧）。总之，凡能祛邪者，谓之泻法；凡能除病助正者，谓之补法。补泻手法的运用和刺激量的强弱，要从临床实际出发，针对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刺激强度和补泻手法，要因势利导，才能提高疗效。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疗法均以疗效为目的，因为疗效是衡量疗法的标准，临床上力求高效、速效则是医患之间的共同心愿，于是余在诊疗过程中，总是把疗效放在首位，自认为凡系针灸适应证者，急性病症多半做到针到病除，慢性病症力争做到缩短疗程。
《千金要方》云：“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又非良医也。”朱氏遵循古训，结合临床病情，因势利导，综合运用针刺、艾灸、头针、耳针、火针、水针、埋线、小针刀及内服中药等疗法，辨证施法，随证加减，以力求临床上的高效、速效。例如，针灸治疗偏头痛，因其反复发作，故而针刺控制症状后，常配合水针穴位注射，以便巩固疗效。又如针刺治疗胃下垂，初期以针刺为主，重在补中益气，升提举陷；后期采用埋线疗法，以巩固疗效。再如，针灸治疗痹证时，配合内服中药则效果更佳。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增生等引起的急慢性腰腿痛、功能障碍是临床上的常见病症，治疗时除针灸外，加用水针取5%葡萄糖注射液20mL加维生素B 12 100μg，行穴位注射于腰眼穴，2～3个疗程后大多获得满意效果。
首先，艾灸可温经散寒，治疗寒性病症。《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脏寒生满痛，其治宜灸焫”。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寒冷，生活在该区域的人易于受寒，寒邪积聚体内常引起胀满的病症，尤其适宜用艾火烧灼的方法。《素问·玉机真脏论》也指出，风寒客于人体，导致“盛痹不仁肿病”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而《本草从新》云：“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亡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止诸血，温中开郁，调经安胎……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可见现在临床灸法最常用的材料艾草，具有温阳散寒的作用。
其次，艾灸可治疗虚损性疾病，该观点在《内经》多有记载。如《灵枢·官能》云：“阴阳皆虚，火自当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而《灵枢·经脉》更是提出：“陷下则灸之。”杨上善在《太素》中解释：“经络之中，血气衰少，故脉陷下也，火气壮火，宣补经络，故宜灸也。”朱氏认为，“陷下”还包括了中气下陷引起的腹泻、脏器下垂等。故朱氏在临床治疗久泄，常艾灸天枢、足三里、上巨虚等穴；而对于脱肛、子宫脱垂等症，常艾灸百会和气海穴。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一书还详细记载了艾灸治疗虚证时常用的穴位，“欲得生精要补虚，先灸中脘，乃胃之经也，使引清气上行，肥腠理；又灸气海，乃生发元气，滋荣百脉，长养肌肉；又灸三里，为胃之合穴，亦助胃气，撤上热，使下于阴分。”因此，无论阴阳、气血的亏虚，都可以通过艾灸的方法来治疗。
最后，灸法可以“以热引热”，拔毒散结治疗痈疽热毒之症。吴谦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中提到痈疽七日以内未成脓者，不论阳毒阴毒，均宜用灸治疗。《备急灸法》云：“各种痈疽，初起时用蒜片间隔灸三百至二千壮。”《世医得效方》亦有记载：“痈疽发肿，坚硬不破，名曰石痈，当上灸百壮。”以产热为特点的灸法却可以透热泄毒，《医学纲目》解释：“灸法所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义，譬如盗入人家，必开门逐之使出，万一门不开而无所主，必伤生乃已。”即艾火之力使腠理开放，从而使热邪、内毒有了到体外的出路。故艾灸在临床也可以治疗一些痈疽热毒初起之症。
此外，艾灸还可保健防病，是“治未病”的重要手段。“未病”，未生疾病也。从广义上理解，应该包括健康和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治未病”是中医预防医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首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运用艾灸的方法“治未病”，又称之为“逆针灸”，首见于明代高武《针灸聚英》：“无病而先针灸曰逆。逆，未至而迎之也。”是指在机体健康无病、疾病发生之前或疾病轻浅之时，预先应用艾灸方法激发经络之气，增强机体的抗病与应变能力，从而促进健康、强壮延年、防止疾病的发生，减轻随后疾病损害的程度。后世医家对“逆灸保健”也多有阐述。