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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疗效有关的性质和性能统称为药性，它包括药物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药物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括。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智慧结晶，是将经验寓于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之中，使之上升为理论，与中医理论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药性理论体系。该理论是以阴阳、脏腑、经络学说为依据，根据药物的各种性质及所表现出来的治疗作用总结出来的用药规律。中药药性理论范围很广，包括药物、采收、加工炮制、制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剂量、服法、组方原则、配伍禁忌等。经过历代医学家不断补充，凡涉及药物与疗效有关的认识观点，都列入药性理论的范畴。正如李东垣所云：“夫药有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咸甘淡之味，升降浮沉之能，厚薄轻重之用，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豁然贯通，始可以言医而司人命矣。”张志聪亦云：“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古代是以“毒”来代表药物的药性。如《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古代由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原始农业经济时，人们为了选择食物而尝百草、水泉，区别有毒、无毒，由此发现了药物，进而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周礼》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物以供医事”。
药性一词的最早记载是《神农本草经序列》：“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醋渍者，宜煎膏者，也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这里是指药物适宜于制剂种类的性质。到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对药性的概念又做了全面补充。他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言：“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因而看出药性是指药物与疗效有关的性质和性能，药性理论即是研究药物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
药性理论的实质即为阴阳五行之理。
一般认为，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三方面。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有云：“夫物之生也，必禀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天布令，主发生，寒热温凉，四时之气行焉，阳也；地凝质，主成物，酸苦辛咸甘淡，五行之味滋焉，阴也。故知微寒微温者，春之气也；大温热者，夏之气也；大热者，长夏之气也；凉者，秋之气也；大寒者，冬之气也。凡言微寒者，禀春之气以生，春气升而生；言温热者，盛夏之气以生，夏气散而长；言大热者，感长夏之气以生，长夏之气化；言平者，感秋之气以生，平即凉也，秋气降而收；言大寒者，感冬之气以生，冬气沉而藏。此物之气得乎天者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气味多少，各从其类也。凡言酸者，得木之气；言辛者，得金之气；言咸者，得水之气；言苦者，得火之气；言甘者，得土之气。惟土也，寄旺于四季，生成之气皆五，故其气平，其味甘而淡，其性和而无毒。土德冲和，感而类之，莫或不然，固万物之所出，亦万物之所入乎。此物之味，资乎地者也。”
简言之，寒热温凉四气，乃天之阴阳，由天生，故随四季而变化；辛甘苦酸咸五味，乃地之阴阳，由地出，故随五行所属而有别。正如《汤液本草》所说：“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温凉寒热，四气是也，皆象于天。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皆象于地。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者，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故希雍先生谆谆告诫后人云：“气味生成，原本乎是，知其所自，则思过半矣。”四气五味如此，升降浮沉、归经亦然。吴瑭就曾以“太极”原理来形象地说明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古来著本草者，皆逐论其气味性情，未尝总论夫形体之大纲，生长化收藏之运用，兹特补之。盖芦主生，干与枝叶主长，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则收藏皆在子。凡干皆升，芦胜于干；凡叶皆散，花胜于叶；凡枝皆走络，翥胜于枝；凡根皆降，子胜于根；由芦之升而长而化而收，子则复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也。”“太极之理”也就是阴阳五行之理。任何植物都有生长化收藏的繁育过程，生长为升浮，属阳；收藏为沉降，属阴。故亦具升降浮沉之性。关于归经，李东垣曾简要地列其纲领云：“东方甲风乙木，其气温，其味甘，在人以胆、肝应之。南方丙热丁火，其气热，其味辛，在人以心、小肠、三焦、包络应之。中方戊湿，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咸，其兼味辛甘酸苦，在人以脾应之。西方庚燥辛金，其气凉，其味酸，在人以大肠、肺应之。北方壬寒癸水，其气寒，其味苦，在人以膀胱、肾应之。”可见，归经是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将药物的四气五味与人体脏腑经络相配属而得来的。
药性理论为什么也要用阴阳五行来构建呢？吴鞠通有云：“凡药有独异之形，独异之性，得独异之名者，必有独异之功能，亦必有独异之偏胜。”李东垣在《东垣试效方》中提出：“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唐容川详释曰：“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近代医家陆晋笙也曾云：“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惟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以寒气之药化病气之热，以热气之药化病气之寒……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彻天人一致之学。”可见，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引起机体正邪交争，从而导致阴阳气血偏盛偏衰的结果。本草的治病原理，其实十分朴实易解，即借草木金石阴阳之偏性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性，使偏盛或偏衰的阴阳气血重新恢复相对平衡。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因此，本草的最根本原理——药性理论也必须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之上。
综上所述，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都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些本于阴阳五行说的概念乃是使本草学能够表述药物与人体之间的种种关联、并建构有关理论知识的重要支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药乃医之器，故医欲立其方，必先知其药。传统药性理论之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毒性等，可统一归属至阴阳五行药理中。
1.药性阴阳论 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方面，经常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这种运动和相互作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阐明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和消亡，都是事物阴阳两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阴阳学说是贯穿中医各科的基础理论，同样也是探求药物性味、功用、分类和指导用药的理论依据之一。
（1）历代医家有关药性“阴阳”的论述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黄帝内经》中虽然没有关于药性理论的直接论述，但作为中医药理论的奠基之作，中药药性理论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神农本草经》曰：“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又有：“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的论述，又为药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指出了运用四气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即寒凉药用以治阳热证，温热药用以治阴寒证。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性。到了金元时期张元素将《黄帝内经》中有关内容用于药性阴阳属性分类的理论依据，发挥药物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理论。如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附子，气之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味之厚者，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竹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也；茶苦，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也。”