宋代窦材著《扁鹊心书》云：“人之真元乃一身之主宰，真气壮则人强，真气虚则人病，真气绝则人亡，保命之法，艾灼第一。”“人之晚年阳气衰，故不能温，下元虚备，动作艰难，盖人有一息气在，则不死，气者阳所主也，故阳气尽则心死。人于无病时，长灸关元、命门、气海、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命矣。”故逆灸关元、命门、气海、中脘四穴可扶养正气而治未病。《医说》云：“若要安，三里莫要干。”说明常灸足三里穴可以起到保健强身的功效。朱氏认为：古老的中医“治未病”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超前性，其未病先防、早期防治、已病防变、保健延衰的核心思想日益引起医家重视。“逆针灸”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机体内在的调和阴阳的潜力，去应对内外各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态，防治疾病并保持健康。因此，在预防医学的背景下，“逆针灸”作为预防疾病的一种绿色疗法，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研究前景。
朱氏在临床实践中，往往采用温针灸的方法，即在某些特定的穴位，通过针刺和艾灸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强疗效。同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还会选用隔物灸的方法，常用隔姜灸和隔附子饼灸。在治疗一些顽固难治的病症时，也可采用直接灸的方法，以至达到化脓的程度。化脓灸在古代医籍记载较多，如《黄帝明堂灸经》指出：“凡着艾，得疮发，患即差，不得疮发，其疾不愈。”《太平圣惠方》云：“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差；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因此“发疮”，即灸后化脓，是古代施灸的关键技术，与艾灸的疗效直接相关。
放血疗法又称“刺络法”或“刺血法”，是指在患者体表上某些部位刺破血管放出少量血液以治疗疾病的方法。《内经》云：“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血实宜决之。”《灵枢·官针》更是详细记载了“络刺”“赞刺”等刺脉之法。朱氏在临床上经常采用刺络拔罐放血的方法治疗疾病，泻有余而补不足，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1）放血的作用 朱氏认为，放血疗法的作用包括泻热解毒、消炎止痛、活血祛瘀通络以及醒脑开窍等方面。
首先，放血疗法可以泻热解毒、消炎止痛，善治热证以及红肿、发热、疼痛等症状。如《针灸集成》谓：“热病极热，头痛引饮三日，以柔索缠上肩下臂上，右尺泽穴上下青络血贯，刺多出血，弃如粪汁，神效。”再如外感引起的咽喉痹痛，《备急千金要方》载：“喉痹，刺手小指爪纹中，出三大豆许血，逐左右刺。”此外，临床常见的很多与血热、风热相关的疾病，如荨麻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朱氏亦应用刺络拔罐放血的方法治疗，疗效较佳。
其次，放血疗法善治瘀滞，对于气滞血瘀有较好的治疗作用。《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宛陈则除之。”《灵枢·寿夭刚柔》记载：“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对于舌有瘀斑、舌下静脉过度充血青紫、脉弦、身体体表静脉充血等表现为“瘀像”的患者，均可采用放血疗法。此外，根据“祛瘀生新”的理论，放出瘀血后还有助于新血的生成，故放血疗法还有一定的补虚作用。如《备急千金要方》云：“凡肾病之状，必腹大，胫肿痛，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即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足少阴、太阳血者。”因此，放血疗法还适合血虚夹瘀的患者。
最后，放血疗法还具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备急千金要方》载：“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如十二井穴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放血治疗中风。现代研究也证实，井穴放血能够从改变局部微循环，延长凝血酶原时间，影响纤溶系统，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等方面抑制血栓形成，从而影响缺血性中风早期的病理环节。此外，水沟、素髎等穴也是醒脑开窍时常选用的放血穴位。