李东垣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者，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张景岳对《易经》《黄帝内经》深有研究，其探求哲理在于，他认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因此从“医易同源”的观点出发，对阴阳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详尽的阐发。其在《本草正》中论药一般先介绍性味阴阳，次述功效及其药效机制，条理清晰，要言不繁，充分地体现了辨证用药思想。他力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之论以救时弊。其论熟地黄曰：“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阴中有阳。”味甘微苦，微温，气味颇厚，阳中微阴，气虚血虚俱能补。阳气虚竭者，此能回之于无何有之乡；阴血崩溃者，此能障之于已决裂之后。惟其气壮而不辛，所以能固气；惟其味甘而纯正，所以能补血。
《本草求真》：药品补泻，或阴或阳，或气或血，或燥或润，原自有别，遍绎诸书，无有实载；如白术味苦性燥，是能入脾补气；山药味甘气平，是能入脾补阴；人参、黄芪味甘性温，是能入肺而补气；葳蕤、蜂蜜甘平甘温，是能入肺而补阴；龙眼甘温，是能入心而补气；当归、柏子仁辛甘温润，是能入心而补血；山茱萸、杜仲辛温酸温，是能入肝而补气：首乌、阿胶甘平微温，是能入肝而补血；至附、桂辛热，则能入肾以补阳；熟地黄、枸杞子甘润甘温，是能入肾以补阴。补剂如斯，泻剂亦然，而书仅以补泻混指。是集论补、论泻，俱以阴阳气血分辨。概不敢以影响浑混等语塞责，庶使开卷了了，无有错误。
《本草蒙筌》其论单味药，先述性、味、阴阳。如对人参的论述尤为精辟：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故遇肝肾之病，必须多用之于补血补精之中，助山茱萸、熟地黄纯阴之药，使阴中有阳，反能生血生精之易也。盖天地之道，阳根于阴，阴亦根于阳。无阴则阳不生，而无阳则阴不长，实有至理，非好奇也。有如气喘之症，乃肾气之欲绝也，宜补肾以转逆。故必用人参，始能回元阳于顷刻。非人参入肾，何能神效如此。又如伤寒厥症，手足逆冷，此肝气之逆也，乃用四逆等汤，亦必多加人参而始能定厥，非人参入肝，又何能至此。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里谈到：“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阴阳二字，万变万化。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把这病之阴阳实据，与夫药性之阴阳实据，握之在手，随拈一二味，皆能获效。”
从《黄帝内经》中对药性理论的最初认识到历代医家对其的继承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阴阳学说作为中医药理论的基础渗透于药性理论发展的始终，阴阳学说的发展促进了药性理论的发展，不断地给药性理论注入新的活力。
（2）阴阳学说对中药药性理论的渗透： 中药种类甚多，但就其性能不外阴阳两类，从药性来看：寒、热、温、凉，温热属阳，寒凉属阴。按疾病的性质看，不外寒、热两类，而药物治疗疾病从性质来说，也可分为寒热两大类。一般能治疗热性病的药凉血止血、清化热痰、清心安神、平肝息风、补阴等药的性质寒凉，寒凉性质的药物一般具有清热、泻火、解毒或滋阴等作用；能治疗寒性病的药物多属温热，如发散风寒、泻下寒积、祛风除湿、芳香化湿、温里散寒、温通行气、温经止血、温化寒痰、补气助阳药多属温热，温热性质的药物多具有散寒、温里或益气助阳等作用；既可用于寒证，又可用于热证的药物多属平性，但这仅是相对而言。而从治疗上总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这就是治疗的基本出发点。针对阴阳盛衰，采取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使阴阳偏盛偏衰的异常现象得到纠正。恢复其相对平衡状态。中医常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促使失调的阴阳重新恢复到相对的平衡。临床上则以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使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治疗效果。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曰：“其寒热温凉四气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存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阴阳学说在渗透于药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着方剂的发展，使方剂的配伍组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促进了整个中医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为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作用。
阴阳学说作为中医药理论的基础，肩负着基础性研究的作用，把握住阴阳学说在药性理论中的指导作用，有助于药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基础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阴阳学说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内容，与中医药的发展息息相关。任何创新之路都需要最基本的理论来支持，脱离了基础理论的发展就会使中医药的研究脱离中医的轨道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因此，在发展中药药性的过程中阴阳学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倡导中医药现代化的今天，不论是在进行中药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方面，都不能丢弃阴阳学说在其中的基础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的同时继承，继承的同时发展，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脉相承，坚持中医药的特色而健康地发展。
2.药性五行论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之一。原始的五行概念，来自于古人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其认为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也是自然界中最主要的五类物质，它们各有特性，但相互之间又密不可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相生、相克中维持着协调平衡。因此古人也就利用它们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来对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进行归类说明，这种直观朴素的认识，以后逐渐被抽象成理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五行学说。
传统的中医理论应用推演络绎的五行归类方法，将中药的五味归属于五行，其配属关系为味酸属木、味苦属火、味甘属土、味辛属金、味咸属水。这种归属方法源于《黄帝内经》中的相关论述。
《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其味苦，其类火……其味甘，其类土……其味辛，其类金……其味咸，其类水……”；《素问·宣明五气》：“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此外在《素问·五脏生成》《灵枢·五味》中均有相关的论述。可见，传统的这种归属关系是应用推演络绎的方法将五味归属于五行，其对应关系是味酸属木、味苦属火、味甘属土、味辛属金、味咸属水。
《素问·至真要大论》：“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
《素问·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药性赋》：“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汗解表、透疹散风、行气行血等功效；甘能缓能补，具有缓中止痛、调和药性、补养气血等功能；苦能燥湿降泻，具有燥湿祛邪、泻下利尿、导痰血下行等作用；酸能收敛固脱，具有止汗、止血、止泻、缩小便、固遗精等效应；咸能软坚润下，具有软坚散结、破癥积、消瘿瘤瘰疬等功能”。据此，辛味长于宣散，有发散、行气、行血等作用；酸味长于收敛，有收敛、止汗、止泻等作用；甘味长于补益，有和中缓急等作用；苦味长于泻火，有燥湿、坚阴、降泻等作用；咸味长于软坚，有散结、润下等作用。
综上所述，对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理分析总结：木性之药治（阴中之阳，补肝）血，木中木补肝血，木中金补肝气，木中土补肝之阴阳，木中火补肝神，木中水补肝精；金性之药治（阳中之阴，补肺）气，金中金补肺气，金中木补肺血，金中土补肺之阴阳，金中火补肺神，金中水补肺精；土性之药治（阴阳相济，补脾）阴阳，土中土补脾之阴阳，土中木补脾血，土中金补脾气，土中火补脾神，土中水补脾精；火性之药治（阳中之阴，补心）神，火中火补心神，火中木补心血，火中金补心气，火中土补心之阴阳，火中水补心精；水性之药治（阴中之阳，补肾）精，水中水补肾精，水中木补肾血，水中金补肾气，水中土补肾之阴阳，水中火补肾神。
《药鉴》曰：“药有气味浓薄不同，轻重不等，寒热相杂，阴阳相混，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清阳发腠理，实四肢，清之清者也。浊阴走五脏归六腑，浊之浊者也。清中清者，养荣于神，浊中浊者，坚强骨髓。气为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气厚则发热。味为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味厚则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辛甘淡之热者，为阴中之阳，酸苦咸之寒者，为阳中之阴。如茯苓淡，为在天之阳也，阳当上行，何为利水而泄下？《内经》云，气之薄者，乃阳中之阴，所以利水而泄下，然而泄下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乎太阴也。麻黄甘，为在地之阴也，阴当下行，何为发汗而上升？《内经》云，味之薄者，乃阴中之阳，所以发汗而上升，然而升上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乎太阳也。附子气味俱厚，其性热，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气味俱厚，其性寒，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淡竹乃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苦茶乃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药有寒热温凉平和之气，辛甘淡苦酸咸之味，升降浮沉之性，宣通补泻之能。《内经》曰，补泻在味，随时换气，故升以散之，散其在表怫郁也。甘以缓之，缓其大热大寒也。淡以渗之，渗其内湿，利小便也。苦以泄之，泄其上升之火也。酸以收之，收其精散之气也。咸以软之，软其燥结之火也。春气温而宜用凉药，夏气热而宜用寒药，秋气凉而宜用温药，冬气寒而宜用热药，此特四时之正耳，若病与时违，又不拘此例也。假如夏月忌发散，苟表实极重之症，虽用麻黄一两何妨，其余可以例推。病在上而宜用升药，病在下而宜用降药，病在外而宜用浮药，病在内而宜用沉药，故经曰，升降浮沉则顺之，谓顺其升降浮沉药味之性也。”