因此，放血疗法在临床适用范围较广，疗效也较为显著，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现代研究发现，放血破坏了局部血管的完整性，而这一变化是活化内皮细胞的首要因素，活化的内皮细胞可引起机体一系列的级联反应，启动机体内源性的自我调节系统，最终达到内部的稳态。这可能是放血疗法治疗疾病和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部分科学内涵。
（2）放血的部位 朱氏临床常用的放血部位包括经穴、血络及阿是穴。
根据穴位性质，泻外感热邪时常选用大椎、肺俞等穴，胃肠内热常用曲池、内庭等穴，暑热引起的急性吐泻常用尺泽、地机等穴，风热、血热引起的皮肤病常选用风市、委中、肺俞、曲池等穴；治疗血瘀时常选用血会膈俞穴、血海等活血化瘀的穴位；而醒脑开窍则常用十宣、水沟、素髎等急救穴行点刺放血。
血络，是位于机体浅表的细小动静脉和毛细血管。《灵枢·血络论》则具体描述了寻找体内瘀滞血络的方法：“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刺而泻之万全也。”因此，充血、瘀滞的血络也是放血常用的部位，在这些部位放血的主要目的是祛瘀。如朱氏在临床治疗静脉曲张的患者，直接在扩张的静脉刺破放血，常可取效。再如长期腰痛的患者，常在腘窝、委中穴附近有较明显的瘀滞的血络，刺之放出瘀血，多能使患者腰部顿有轻松感。此外，《灵枢·血络论》论述了针刺有瘀血的脉络时所出现的不同反应和产生原因，如：“脉气盛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阿是穴也是放血可以选择的部位。孙思邈云：“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及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或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朱氏在临床上治疗经筋相关的疾病时，常用痛点即阿是穴行点刺放血的方法，往往收效明显。
朱氏认为，针灸和中药都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手段，在治疗疾病时，两者有着各自的特点。如《素问·汤液醪醴论》云：“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移精变气论》云：“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体现了《内经》所处时期“针善治其外，药善调其内”的观点。而吴昆《针方六集》言：“针不难泻实而难补虚。一遇元羸，非饮之甘药不可，是针之补不如药之长也。”针灸是通过调节气机、调动人体正气而发挥治疗作用，本身并不会给患者体内注入任何外部物质。因此，当患者正气极度虚损时，针灸难以调动其正气，往往效果不显著。此时，则需要以中药来补充其气血，在此基础上针灸才能够“有气可调”。更重要的是，针、药两者在辨证论治及理、法等方面存在内在的统一，在临床实践中，针药结合是常用的治疗措施，只要运用得当，两者常起到互补的作用，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如《伤寒论》云：“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在服用桂枝汤疗效不佳时，通过针刺风池、风府祛风解表，助药力外达，以提高疗效。现代研究认为，针灸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实现多途径、多渠道的正向调整，能影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和代谢等过程，从而改变血液及靶器官的血药浓度，或通过影响靶器官生物信号传导特性而改变其对药物的敏感性，最终提高药物的疗效，且能减少药物用量，降低副作用。
朱氏在临床经常采用针药兼施的方法。如治疗颈椎病颈项后背连及两侧肩部疼痛时，常针刺大椎、颈夹脊、风池、天宗、中渚穴，并嘱患者配合内服葛根桂枝汤加减；治疗颞下颌关节炎时，除针刺合谷、温针灸局部穴位外，还配合葛根、生石膏、白芍等中药以疏通阳明经络；治疗久泄的患者，常针刺足三里、天枢、气海、百会等穴，再配合内服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面瘫常以面部穴位平刺配合葛根桂枝汤、牵正散加减，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穴位注射疗法是在经络、腧穴或压痛点、局部阳性反应点上注入药液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以经络学说为指导，将经络、腧穴、药物效应有机结合起来，使临床疗效得以大幅提升。穴位注射疗法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即在临床各科广泛应用。研究表明，穴位注射具有高效性的特点，穴位对药物有放大的作用。相同剂量的药物在穴位注射产生的药效，要强于皮下或肌肉注射甚至静脉注射；或者达到同样药效时，穴位注射的剂量要小。因此，穴位注射可以减少药物用量，从而降低其副作用。此外，穴位的特异性对穴位注射的疗效亦有影响。有研究者将同剂量的利尿剂分别注于小鼠委中、内关、三阴交及静脉，结果显示委中引起的排钠利尿作用强度与静脉注射没有明显差异，且要明显强于三阴交穴与内关穴。而根据经络理论，委中穴属足太阳膀胱经，与膀胱尿液的代谢最为相关。因此，在经络理论的指导下，选择恰当的穴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穴位注射的疗效。
朱氏在临床上也擅用该法，使用时，将注射针刺入穴位后，回抽无血，再将药液缓缓注入穴位，从而起到针刺、穴位、药物三者相辅相成的作用。除了针刺和药物作用直接刺激经络上的穴位可产生疗效外，穴位在局部药物较长时间的持续刺激下，亦可增强穴位的效能，也更易诱发循经感传，达到“气至病所”。朱氏在治疗面神经周围麻痹时，采用甲钴胺注射液酌情在翳风、四白、颊车、攒竹等穴交替进行穴位注射。针对耳后乳突疼痛明显的患者，在疾病早期可选用翳风穴每天进行穴位注射，连续注射一周。治疗由于心脉瘀滞、心气不足引起的心脏相关疾病，朱氏多采用丹参注射液在间使穴进行穴位注射治疗。对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病程较长的患者，朱氏则采用大剂量葡萄糖注射液或生理盐水（10～15mL）对风池、内风池（经验穴）、腰夹脊、腰眼穴进行穴位注射。朱氏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大剂量穴位注射可加强和维持穴位刺激，对于病程较长、较重的患者能够延长针感，使治疗效果更佳。
针刀疗法是朱汉章教授根据生物力学理论，将中医的针刺疗法和西医的外科手术疗法有机结合而产生。针刀治疗的适应证比较广泛，治疗作用大多是对软组织进行松解。软组织系指肌肉、肌腱、韧带、筋膜、滑膜、脂肪、关节囊以及周围神经、血管等组织，其内涵与中医经络体系中的“十二经筋”颇为相近。十二经筋是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主要的作用包括联络四肢百骸、控制关节运动等。针刀治疗作用是通过穿刺、小范围切开、钝性分离等方法，进行微创的软组织松解，而针对软组织的治疗，主要是对肢体关节等病症。朱氏在临床治疗肩周炎、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网球肘、足骨骨刺等疾病时，如患者关节局部粘连、疼痛严重，常使用小针刀松解术，效果显著。
耳针疗法指基于中医经络理论与全息理论而提出的一种通过针刺、按压、夹持等方法，刺激相应耳区的耳穴以达到治疗与诊断疾病的一种外治法。20世纪50年代，法国医学博士诺吉尔首次提出耳郭形如一个“倒置的胚胎”理论，给耳穴的应用及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在中国近代，也呈现出不同的耳针流派。目前耳穴被广泛应用于内科、妇产科、儿科、骨伤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古代文献中关于耳与经脉的记载，要追溯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该书中记载：“耳脉：起于手背，出臂外两骨之间，上骨下廉，出肘中，入耳中。是动则病：耳聋，煇煇焞焞，嗌肿。是耳脉主治其所产病：目外眦痛，颊痛，耳聋，为三病。”此段原文与《灵枢·经脉》篇关于手少阳三焦经的记载存在相似之处。且《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也指出：“手少阳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因此，后世医家便将耳脉与手少阳三焦经归为同一条经脉来认识。以上是对耳与经络建立联系的最早认识。在临床上，手少阳三焦经在治疗耳病确实有着不错的疗效。
随着经络理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耳穴理论也得到了不断丰富与完善。《灵枢·口问》提出：“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从这些原文记载，可以看出古人已认识到与耳相关的经脉，并不局限于手少阳三焦经，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均与耳存在气血的沟通。以上理论也成了耳穴治疗脏腑经络疾病的基础。
后世医家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经验总结，对耳穴疗法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有了一些零星的记载。《厘正按摩要术》曰：“耳珠属肾，耳轮属脾，耳上轮属心，耳皮肉属肺，耳背玉楼属肝。”《针灸经外奇穴治疗诀》中载述：“珠顶穴，两耳当门珠尖上，主治齿痛，灸三壮。”此位置相当于现代屏尖穴。明代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一书中记载了耳尖穴：“耳尖，穴在耳尖上卷耳取尖上是穴，治眼生翳膜。”即是用耳尖来治疗类似于结膜炎等眼疾，这一方法仍延续至今，现代用耳尖放血治疗麦粒肿（睑腺炎）、结膜炎等眼科疾病的临床应用甚广；朱氏临床采用对耳轮下脚分期割治法治疗黄褐斑，疗效颇佳。