四气是指药物有寒热温凉4种不同的药性，又称四性。它反映了药物对人体阴阳盛衰，寒热变化的作用倾向，为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说明药物作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四气，是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气候为比喻，总括地称为“气”。气，“质性也”。
药物“气”的产生，是与天气有关，因所受有差异，故有四气的不同。而寒、热、温、凉，就是药性模拟四时气候而言的，所以称为“气”。
性，指药性。性和气都是药物的主要本质。称为气不是泛指的气，也不是感官可以感触而知的气，而是根据其作用的结果。称为性，也不是泛指的性，而是药物功效的总括，或指其部分，当然也包括气在内。故药物的四气，应属于药性之气，就明确地称为“性气”。
四气之中寓有阴阳含义，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两种对立的药性，其间又有程度上的差别，即温次于热，凉次于寒。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气还用“大热”“微热”“小热”“甚温”“微温”及“大寒”“主冷”“颇寒”“微寒”“大凉”“微凉”等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总括分析药物四性应以“大热”“热”“温”“微温”“大寒”“寒”“凉”“微凉”区分为妥。寒与热属于一级划分；凉和温，为寒和热的下一层次，应属二级划分；微凉和微温，为凉与温的下一层次，应属三级划分；至于大寒和大热，为寒和热上一层次，可称超一级划分。然从四性本质而言，只有寒热两性的区分。
此外，四性之外还有平性，是指寒热温凉界限不很明显，药性和平，作用和缓，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类药物。然而平性能否入性，自古以来争论不已。多数本草学者认为虽然不少药物属于平性，但实际上也有偏寒偏热的不同，如甘草性平，炙用性温，补中益气，生用性凉，清热解毒，所以平性仍未超出四气范围，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平性，因此仍称四气（性），而不称五气（性）。然而也有主张“平应入性”的，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部目录第12卷的卷前诸论中说：“五性焉，寒热温凉平”，第一个提出中药药性的五性分类法。自《神农本草经》始，单独以平性记述药性以来，历代本草都承袭了“平应入性”的方法，学者统计《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平性药多达122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俗称五版教材）之《中药学》载药484味，平性药竟占100味之多，临床用药实践也支持“平应入性”的主张，如天麻性平，息风止痉，主治痉厥抽搐，不论寒热虚实均可应用；白果性平，敛肺平喘，主治喘咳痰多，无论肺寒、肺热皆可应用。可见，无论文献记载或临床实践都表明平性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至今尚称四气（性）不称五气（性）系沿用旧说之故。
《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温之，热者寒之”“治以寒凉”“治以温热”及“寒之”“热之”“清之”等提法虽未言明为气，但这种寒、热、温、凉已是药物性气作用表述的结果了，这里不仅论治法，也言药性了，因此药性之气，源于《素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宣，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药性分寒温，不晚于西汉时代。药“有寒热温凉四气”，则首先是由《神农本草经》提出的，并在介绍每味药物功效之前先冠以四气，四气不同，药物作用不同，四气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在《神农本草经》序例中还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即运用四气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全面奠定了四气用药的理论基础。嗣后各家本草悉本于此，对药物都首载四气，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厘定和补充，使四气理论逐步完善。
历代医家对药物的寒热温凉，有言“气”者，有言“性”者。在取类比象，生承秉受学说的影响下，古人认为药物的气禀受于天，如刘完素曰：“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唐宗海曰：“气本于天”，李言闻曰：“气主生物……本乎天”，由于药物的气所受于天，故“气”亦有如四时气候之异，如李中梓曰：“请以四时之气为喻，四时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已，故药性之温者，于时为春，所以生万物者也；药性之热者，于时为夏，所以长万物者也；药性之凉者，于时为秋，所以肃万物者也；药性之寒者，于时为冬，所以杀万物者也。”由此可见，药物“气”的形成与天气有关，因所受差异，故有四气的不同药性的寒热温凉是模拟四时气候而言，所以称为四气。另有医家提倡应称“四气”为“四性”。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云：“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序例（指《神农本草经》，作者注）中气字，恐后世误书，当改为性字，于义方允”；张洁古《医学启源》：“药有寒热温凉之性”；《养生主论》说：“大抵百药之性，不外温凉寒热”；吴禔曰：“寒热温凉，物之性也”；《春秋繁露》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贾所学曰：“寒热温凉，在天为气，在药为性”均主张四气应改为四性，然四气沿用已久，习已成弊，难以纠正。对此《本草纲目》李时珍解释曰：“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躁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易，姑从旧尔。”
药物四气理论的形成，虽有禀受于天之说，但主要还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它是与所治疗疾病的寒热性质，阴阳盛衰相对而言的。如患者表现为高热烦渴，咽喉肿痛，舌红脉数属于热性病证者或眩晕耳鸣头痛目赤，舌红脉弦属于阳亢病证者，当分别使用黄芩、板蓝根、山豆根及石决明、牡蛎、白芍等药物，上述症状得到缓解或消除后，便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也就是说凡能缓解或消除热性病证或扶阴抑阳，缓解或消除阳亢证的药物，其药性都是属于寒凉的；反之，当患者表现为四肢厥冷，腹中冷痛，脉沉迟无力属于寒性病者或阳痿宫冷，腰膝冷痛，神疲倦怠属阳虚证者，当分别使用附子、干姜、肉桂及鹿茸、淫羊藿、巴戟天等药物，上述症状得到缓解或消除后，便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也就是说凡能缓解或消除寒性病证或扶阳制阴缓解或消除阳虚证的药物，其药性都是温热的。可见，四气学说的生成仍据药物对机体异常状态，病证的寒热变化，阴阳盛衰所产生的纠偏调节作用而实现的。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它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寒、热、温、凉不同药性的药物，能使机体产生不同的寒热效应以及扶阴抑阳或扶阳制阴的作用，以祛除病邪，调理脏腑，平衡阴阳，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一般来说，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清退虚热、清化热痰、泄热通便、清热利尿、清心开窍、滋阴潜阳、凉肝息风等作用，如石膏清热泻火、牡丹皮凉血、金银花解毒、青蒿退虚热、瓜蒌清化热痰、大黄泄热通便、车前子清热利尿、冰片清心开窍、石决明滋阴潜阳、羚羊角凉肝息风等；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温肺化痰、助阳化气、峻下冷积、温经通络、补火助阳、引火归原、回阳救逆、温宣开窍等作用，如干姜温里散寒、茴香暖肝散结、白芥子温肺化痰、桂枝助阳化气、巴豆峻下冷积、独活温通经络、淫羊藿补火助阳、肉桂引火归原、附子回阳救逆、苏合香温宣开窍等。如患者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反之，如患者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
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1）寒的特点： 王好古曰：“凉多而成寒。”东庵曰：“寒者凝滞。”缪希雍曰：“寒者，气之阴也。”
（2）寒的功能： 解热泻火，凉血解毒，退热除蒸，除湿热。
（3）凉的特点： 东庵曰：“凉者，寒之轻。”王好古曰：“微寒即凉也。”
（4）凉的功能： 清热除蒸。
（5）温的特点： 东庵曰：“温者，热之次。”王好古曰：“寒热各半而成温。”
（6）温的功能： 祛风散寒，宣散除湿，温胃和中，温通气血，补益养阳。
（7）热的特点： 《素问·腹中论》：“热气慓悍，药气亦然。”朱震亨曰：“积温成热。”东庵曰：“热者宣行。”缪希雍：“热气亦属阳气。”
（8）热的功能： 祛寒助火，行血除湿。
（9）平的特点： 李中梓曰：“不寒不热，和平为贵。”缪希雍曰：“平者，冲和而淡也”，“性禀平和，无猛悍之气”。徐大椿曰：“中和之性，无偏杂之害。”
（10）平的功能： 平无偏忌，清热凉血。
寒、热、温、凉四气，是从寒热变化、阴阳盛衰的角度对药物多种作用进行的高度概括，为临床治病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慎斋曰：“药气俱偏，而用之得当，以治人病之偏，偏者方自全也。”《吴医汇讲》云：“寒、热、温、凉，有一定之药，无一定之治……故有正用、亦有反用，又有兼用，亦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可见掌握四气理论不仅对指导临床用药十分重要，欲取得良好的结果，还必须准确地掌握使用方法。
1.寒凉药用治阳热证，温热药用于阴寒证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神农本草经》序例曰：“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张介宾曰：“病之微者，如阳病则热，阴病则寒，真形易见，其病则征，故可逆治。”又说：“以寒治热，以热治寒，逆其病者，谓之正治。”叶天士亦云：“如寒病热病，其势尚微，用热治寒，用寒治热，是谓正治。”一般来说，寒凉药多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阴虚内热、胃热嘈杂、热结便秘、肺热喘咳、肝热目赤、湿热水肿、淋病涩痛、黄疸尿赤、肝阳眩晕、热极生风、心火亢盛、热闭神昏等一系列阳热证；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下利清谷、寒疝腹痛、冷积便秘、阴寒水肿、膀胱虚冷、遗尿尿频、寒痰停饮、寒痹刺痛、血寒经闭、阳痿宫冷、虚阳上浮、亡阳厥脱、慢脾惊风、寒闭神昏等一系列阴寒证。总之，寒凉药用治阳热证，温热药用治阴寒证，这是临床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釜底抽薪，阳热证用温热药，火上浇油必然导致病情恶化，产生不良后果。故王叔和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李中梓《医宗必读》也说：“寒热温凉，一匕之谬，覆水难收。”
2.真寒假热用热药，真热假寒用寒药 运用四气指导临床用药还要注意寒热真假的辨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阳必阴，重阴必阳。”这是指寒热变化，阴阳盛衰，病之甚者，常可见到的假象。张介宾曰：“病之甚者，如热极反寒，寒极反热，假证难辨，其病则甚，故当从之。”又曰：“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从其病者，谓之反治。”可见反治法是针对疾病外在假象而言，还是属于正治范畴，正如周学海所云：“就其假者而言，则谓之反，就其对疾病本质而言，就其真者而言，则就是正也。”关键问题在于辨证论治，去假存真，治病求本，才能准确掌握真寒假热用热药、真热假寒用寒药的用药规律。
3.寒热温凉程度不同，恰当用药 由于药物四气，寒与凉、热与温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异，作用强弱不同，因而用药时也要注意。如当用热药而用温药如隔靴搔痒，当用寒药而用凉药如扬汤止沸，则病重药轻达不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反之，当用温药而用热药则反伤其阴，当用凉药而用寒药反伤其阳，恰当用药，十分必要。至于表寒里热，上热下寒，寒热中阻而致的寒热错杂的复杂病证，则当寒、热药并用，使寒热并除。若为寒热错杂、阴阳格拒的复杂病证，又当采用寒热并用佐治之法治之。即张介宾“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药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药而入之”之谓也。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寒无犯寒”“热无犯热”，这是指掌握四气理论根据季节不同，指导临床用药的规律。一般是指在寒冬时无实热证，不要随便使用寒药，以免损伤阳气；又在炎热夏季无寒证者不要随便使用热药，以免伤津化燥。如遇到真寒假热证则当用热药治疗，真热假寒证则当选用寒药以治之，不可真假混淆。
4.寒热错杂或寒热格拒，寒热井用 疾病是复杂多变的，如表寒里热或上热下寒或寒热中阻等均可形成寒热错杂的复杂病机，则可采用寒热并用的治疗方法。正如何梦瑶云：“有寒热并用者，因其人寒热之邪夹杂于内，不得不用寒热夹杂之剂。”例如《此事难知》大羌活汤，以羌活、独活、防风、细辛配黄芩、黄连、知母、生地黄同用，外散其寒，内清其热，寒热并用，以治表寒里热证。再如《伤寒论》半夏泻心汤，川半夏、干姜配黄芩、黄连同用，寒热并调，降阳和阴，以治寒热互结，肠胃不和之证，均是寒热并用的范例。寒热并用，各归其治，能起到寒热并除的目的。
对寒热（阴阳）格拒的复杂病证，又当采用寒热并用，反佐之法治之。张介宾云：“反佐者，谓药同于病而顺其性也。则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叶天士亦云：“若热极用寒药逆治，则格拒而反甚，故少加热药为引导，使无格拒，直入病所；用热药治寒病，少加寒药，以顺病气，而无格拒。”张仲景《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汤，主治少阴病，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而烦，阴寒内盛，虚阳被逼于上，阳欲上散，阴欲下脱，阴阳寒热格拒的戴阳证。方中以葱白、干姜、附子温热药回阳通脉为主，佐入人尿、猪胆汁寒凉药滋阴和阳，引阳入阴，庶可避免再生格拒，从而达到破阴回阳救逆的目的。足见寒热并用佐治之法，是治疗寒热错杂，阴阳格拒的复杂病证，行之有效的方法。此外，寒药热服，热药冷服，是借热以行寒，借寒以行热，乃为寒热反佐变通之妙用。
药物的四性虽经《本经》标定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对药物功效主治认识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如芫花，《神农本草经》谓其性“辛、温”，纵观其所主诸证，皆以湿热痰水为患，与甘遂、大戟常相同用，效用雷同，故《名医别录》谓“微温”、李当之改为“大寒”，张寿颐认为“李当之之说为允。”并认为“《神农本草经》所称辛温，恐为后世羼杂之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5版载芫花“苦、辛，寒”。可见对药物四性的厘定，总是以药物功能主治为依据，随其变化而变化的。
配伍也可影响药性的变化，在复方配伍用药时药性可随其主次地位、剂量配比、主治病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麻黄辛温，功能发散风寒，宣肺平喘，主治风寒喘咳，若配伍大剂量的石膏同用，其辛温之性受到抑制，“去性存用”，仅起着宣肺平喘的作用，与主药清肺泄火的石膏相合，共成清泄肺热，宣肺平喘之效，为主治肺热喘咳的良药了。再如黄连与吴茱萸同用，黄连6倍于吴茱萸，吴茱萸的温热之性便被黄连寒凉之性所抑制，而止痛、止呕的作用与黄连清胃泄火的功效协同奏效，其用治胃热呕吐腹痛之证了。
炮制也可影响药性的变化。如甘草生用药性甘平偏凉，长于清热解毒，主治疮疡肿毒，若蜜制则甘平，药性则甘平偏热，长于补中益气，主治脾胃之虚。又如天南星辛温燥热，长于燥湿化痰，息风止痉，经牛胆汁制后称胆南星，已变为药性凉润，清化热痰，息风定惊之品。
中药寒热温凉四性理论数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临床，以现代科学方法揭示其机制有着深远的意义。管竟环等通过对120味植物类中药无机元素含量的检测、分析，测得42种无机元素含量的均值，建立了元素区间R表，并以此比较出不同药物中每种元素含量的高低。再以药物元素含量与均值线的偏移程度（F值）定性与传统药性比较，而判别每味中药的药性。结果120味药物中，符合者为75味，占62.5%；不符合者为45味，占37.5%。从而论证了“药物中各种无机元素含量水平，是决定植物类中药四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假说。他们又通过检测105味植物类中药的42种微量元素含量，发现所有中药内均含有La 3+ 、Nd 3+ 、Sr 3+ 等15个稀土元素，且含量极微。经挑选典型温热药和典型寒凉药，并运用判别分析建立了药性阴阳判别函数方程，方程的外推判别符合率达75.2%。从中发现，15个稀土元素的含量分布水平与中药的药性阴阳之间呈密切的相关关系，即中药内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升高和降低，伴随着药性寒凉和温热两种不同属性的消长与转化过程。在一定限度内，随着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逐步提高，药性随之由阴转阳；反之，随着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逐步下降，药性随之由阳转阴；当超过上限时，药性又逐渐由阳转阴；当超出下限时，药性又逐渐由阴转阳。与中医阴阳学说中的“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的定性概括不谋而合。
具有寒热温凉不同药性的药物，引起机体功能哪些方面的变化，始得以恢复或重建脏腑的正常功能，纠正各种偏亢偏低的病理现象，是目前对药性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发现，中药药性之寒凉或温热涉及机体活动的许多方面，如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内分泌腺如肾上腺、甲状腺的功能水平；机体代谢及Na + ，K + -ATP酶活性；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寒凉药还与抗菌、抗病毒、抗癌、解热等作用有关。分述如下。
1.四性与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功能的关系 在临床研究工作中，对寒证和热证患者进行观察分析时，发现热证患者大多有交感-肾上腺系统功能偏亢的表现，寒证患者则多表现为交感-肾上腺功能偏低。这类患者分别用寒凉药和温热药为主的方剂治疗后，观察到寒凉药除使热证患者的热象减退外，并能使其心率、体温及尿内儿茶酚胺、17-羟皮质类固醇排出量等项指标降低。而温热药除使寒证患者的寒象缓解外，也能使患者的上述反映自主神经功能活动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提高。实验室研究工作也发现，由知母、石膏、黄柏、龙胆草等组成的各种寒凉药复方，连续给大鼠灌服数周，可以不同程度地使之心率减慢，尿中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排出量减少，血中和肾上腺内参与合成儿茶酚胺的多巴胺β羟化酶活性降低，并可使尿中17-羟皮质类固醇排出量减少，耗氧量降低；由附子、肉桂、干姜等组成的温热药复方给大鼠连续灌服，则使之心率加快，尿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17-羟皮质类固醇排出量增高，耗氧量明显增加。这些结果均说明寒凉药可抑制儿茶酚胺类合成，降低交感神经活性，并对肾上腺皮质功能、代谢功能有抑制作用。而温热药对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皮质功能、代谢功能等有一定增强作用。进一步实验结果表明，长期给寒凉药的动物，其肾上腺皮质、卵巢黄体等内分泌腺释放功能受抑制，对刺激反应迟缓。
长期给温热药的动物，其反应虽接近对照组，但温热药有调整肾上腺皮质反应速度的作用，使延迟反应加快。另外，通过对114种有效抗高血压中药的筛选，发现寒性药在有效药物中占77.3%，而寒性药的有效率也占58.21%。因此认为，寒性中药中有60%～70%可降低动物血压，此有效率是很高的。
具有抗甲状腺肿作用的药物如海藻、昆布、黄药子、柳叶等药性都属寒凉。一般认为，这些中药内含有大量碘，可抑制TSH的分泌，大剂量时对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也有抑制作用。近年来又发现，长期喂饲寒性药而致的寒证动物模型，脑内存在某种物质可使垂体中TSH含量下降。寒性药物知母、石膏、黄柏等可使催化儿茶酚胺生物合成的重要酶——多巴胺β羟化酶（DβH）的活性降低，减少体内儿茶酚胺生成；反之，热性药物如附子、肉桂、干姜等则使DβH的活性增强，从而促进体内儿茶酚胺合成。
国外报道许多热性药物如附子、乌头、细辛、吴茱萸、川椒、高良姜、丁香等均含有去甲乌药碱，后者已被证明是β受体激动剂，具有加强心肌收缩力，加快心率，促进脂肪、糖代谢等一系列活性。故有人提出去甲乌药碱可能是温热药物的共同物质基础。还有实验表明：10种温里药对兔和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可分为兴奋（附子、高良姜、桂皮、小茴香及小剂量吴茱萸、花椒）、抑制（干姜、丁香、荜澄茄、白胡椒及大剂量吴茱萸、花椒）两类。前者除小茴香外，均能对抗阿托品作用；除花椒、桂皮外，均能对抗六羟季铵的作用；后者则均能对抗烟碱、毒扁豆碱、乙酰胆碱和组胺的作用。对于小鼠酒石酸锑钾扭体法和热板法，除5g/kg干姜无延迟痛觉反应作用外，20g/kg干姜和其余各组（5g/kg，20g/kg）均显示显著延长痛觉反应时间的作用。故认为：温里药可能具有广义的镇痛作用，其镇痛作用无疑加强了调节胃肠平滑肌活动所产生的抗脘腹冷痛效应。