随着法国医学博士诺吉尔提出耳郭形如一个“倒置的胚胎”理论以后，我国的科研及医务人员通过30多年的研究与观察，在验证“倒置胚胎”理论的基础上，对耳穴的分布进行了国际标准化，形成了我们现代中医教科书上的耳穴理论。即耳垂对应面部，耳屏对应鼻咽部，对耳屏对应头部，对耳轮对应躯体，对耳轮上脚对应下肢，对耳轮下脚对应臀部，耳舟对应上肢，耳甲腔对应胸腔，耳甲艇对应腹腔，耳轮脚对应膈肌，三角窝对应盆腔，屏间切迹对应内分泌的分布规律。
朱氏对耳穴的应用基本遵循以上分布规律。但朱氏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耳穴穴点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临床需灵活应用。例如，朱氏曾观察到数例腰椎病变的患者，其反应点并不在对耳轮9区（腰骶椎）上，而是位于耳舟2区（腕）靠近对耳轮9区之处。再如，心肺疾病的反应点位于耳甲腔，然而对于具体的分区，并非符合临床上所有患者的表现，朱氏发现有部分肺癌患者，反应点可在耳甲15区（心）或者耳甲17区（三焦）。从耳部神经支配来看，人体耳部主要受颅神经和颈神经支配，包括了迷走神经耳支、耳大神经和耳颞神经。随着各神经分支逐渐变细，各分支可相互重叠形成网状结构，分别在三角窝及耳甲部形成三角窝神经丛与耳甲神经丛。因此，不同的耳区之间从神经分布上有许多重叠交织的分支。这可能是导致耳穴反应点存在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因此，朱氏认为在进行耳穴诊断或者治疗时应当结合患者主诉、病史、查体，切不可疏忽大意，墨守成规。
未病，未生疾病也。从广义理解，应该包括健康和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未病过渡状态”即处于亚健康状态。随着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亚健康人群的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亚健康状态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或转化为健康，或转化为疾病。及时洞察，适时介入一些有效的方法，加强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有效地阻断未病状态进一步向疾病方向转化，是健康医学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医防病保健的特色体现。
“治未病”是中医重要的预防、保健思想。“治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即“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素问·刺热》进一步解释：“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素问·疟论》曰：“故工不能治其已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很多疾病在即将发生或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医者没有及时体察，故造成疾病的进一步发展而徒增治疗难度。把握治疗时机，截断疾病发生发展的趋势，是中医“治未病”的核心思想。
“逆针灸”是中医“治未病”的特色手段之一。明代高武所著《针灸聚英》云：“无病而先针灸曰逆。逆，未至而迎之也。”即“逆针灸”是指在机体健康无病、疾病发生之前或疾病轻浅之时，预先应用针灸方法激发经络之气，增强机体的抗病与应变能力，从而促进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或是减轻随后疾病的损害程度。
采用“逆针灸”的方法“治未病”，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含义。
（1）未病先防 在机体健康之时或未发病之前采取措施加强机体的抵抗与应变能力，保持健康以预防疾病。庄子所著《庄子·盗跖篇》中载有：“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医说》云：“若要安，丹田三里常不干。”要保持身体健康、正气充足，就应经常艾灸丹田、足三里穴，并通过灸疮持续刺激，以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王执中所著《针灸资生经·第三虚损》云：“气海者，元气之海也……宜频灸此穴，以壮元阳，若必待疾作而后灸，恐失之晚矣。”《针灸要诀与按摩十法》云：“无病针灸腿上能远行不疲……无病针灸腹上能增食量。”窦材在《扁鹊心书》中提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人于无病时常灸……虽未能长生，亦可得百余年寿矣。”