2.四性与代谢功能的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报道说明，寒证、热证患者的代谢功能有很大变化，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而热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则常偏高。近年的实验研究发现，用热性药附子、肉桂、干姜等组成的复方，麻黄附子细辛汤以及麻黄、桂枝、干姜、肉桂等均能提高实验动物大鼠、小鼠的耗氧量；而寒凉药如生石膏、龙胆草、知母、黄柏所组成的复方则明显降低大鼠耗氧量。热性方药四逆汤增加大鼠饮水量，代谢也升高；寒药黄连解毒汤则使大鼠肛温降低，在寒冷环境中仍使其体温下降。温热药附子能延迟寒冷环境中小鸡、大鼠的死亡时间和延缓体温下降；助阳药鹿茸则能明显提高实验动物的基础代谢，提高耗氧量。6个健康志愿者注射硫酸麻黄碱50mg后，代谢率平均较注射前增加14.2%。用羟基脲制造的阳虚动物模型，能量代谢低下，温热药淫羊藿、肉苁蓉合剂可使之纠正；电镜观察发现，淫羊藿可使氢考阳虚动物模型的线粒体病理变化改善。人参、当归、黄芪等药性温和微温，可促进蛋白质和核酸合成，增加耗能。
3.四性与Na + ，K + -ATP酶活性的关系 寒凉药知母、黄连、黄柏、大黄、栀子等都能抑制Na + ，K + -ATP酶的活性。已经证明知母所含主要皂苷元——菝葜皂苷元（知母皂苷元）是一个典型的Na + ，K + -ATP酶抑制剂，它对提纯的兔肾Na + ，K + -ATP酶有极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活性同专一性Na + ，K + -ATP酶抑制剂乌本苷相比，两者在2×10 5 mol/L时抑制程度相近。以甲状腺素诱导小鼠肝脏Na + ，K + -ATP酶增量，知母皂苷和皂苷元可抑制这些小鼠肝脏切片的过高耗氧率，使之接近正常小鼠水平。大鼠整体实验也表明，知母皂苷元25mg/只灌胃可完全抑制因同时灌胃甲状腺素引起的肝、肾和小肠黏膜中Na + ，K + -ATP酶的活性升高。而在大鼠持续使用地塞米松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明显的“耗竭”现象，此现象与临床上阳虚表现极为相似，测定其Na + ，K + -ATP酶活性可发现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淫羊藿与地塞米松合用，可使Na + ，K + -ATP活性回升到正常对照组水平。
4.四性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关系 四性影响中枢神经递质的含量。将雌性大鼠分为对照、寒凉药和温热药3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寒凉药和温热药复方水煎剂一次灌胃，然后分别在第3、5、10、20、30日处死，测定鼠脑中枢神经递质的含量。结果表明，温热药在用药的10～20日后，NE和DA的含量逐渐增多，并维持在高水平，其作用较缓慢而持久，且5-HIAA的含量增多，但5-HT的含量变化不大，推测温热药对5-HT的合成和降解有促进作用（5-HIAA是5-HT的代谢产物，其含量多少可以反应出5-HT的降解速度）。寒凉药在用药的第3日即使5-HT含量明显增多，表明其促进5-HT合成的作用又快又强。许多寒凉药如平肝息风药羚羊角、钩藤，芳香开窍药牛黄、冰片等多有镇静、抗惊厥等中枢抑制作用。清热药中的栀子、黄芩、牡丹皮、赤芍等凉性药也表现有镇静作用。而温热药如辛温解表药麻黄，苦温祛风湿药天仙藤、独活、五加皮、伸筋草等大多兴奋中枢。实验表明，给大鼠分别灌服龙胆草、黄连、黄柏、金银花、连翘、生石膏复方制剂和附子、干姜、肉桂复方制剂造成寒证和热证动物模型。给以电刺激后，观察到寒证大鼠痛阈和惊厥阈值升高，热证大鼠痛阈和惊厥阈值均降低。表明寒凉药使动物中枢处于抑制增强状态，而温热药则使动物中枢处于兴奋增强状态。另有实验证明，给中枢抑制药戊巴比妥钠后，虚寒大鼠痛觉消失较快而恢复慢，虚热大鼠痛觉消失慢。对戊巴比妥钠引起大鼠后肢麻痹的恢复，虚寒大鼠也明显慢于虚热大鼠和对照组，3组中虚热大鼠恢复得最快。再次说明长期给寒凉药后大鼠中枢处于抑制状态，中枢抑制剂戊巴比妥钠使其抑制加深。长期给温热药后大鼠中枢兴奋状态占优势，可对抗中枢抑制剂的作用，故抑制作用出现缓慢，且维持短暂。
5.寒凉药与抗感染及抗癌作用的关系 许多中药，特别是清热解毒药、清热燥湿药、辛凉解表药药性多属寒凉，是中医广泛应用治疗温热病的药物，其中许多药都有一定的抗感染疗效，能用于治疗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引起的急性感染。如黄连、黄芩、黄柏、鱼腥草、板蓝根、玄参、青蒿、金银花、连翘、秦皮、白头翁、马齿苋、菊花、柴胡、牛蒡子等除有不同程度的抗菌、抗病毒、抗真菌作用外，还分别具有抗毒素、抗炎等与抗感染有关的多种药理作用，能消除病原微生物对中枢的致热影响，使过高的体温下降，产热减少。另有一些寒凉药如柴胡、牛黄、羚羊角等具有解热作用，使过高的体温下降，散热增加，产热减少。而其中许多药物如黄连、穿心莲、鱼腥草、大青叶、野菊花、山豆根、白花蛇舌草、黄芩等还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而有些药物如白花蛇舌草、穿心莲内酯体外无明显抗菌、抗病毒效果，但临床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有效。提示药物对免疫功能的促进作用，提高机体的防卫功能，可能是取得临床疗效的重要机制之一，与中医传统理论扶正祛邪的观点相符。在抗肿瘤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对肿瘤细胞有抑制活性的大部分是寒凉药。已证明有抗肿瘤作用的寒凉药包括山慈姑、山豆根、白花蛇舌草、大黄、青黛、苦参等。
结合以上各点，有人提出寒、热、温、凉四气最本质的属性是对体内产热过程的影响，温热药增加热生成，寒凉药减少热生成。
四气实验研究的工作刚刚开始，目前在方法学上尚无较成熟的经验可循，缺少可为各家公认的实验方法和进行判断的客观指标；中药四气的本质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化学物质。但四气究竟是该药所含多种成分的综合表现，还是一种单体的特性，至今尚无定论；部分寒凉药或温热药所含哪些成分或者是哪些化合物类型呈寒（凉）性或热（温）性作用，尚无法判定；不同文献的四气记载多有出入，实验研究常缺乏相对一致的理论依据；化学和药理学实验研究同药性理论的联系缺乏可以遵循的规律，结论难免存在局限性；四性各自都是独立药性，在理论上，各有其独立的、专属的功能特点，但在具体药物上，四气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五味、归经等药性共同存在，且互为依存，因此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复杂性。
1.概念 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5种不同味道。此外，一些药物还具有淡味或涩味，实际上不止5种，但古代医家认为涩为酸味之变味，其作用与酸味相同，而淡为甘之余味，可附于甘中，故仍称五味。五味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五味理论揭示了药物组分不同药效不同的客观规律，是阐明中药作用机制，指导临床用药的理论依据之一。
味，就其本义而言，是指物质中的精微部分，足以反映物质本性的，可嗅的称为气味；可尝的称为滋味或口味。转义为动词，如体味、尝味、品味、思味，常指探究物质或事物代表性的物性动作。因此在药性理论中，味，有时兼指一切药性的物质基础，或全部药性的总称。通常所说药味，则主要是狭义的，与性气对应的一类药性。
2.渊源 五味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以饮食调养理论出现了，如《吕氏春秋》云：“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并对五味宜忌，过食五味所产生不良后果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通过长期实践观察，人们发现食物味道不同，对机体脏腑经络所产生的生理效应不同，药食同源，许多药物自身又是食物，由饮食的“味效”关系，联想、推理到药物也应同样存在“味效”关系，因此发现药味不同，治疗作用不同，药物五味与药效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与内在规律。如《周礼·天官冢宰》云：“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这是对药物五味功效的最早概括。
五味作为药性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运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天人合一等理论，对药性五味学说进行了全面探讨。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阳为气，阴为味，”“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又云：“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咸生骨。”对五味的生成、五味与五脏、五味的阴阳属性进行了论述。此外，对五味的作用、五味的应用及五味与归经、与升降浮沉的关系都做了系统的阐述，为五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序例中最早明确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还以五味配合四气，标明每种药物的药性特征，开创了先标明药性，后论述效用的本草编写先例，使五味学说与临床用药紧密结合起来并日趋成熟。汉唐以来五味理论的应用与发展似乎主要在医家，而本草家则较多注意寒热温凉四气。如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说：“其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唯冷、热须明。”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宋代。金人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中首先广泛运用五味理论阐释经方配伍用药机制，继之刘完素、李东垣、王好古、朱丹溪等在五味用药理论发展上各有建树，“甘温除大热”理论的创立以及归经、引经、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药性理论都是在五味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后世医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以来，随着温病学派的诞生，围绕药味运用和治法、治则的发展，使五味理论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且日臻完备。
3.产生 药物五味是怎样产生的呢？首先，是通过口尝，即用人的感觉器辨别出来的，是药物真实味道的反映。《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说：“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张介宾云：“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即得其理，所益无限。”贾九如在《药品化义》中说：“有不能嚼其为者，须煎汁尝之。”石寿棠在《医原》中亦云：“独是草木受气多偏，味难纯一……但须亲尝，方能不误。”可见自神农始，口尝辨药，区分五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五味学说形成的一个侧面。然而和四气一样，五味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不同味道的药物作用于人体，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获得了不同的治疗效果，从而归纳总结出五味用药理论。也就是说，五味不仅仅是药物味道的真实反映，更重要的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自五味作为归纳药物作用的理论出现后，五味的“味”也就超出了味觉的范围，而主要是建立在功效的基础之上了。因此，本草书籍的记载中有时出现与实际口尝味道不相符的地方。如山药，《神农本草经》谓其味甘，历代本草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载山药于“性状”中谓其味淡、微酸，于“性味”项下仍称其甘，这显然根据山药有补脾养胃的功效而提出味甘的，而山药的真实滋味淡而微酸便被舍去了。由此可见，药物滋味，即本味天成，不会改变，但是药味可以改变，即随人们对其功能、药效认识的变化而改变。也就是说药味的产生或者药味的确认的依据，口尝的感觉只是次要的、从属的因素，而药物的作用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总之，五味的含义既代表了药物味道的“味”，又包涵药物作用的味，而后者构成了五味理论的主要内容。
4.属性 《本草经疏》曰：“夫物之生也，必禀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天布令，主发生，寒、热、温、凉，四时之气行焉，阳也。地凝质，主成物，酸、苦、辛、咸、甘、淡五行之味滋焉，阴也。”
五味和四气一样，也有阴阳五行的属性。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谓：“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湿为阳。”即辛、甘、淡属阳；酸、咸属阴。《尚书·洪范》谓：“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配属五行的五味之间也存在着生克制化的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木生酸……辛胜酸，火生苦……咸胜苦，土生甘……酸胜甘，金生辛……苦胜辛，水生咸……甘胜咸。”掌握五味的阴阳、五行属性及五味间生克关系，对指导临床用药是有一定裨益的。
5.作用 《素问·脏气法时论》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五味作用的最早概括，后世不断补充，如汪昂《本草备要》药性总义谓：“凡药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使五味功效日臻完善。现据前人论述，结合临床实践，将五味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分述如下。
（1）辛： “能散能行”，即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解表药、行气药、行血药（即活血药），多具有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的病证。如紫苏、荆芥味辛，发散解表，用治外感表证；木香、沉香味辛，行气消胀，用治气滞胀痛；川芎、红花味辛，行血化瘀，用治瘀血肿痛。此外，《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提出“辛以润之”，即辛润的作用。《素问玄机原病式》指出：“辛热之药，能开发肠胃郁结，使气液宣通，流湿润燥，气和而已。”张介宾解释说：“肾为水脏，藏精者也，阴病者苦燥，故宜食辛以润之。盖能开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水中有真气，唯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足见辛以润之，不是辛味药直接通过滋阴养血生津达到润燥目的的，而是辛味药通过自身调畅气机，宣通发散的功效，使肺卫宣发，腠理开通，气机调畅，气化正常，水津四布，营血畅通，达到燥证自行缓解的目的。又《黄帝内经》指出“辛者横行而散”，《医学读书记》提出“辛能散结”，即辛味药尚有消散结块肿物的作用，如夏枯草治瘰疬瘿瘤、半夏治梅核气症、蜈蚣治结核痈疽，皆具辛味。《珍珠囊药性补遗》还提出“辛能通窍”，是指辛味药辛能行散，通关启闭，尚有通窍止痛，开窍醒神的作用，如细辛、白芷、苍耳子宣通鼻窍，治疗鼻渊头痛，猪牙皂、麝香、冰片开窍醒神，治疗窍闭神昏，都具有辛味。然具有通窍作用的辛味药同时也多具有芳香气味，芳香药也常有开窍作用，故常辛香并论称“辛香通窍”。此外，《此事难知》曰：“辛为天之味，能补地之分，自上而降于下也。”总之，辛能散、能行、能润、能燥、辛开。
（2）甘： “能补能和能缓”，即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甘之一味，可升可降，可浮可沉，可内可外，有和有缓，有补有泄。《类经》云：“甘者，令人柔润也。”《汤液本草》云：“甘上行而发。”一般来说，滋养补虚，调和中焦，调和药性及制止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脾胃失和，身体诸痛等证以及调和药性等方面，如人参补气、鹿茸补阳、熟地黄补血、麦冬补阴，用治虚证；麦芽、神曲健脾开胃，消食和中，用治脾胃失和，饮食停滞；蜂蜜、饴糖益气健脾，缓急止痛，用治脾胃虚弱，脘腹疼痛；甘草能调和药性，复方用药，有和百药之功，皆具甘味。此外，《褚氏遗书》云：“甘以解毒。”即甘味药有解毒的功效，可用于药食中毒，如金银花、绿豆、甘草、大豆等，亦为甘味。某些甘味药尚有利水渗湿的作用，但多与淡味相联，《注解伤寒论》云：“茯苓味甘而淡，因以渗泄。”《重订广温热论》则曰：“甘淡泄热化湿。”足见利水渗湿为甘、淡两味共有的功效，均可用于水肿胀满。如茯苓、猪苓、薏苡仁等，都是“甘淡渗泄”代表药物。
（3）酸： “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黄帝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酸者，束而收之”。王好古曰：“酸收也，其性缩。”酸味药多用治体虚多汗、肺虚久咳、久泻肠滑、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症。如五味子固表止汗，治体虚多汗；乌梅敛肺止咳，治肺虚久咳；五倍子涩肠止泻，治久泻肠滑；山茱萸涩精止遗，治遗精滑泄；赤石脂固崩止带，治崩带不止等。此外，《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苦急，以甘缓之，以酸补之。”《金匮要略心典》云：“夫肝之病，补用酸。”指出酸味药还有补肝的作用，用治肝虚证。如酸枣仁味酸，滋补肝血，宁心安神，用治心肝血虚，心神不安；白芍味酸，养血敛阴，柔肝平肝，用治血虚挛痛，肝阳眩晕。又酸味药尚能敛阴生津，促进津液化生，即有酸能生津的作用。如乌梅味酸，酸能生津，用治内热消渴；五味子味酸，生津止渴，用治内热消渴，津伤口渴；木瓜味酸，生津止渴，用治胃津不足，舌干口渴等症。
（4）苦： “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破泄结聚、燥湿、坚阴等作用。《黄帝内经》曰：“苦者直行而泄。”《类经》曰：“苦味性坚而沉。”《针灸甲乙经》云：“苦入胃，其气燥而涌泄。”《此事难知》云：“苦为地之味，能补天之分，自下而行上也。”其中破泄结聚包括有破气散结、破血消癥的不同，燥湿又有苦温燥湿、苦寒燥湿的区分，所谓坚阴即泻火存阴，火退阴足之意。清热泄火、降逆止呕止呃、通利大便、破气散结、破血消癥、苦温燥湿、苦寒燥湿、泻火存阴药多具苦味。苦味药多用治热证、火证、喘咳、呕吐、呃逆、便秘、气结、癥瘕、寒湿、湿热、阴虚火旺等证。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用治热病烦热；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用治气逆喘咳；半夏、陈皮降逆止呕，用治胃逆呕吐；沉香、柿蒂降逆止呃，用治气逆呃逆；大黄、芦荟泄热通便，用治热结便秘；枳实、青皮破气消痞，用治气结痞满；水蛭、虻虫破血消癥，用治瘀血癥瘕；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用治寒湿阻滞；龙胆草、黄连苦寒燥湿，用于湿热互结；知母、黄柏泻火存阴，用治阴虚火旺等证。
（5）咸：
“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泻下或润下通便及软化坚硬、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黄帝内经》云：“咸味涌泄为阴，”“咸者也而软坚。”《药品化义》云：“能软坚，能凝结，能沉下。”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瘰疬瘿瘤，癥瘕痞块等证。如芒硝泄热通便，润下燥结，用治实热积滞，大便燥结；海藻、昆布软坚散结，化痰消肿，用治痰气互结，瘰疬瘿瘤；
虫（地鳖虫）、水蛭软坚散结，破血消癥，用治气血凝聚、癥瘕痞块等证。此外，《素问·宣明五气》还有“咸走血”之说，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走血即水胜火之意，也就是说有些咸味药还能入血分，有清热凉血解毒的作用。如玄参、水牛角、大青叶、青黛、白薇等均能入血分，有清营凉血，解毒消斑之功，同用可治热入营血、斑疹吐衄等证，都是咸味药。《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如鹿茸、紫河车、海狗肾、蛤蚧、肉苁蓉等，都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生血的功效。同时为了引药入肾经，增强补肾作用，如知母、黄柏、杜仲、补骨脂、巴戟天等药用盐水炮制就是这个意思。
（6）淡： “能渗、能利”，即渗湿利小便的作用，故有些利水渗湿药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仁、茯苓、猪苓、通草、灯心草等都有良好的渗湿利水的作用，广泛用于治疗水肿胀满、脚气浮肿、湿盛泄泻等证，都是淡味药。由于《神农本草经》未提淡味，后世医家指出：土本无味，无味即淡，稼穑为甘，李时珍主张“淡附于甘”，故多数淡味药，都以甘淡并列，标记药性，所以只言五味，不言六味。
（7）涩： 与酸味药“能收能涩”作用相似，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多用治虚汗、泄泻、遗精、出血等证。如制何首乌于滋补肝肾之中兼能收敛涩精，固崩止带，用治肝肾不足，遗精崩带；芡实、莲子健脾涩肠，固精止遗，用治脾虚久泻，遗精滑精；乌贼骨收敛止血，固精止带，用治肺胃出血、遗精带下等证，都是涩味药。故本草文献多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或与酸味并列，标明药性。如五味子、乌梅、诃子、罂粟壳、五倍子、赤石脂等都是酸涩并列的代表药。总而言之，涩为酸之变味，主敛，能收脱。