除了常规的保健以外，重视介入时机是“逆针灸”应用的特点之一。“逆针灸”通常是选择机体处在某个特定的年龄阶段或特殊的时期。比如：儿童生长发育期、妇女更年期、中老年期、疾病先兆期、季节交替期等机体阴阳消长内环境变化比较剧烈的时期，很容易造成阴阳失衡并引发疾病。假如在此期的相应腧穴上给予适宜的针灸刺激，激发机体内在维持自稳的潜力，调整并维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扶助正气，将可提高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从而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外台秘要》曰：“凡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三里，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说明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气机开始逆乱，表现为眼目昏花，此时艾灸足三里可调整气机。朱氏临床针对小儿卫气不足、反复感冒者，常以艾灸肺俞穴、中脘穴的方法，配合服用玉屏风散以增强体质预防感冒；针对围绝经期的妇女，在其更年期症状刚有苗头之时，嘱其常灸关元、气海穴，可减少更年期气血紊乱引起的烦热、盗汗等症状；对于老年人，常嘱其艾灸足三里、养老穴，可充实气血。
（2）早期治疗 重视发病征兆，尽早介入治疗，以遏制病情的发展，促使其向健康转化。《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详述了中风先兆，并认为这种先兆可能预示着三年之内的发病：“凡人如觉大拇指或次拇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之内必有中风之疾。”具有这种先兆的患者可以“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神良”，能预防中风的发生（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明代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详细记载应用艾灸预防中风的方法和时机，指出：“但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重，良久方解，此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如春交夏时，夏交秋时，俱宜灸，常令二足灸疮妙。”《太平圣惠方·卷一百》记载除了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四处各三壮外，“用葱、薄荷、桃柳叶四味煎汤，淋洗灸疮，令驱逐风气于疮口内出也，灸疮若春较秋更灸，秋较春更灸，常令两脚上有灸疮为妙。”
在早期发现发病征兆，是“治未病”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朱氏在临床经常采用经络望诊、脉诊、特定穴探查等方式进行早期诊断。
①经络望诊 《灵枢·经脉》云：“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临床可见到一些患者的皮肤上有沿着经络线的循行出现的颜色变化、皮疹、脉络凸起等表现，都是早期诊断的重要依据，正所谓“有诸内者，必行诸外”，外部变化是内部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盛衰的直接反映。而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术者必须对经脉循行了然于心。
②脉诊 常用的有寸口脉、人迎脉、趺阳脉、太溪脉的切诊以及经络分部的切诊。一般以寸口脉诊阴经病症的虚实，人迎脉诊阳经病症的虚实，跌阳脉诊阳明的盛衰，太溪脉诊肾的盛衰。通过各部脉象的探查及对比，可以了解整体的阴阳、气血盛衰情况。
③特定穴探查 《灵枢·经水》篇指出：“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当五脏六腑的阴阳气血发生偏颇时，其所联系的相关经脉上的特定穴常常会出现特征性变化，如可触到压痛点、索条、结块等。如有学者认为募穴主深久之病，俞穴主初浅之病，郄穴主急症。并以触到结节、条索状物及指下感觉硬胀为阳性征象。胃的疾患可以在腹部的上脘、中脘、胃俞、脾俞、梁丘、足三里等处有压痛；肝的疾患在右期门、日月、膈俞、肝俞、胆俞、中都、阳陵泉等处有压痛；而呼吸系统疾患常在大杼、风门、肺俞以及前臂的肺经有关穴位出现压痛等；肠道疾患和阑尾炎在上巨虚有压痛，结肠炎在三阴交有压痛；肾炎、泌尿系结石在肾俞、承山有压痛；冠心病在内关有压痛。而出现特征性变化的特殊穴位，也是针灸的直接治疗点。朱氏常在探查到有压痛、结节、条索的穴位后针刺之，大多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3）已病防变 对已经发生的疾病，根据脏腑之间存在着五行制化的关系，分析疾病的传变倾向，预先防治即将传变的脏腑，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与传变。