6.气味合参 《神农本草经》序录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这是对药性基本理论四气五味的最早概括，并在论述药物功效时，首先标明“气”和“味”，可见气和味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后世本草基本沿袭了这一做法，并引起历代医家高度重视。如李东垣《用药心法》曰：“凡药之所用者，皆以气、味为主。”缪希雍谓：“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均强调了气味理论对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性。张元素云：“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若用其味，必明其气可否，用其气，必明其味之所宜。”说明每一种药物都具有性和味，性与味从不同角度说明药物的性，性味的不同配合，形成了药物千差万别的不同作用，只有性味结合，相互参照，才能准确地识别药物作用异同，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两者必须综合起来看。换言之，必须把四气和五味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有时气味相同、又有主次之别，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湿，党参则补中益气。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同属温性，由于五味不同，则麻黄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枝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至于一药兼有数味，则标志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
7.气味相同，作用相近 同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如麻黄、桂枝、细辛；苦寒的药物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作用，如黄芩、黄连、黄柏；甘寒的药物多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止渴的作用，如天冬、麦冬、石斛等。应当指出，有时气味相同，又有主次之分，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
8.气味不同，作用各异 气味不同，类别不同，药物作用也各不相同，如大黄味苦性寒其性泄降，功能泄热通便，活血逐瘀；赤石脂酸涩性温，其性收敛，功能涩肠止泻，收敛止血。即使气同味异或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的药物作用也各不相同。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虽同属温性，由于五味的不同，则麻黄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
9.一药数味，效用扩大 至于一药兼有数味，则标志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当归辛、甘，性温，甘以补血疗虚、辛以行气活血润燥、温可祛寒止痛，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散寒、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功效，适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产后腹痛、虚寒胃痛、瘀血心痛、跌仆伤痛、寒湿痹痛、痈疽肿痛及大便燥结等证。又五味子，五味俱备，酸咸为多，酸涩收敛生津、咸能滋肾补阴、甘以益气、辛以润之，故有敛肺滋肾、生津敛汗、涩精止泻、宁心安神的功效，广泛用治久喘虚喘、自汗盗汗、津伤口渴、内热消渴、遗精滑精、久泻不止、心悸怔忡、失眠多梦等证。
10.配伍用药，气味取舍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升麻辛甘微寒，功能发表透疹，升举阳气，清热解毒；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如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如与黄连同用治胃火牙痛时，则取其性寒以清热降火。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味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好临床用药。
11.现代研究 一般来说，中药治病应是通过药物中所含化学成分起作用。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五味均有其物质基础，且与其所含化学成分有密切关系。分述如下。
（1）辛： 据统计辛味药含挥发油成分最多，其次是苷类和生物碱，此外有的还含氨基酸、有机酸成分。其中挥发油及苷类成分的刺激性辛辣味，是构成辛味药味感的物质基础之一。当然，有些药物的味是临床功效的归类，而不完全是味觉的真实反应，所以并非所有的辛味药经口尝都有辛辣味。近年的药理研究表明：辛味药的发散解表作用，主要表现在解热、抗菌、抗病毒及协助发汗等四方面。如柴胡皂苷对伤寒及副伤寒混合疫苗引起的发热大鼠及正常大鼠有解热和降温作用。体外实验证明柴胡、桂枝、紫苏、防风、薄荷、桑叶等对多种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伤寒杆菌、结核杆菌以及某些致病性真菌分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麻黄、桂枝、柴胡、紫苏、菊花等对流感病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麻黄水煎液、麻黄挥发油、麻黄碱、麻黄水溶性提取物及其复方麻黄汤、桂枝汤等，皆能促使实验动物发汗，其发汗作用与中枢状态和外周神经有关；生姜的挥发油、姜酚及姜烯酚则能使血管扩张，改善血液循环而协助发汗；桂枝也因能扩张末梢血管，促进体表的血液循环而加强麻黄的发汗作用。
辛味药的行气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消化道功能的调节方面，通过兴奋或抑制，使失调的胃肠运动恢复正常。具有理气作用的辛味药如陈皮、青皮、枳实、佛手、厚朴、木香、香附、沉香、乌药等均含有挥发油成分，多数具有松弛胃肠平滑肌的解痉作用，可降低实验动物离体肠管的紧张性，使收缩幅度减小，节律减慢，并能对抗多种肠肌兴奋剂引起的肠肌痉挛性收缩，如陈皮、青皮、枳实、枳壳、香附、木香、乌药、厚朴等。部分药物能兴奋胃肠平滑肌，增强胃肠运动，如枳实、枳壳、乌药对在体肠肌或胃瘘、肠瘘，能使运动节律增加，收缩增强，张力加大；大腹皮煎剂可提高离体肠肌的紧缩性；由台乌药与广木香组成的排气汤静注于麻醉犬，可使肠蠕动加速，收缩增强。
辛味药的活血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血液循环系统的作用方面。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物中，辛味药占一半以上，除含挥发油外，主要含有生物碱和苷类。如川芎注射液，川芎水煮酒沉剂、川芎生物碱及其酸性部分，都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及心肌营养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脑及肢体血流量、降低外周阻力以及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等作用；红花所含红花苷、红花油则有调节子宫、扩张冠状动脉、降压、降血脂等作用。均体现了辛以活血化瘀的功效。
（2）甘： 对61种常用补益药进行统计归纳，发现其中味甘的药物43种，约占70%。这类药物大部分都含有机体代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如糖类、氨基酸、蛋白质、脂肪及其他活性成分。如黄芪主要含蔗糖、葡萄糖醛酸、氨基酸、叶酸等成分，有强心利尿、降压、保肝、抑菌、增强体液免疫功能、抗衰老等作用，充分体现了甘以补虚的功效；甘草含甘草甜素及多种黄酮成分，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样作用，并能解毒、吸附胃酸并减少其分泌、保护消化道及镇痛、抗惊厥、抑菌等，体现了甘以补虚、缓和止痛、调和脾胃、解毒等作用。
（3）酸： 酸味药数量较少，但其性味与化学成分间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酸味药所含化学成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含酸根部分，是酸味药的共同成分，也是酸味的物质基础；二是含鞣酸成分，鞣酸味涩，是涩味的味感来源；三是含生物碱、挥发油及苷类成分。单纯的酸味药均含丰富的酸性成分，有的药物如山茱萸、五味子尚含一定量的鞣酸，但由于其酸性成分含量高而掩盖了涩味。味酸涩的药物如五倍子、金樱子、石榴皮、诃子既含有机酸类物质，又含有含量较高的鞣酸，故其涩味感明显。酸味和其他性味联系的药物如味酸苦的牛膝、土牛膝、白芍、香橼，均含有生物碱、挥发油及苷类成分。从功效上看，除外木瓜、绿萼梅，其余酸味药均有不同程度的收敛作用，与传统的“凡酸者能涩能收”的理论相一致。近年的药理研究表明酸味药的收敛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凝固、吸附、抗病原微生物及调节神经系统四方面。许多酸涩药如五倍子、金樱子、石榴皮、诃子等富含的鞣质，五味子、乌梅等富含的有机酸，赤石脂、禹余粮等所含的铁、铝、锰的无机盐均有明显的收敛作用。它们与黏膜、创面或腺体等接触后，能沉淀或凝固组织蛋白，在黏膜或创面形成致密的保护层，有助于局部创面愈合或保护局部免受刺激；使腺体表面细胞蛋白质变性或凝固，分泌液难以排出。此外还能使脏器黏膜表面的滑润性降低，内容物通过时较为滞涩，从而起到收敛止泻、止血、止汗的功效。赤石脂、禹余粮、乌贼骨等收敛药的粉末对细菌及其代谢物有吸附作用。这些粉末还附着局部而起保护作用，从而减轻各种因素对胃肠道黏膜或创面的刺激，有助于泻痢、溃疡等的治疗。乌梅、诃子、金樱子、石榴皮等，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变形杆菌和肺炎球菌等革兰阳性、阴性菌有抗菌作用，对流感病毒、皮肤癣菌等也有抑制作用。乌梅的抑菌作用与其制剂呈酸性有一定关系。如将其制剂调至中性，则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强度约可减弱一半。收涩药五味子的敛肺、滋肾、止汗、涩精作用，则可能与其对神经系统的强壮作用有关，因它能加强皮质的抑制过程，使皮质的抑制和兴奋过程趋于平衡。
（4）苦： 苦味药中苦寒药含生物碱、苷类成分为主。含生物碱的苦寒药占以生物碱为主成分药的75%，含苷类者占总数的56%。苦温药多含挥发油。苦味药的清热泻火、燥湿解毒之功，主要表现在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解毒、解热等方面。如苦寒的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黄连、黄芩等对多种球菌、杆菌、致病性皮肤真菌都有抑制作用；板蓝根、贯众、金银花、鱼腥草等对流感病毒、ECHO病毒、疱疹病毒、乙脑病毒、腮腺炎病毒等有抑制作用；许多苦寒的清热药对实验性炎症的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从而缓解或消除炎症症状，如黄芩、黄连、夏枯草、苦参、牡丹皮等；牡丹皮、知母、穿心莲、黄芩等能对抗多种细菌毒素而起抗感染作用。苦味药的泄下通便作用主要表现在泻下方面。如大黄、番泻叶、芦荟等苦寒泻下药的致泻成分均为蒽苷，在肠内水解成苷元，兴奋肠平滑肌上的M-受体，使肠蠕动增加；还能阻断Na + 从肠腔向细胞内转运，使肠腔内渗透压增高，保留大量水分，使肠内容物容积扩大，机械刺激肠壁使肠蠕动增强而致泻。其泻降气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止吐、镇咳等方面，如半夏含葡萄糖醛酸苷、生物碱、甲硫氨酸，可抑制呕吐中枢而具有镇吐作用。杏仁所含苦杏仁苷经消化酶或苦杏仁苷酶分解，逐渐产生氢氰酸，对呼吸中枢呈抑制作用，使呼吸运动趋于安静而达镇咳平喘作用。
（5）咸： 咸味药含钠、钾、钙、镁、碘等无机盐及其他活性成分。咸有泻下润下、软坚散结功效。如芒硝含硫酸钠，在肠内不易被吸收，保留肠内水分，使肠容积增大，刺激肠壁蠕动增强而泻下；海藻、昆布含碘，可防治甲状腺肿，起到软化瘿瘤之效。