疾病的传变大都与脏腑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有关，如相乘、相侮、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等。因此，根据五脏六腑的五行制化关系，预先推算出疾病传变的脏腑，“防患于未然”，是“治未病”之已病防变的核心思想。例如，朱氏在临床发现肝气郁结的患者，往往随着疾病的发展会影响脾胃功能，出现腹胀、腹痛、不思饮食等症状。针对这一情况，在患者还未出现上述症状时，即注意健脾，常在用太冲、合谷、期门等穴疏肝理气的同时，针刺阴陵泉、手三里、足三里、太白等穴补益脾胃之气，以防“肝木克脾土”。正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所言：“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清代名医叶天士在《温热论》中也提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均是“治未病”之已病防变思想的重要体现。《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中也有已病防变预先用针刺调治的方法，如：“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4）病后防复 对于已经康复的疾病，要防止其再次复发。例如对于中风患者而言，其体质特点导致其往往易于复发。针对“复中”的预防，《针灸资生经》记载：“半身不遂，男女皆有此患，但男尤忌左，女尤忌右尔，若得此疾后，风药不宜暂闻，常令身上为灸疮可也，最忌房事，或能如道释修养，方能保其无他，若灸则当先百会、囟会、风池、肩髃、曲池、合谷、环跳、风市、三里、绝骨，不必拘旧经‘病左灸右，病右灸左’之说，但按酸疼处灸之，若两旁灸亦佳，但当自上而下灸之。”由此可见，“逆针灸”在病后防复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背俞穴是“逆针灸”治未病时常用的一类特定穴。背俞穴是脏腑之气输注于背腰部的腧穴，归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依脏腑位置自上而下排列，其名称首见于《灵枢·背腧》：“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五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胸中大俞在杼骨之端。”《素问·长刺节论》中也提到：“迫脏刺背，背俞也。”《灵枢·卫气》：“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背俞穴中的脾俞、胃俞、肾俞等都具有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激发人体正气的效果。“逆针灸”背俞穴可以通过调整脏腑功能，明显地改善亚健康人群的头痛、睡眠等状态，可缓解压力。正如张介宾所言：“五脏居于腹中，其脉气出于足太阳经，是为五脏之俞。”“十二腧皆通于脏气。”背俞穴与体内的脏腑有着明显而密切的关系，通过刺激背俞穴，可以充分地激发人体正气，调节脏腑功能，使气机通畅，五脏安和。激发机体自身抵御疾病和自我修复等能力，从而使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背俞穴集中依次排列于背部脊柱的两旁，正是脊神经分布区域。脊神经是人体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支配五脏六腑的传出传入神经。刺激背俞穴可改善自主神经系统的动态平衡，并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起到调整脏腑器官的作用。
除了“逆针灸”背俞穴以调节五脏六腑整体的气血、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外，朱氏尤其重视对体质的辨识，针对患者的不同体质，制订个体化的“逆针灸”方案。例如针对痰湿体质的患者，嘱其常自行艾灸丰隆、足三里、阴陵泉、中脘等穴；对肝火旺的人，常灸涌泉、太溪穴以防止肝阳上亢；对于气虚体质者，灸气海、关元、足三里穴等。以上灸法均可配合患者自行按压穴位，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治未病”是中医重要的预防保健思想。“逆针灸”作为中医“治未病”的特色手段之一，在机体健康无病、疾病发生之前或疾病轻浅之时，该方法可激发经络之气，增强机体的抗病与应变能力，从而促进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或是减轻随后疾病的损害程度。采用“逆针灸”的方法“治未病”，主要包含以未病先防、早期治疗、既病防变、病后防复四个方面的内容。根据年龄阶段及患者的体质，制订个性化的“逆针灸”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防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