关于味的实验研究较少，难度很大。因一药往往有多种成分，以哪种成分为味的代表，中药味的物质基础以何种指标为适宜；五味的表现特征如何通过动物实验表现出来；如何体现、说明中药的兼味等。这些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12.芳香药性 有些药难以用四气五味理论解释药性、说明作用机制，因而又出现芳香药性之说。芳香药在古代早期多用调香品以辟秽防病，后来由于外来香药不断输入，宋代以后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作用机制认识不断加深，从而发展了中药药性理论。芳香药主要作用及指导临床用药意义归纳如下。
（1）辟秽防疫： 芳香药有辟除秽浊疫病之气，扶助正气，抵御邪气的作用，达到辟秽养正，防病治病的目的。古人常用由芳香类药物制作的熏香、注香、枕香、佩香等方法以防病祛邪，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燃烧由芳香药制成的药香以防治疫病流行，都是辟秽防疫的具体应用。
（2）解表散邪： 芳香药以其疏散之性，外走肌表，开宣毛窍，具有芳香疏泄，能散表邪之功，如薄荷、香薷、白芷、胡荽等，都是疏散表邪，解除表证的代表药。
（3）悦脾开胃： “土爱暖而喜芳香”，故芳香药善入脾胃经，投其所喜，有加强运化，增进食欲，悦脾开胃的功效，如木香、檀香、沉香、丁香及香橼、佛手、甘松等，都是悦脾开胃、治疗脾胃气滞、不思饮食的良药。有些药物虽自身香气不浓，但经炮制炒香后，如炒谷芽、炒麦芽、炒神曲等，同样可增进悦脾开胃，纳谷消食的功效。
（4）化湿去浊： 芳香药能疏通气机，宣化湿浊，消胀除痞，复脾健运，即有化湿运脾之功，如苍术、厚朴、藿香、佩兰、草豆寇等均为芳香化湿药的代表药，主治湿浊中阻，脾失健运，痞满呕吐等病证。
（5）通窍止痛： 芳香药行散走窜，芳香上达，通窍止痛，如辛夷、薄荷、白芷、细辛等为上行头目，通窍止痛的代表药，主治鼻塞，鼻渊，头痛及齿痛等病证。
（6）行气活血： 芳香药还有疏畅气机，透达经络，行气活血，通经止痛，消肿散结的作用，如香附、乌药、玫瑰花为芳香疏泄、行气活血、调经止痛的代表药，主治肝郁气滞，月经不调，胸胁胀痛等证；又如檀香、乳香、麝香为行气活血，通经止痛，消肿散结的代表药，主治气滞血瘀，心腹诸痛，经闭痛经，癥瘕积聚，痈肿疮毒等证。
（7）开窍醒神： 芳香药又有芳香辟秽，开窍启闭，苏醒神志的作用，如麝香、冰片、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等都是芳香开窍药的代表药，主治中风痰迷，中恶中气，邪蒙心窍，神志昏迷等证。
由此可见，芳香药性理论对阐述芳香类中药的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是对四气五味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中药药性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还有待深入研究，整理提高，发扬光大。
1.概念 升降浮沉是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沉，向内收敛，趋向于内。升降浮沉也就是指药物对机体有向上、向下、向外、向内4种不同的作用趋向。它是与疾病所表现的趋向性相对而言的。其中，升与降，浮与沉是相对立的，升与浮，沉与降，既有区别，又有交叉，难以截然分开，在实际应用升与浮，沉与降又常相提并论。按阴阳属性区分，则升浮属阳，沉降属阴。升降浮沉表明了药物作用的定向概念，也是药物作用的理论基础之一。
2.渊源 有关升降浮沉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已有论述。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并说：“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指出了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一旦发生故障便是疾病的产生。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同时这里应当指出《黄帝内经》所提出的“越之”“竭之”“发之”“收之”“泻之”已包含了药物作用趋向的性能，可见《黄帝内经》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早期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均未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随着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升降浮沉药性理论的发展。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总结了汗、吐、下、温、清等治法，其中汗法、吐法、温法多是运用升浮药组成的方剂；下法、清法，则多是运用沉降药组成的方剂，充分体现并应用了药物的趋向性能。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创立了“十剂”分类理论，其中宣、补、轻等剂具有升浮趋向；通、泻、重等剂具有沉降趋向。十剂对后世药物、方剂分类影响较大，无疑对升降浮沉药性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宋金元时代哲学思想活跃，理学盛极一时，哲学家们从天地昼夜等宇宙的运动变化论证了升降运动无处不有，与《黄帝内经》中有关升降出入的论述遥相呼应。中药药性理论的发展也深受其影响，如《圣济经·致用协宜章》指出：“况人气周流，通于昼夜，膻中医使，归于权衡，一或升降不平，冲气离隔，必资在物，气体以抑扬损益。”说明了人体气机一旦出现升降不平，则必须靠药物的升降浮沉不同药性抑扬损益，调节平衡，才能维持生命活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论述病机中多处提到“气不升降”，在论述方药功效时多处提到“升降诸气”“升降阴阳”等，可见升降理论在宋代医籍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张元素以《黄帝内经》有关气味阴阳理论为依据，在《医学启源》中论述了“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药性要旨”“用药升降浮沉补泻”，在这些论述中正式把升降浮沉作为药性来概括，同时还阐述了升降浮沉药性与其他药性之间的关系，在“药性生熟用法”“药用根梢法”中，还具体谈到了升降浮沉理论的应用，尤其在“药类法象”一节中，更系统地将105种临床常用药物，用“升浮化降沉”5类来论述其功效与应用，从而全面系统地总结确立了中药升降浮沉药性理论。李东垣、王好古在承袭张氏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善之。李东垣提出：“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化收藏，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用阴阳五行理论，把升降浮沉与四时相配来论述药物气味厚薄的不同作用趋向，揭示了药物升降浮沉作用机制。王好古全面继承了张元素、李东垣的学术思想，强调了药物升降浮沉虽是其自身的特性，但也可受人为因素的控制，并系统地总结了药物气味厚薄、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使之成为药性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明清时代升降浮沉理论得到不断补充与发展。如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每味药都专列了“气”一项，用以注明药物“厚薄阴阳升降之能。”陈嘉谟《本草蒙筌》指出药物炮制方法不同及采用昼夜、晴阴不同时期服用方法，均可影响药物升降浮沉作用趋向的改变。李时珍在强调四气五味是影响药物升降浮沉主要因素的同时，还指出与药物配伍、炮制、用药部位、生用、熟用都有密切关系。清代汪昂《本草备要》在系统总结元明以来各家论述同时，对药物质地轻重也是影响其升降浮沉的因素之一，又做了新的补充，使升降浮沉药性理论更趋完备。
3.产生 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趋向的形成，虽然与药物在自然界中生成禀受不同，形成药性不同有关，并受四气、五味、炮制、配伍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更直接的是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不同疗效，所表现出的不同作用趋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药物升降浮沉的趋向性作用，也是通过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疗效而概括出来的用药理论。气机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一旦发生障碍，机体便处于疾病状态。由于疾病在病势上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喘息）、向下（如脱肛、崩漏）、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表邪内传）；在病位上则有在表（如外感表证）、在里（如里实便秘）、在上（如目赤肿痛）、在下（如腹水尿闭）等不同，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相对来说也就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了。
4.影响因素 药物升降浮沉受多种因素影响，它主要与气味厚薄阴阳、四气、五味、用药部位、质地轻重、炮制、配伍等有关。
（1）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气味厚薄有关： 此说始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文中以气味厚薄定阴阳，并以泄、通、发泄、发热来概括其不同性能，这是升降浮沉药性的萌芽，这一学说在金元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张元素进一步指出：“清之清者发腠理，清之浊者实四肢，浊之浊者归六腑，浊之清者走五脏，附子气厚为阳中之阳，大黄味厚为阴中之阴，茯苓气薄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入手太阳，不离阳之体，麻黄味薄为阴中之阳，所以发汗，入手太阴，不离阴之体也。”较为具体地说明了药物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的关系。王好古把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总结为：“味薄者升”“气薄者降”“气厚者浮”“味厚者沉”。清代汪昂更明确指出：“气厚味薄者浮而升，味厚气薄者沉而降，气味俱厚者能浮能沉，气味俱薄者可升可降。”可见药物气味厚薄与药物升降浮沉的关系十分密切。
（2）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四气五味有关： 李东垣曰：“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辛甘淡酸苦咸之味也，升降浮沉之相互，”“气象天，温热者天之阳，凉寒者天之阴，”“味象地，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王好古进一步指出：“夫气者天也，温热天之阳，寒凉天之阴，阳则升，阴则降；味者地也，辛甘淡地之阳，酸苦咸地之阴，阳则浮，阴则沉。”故一般来说，药性升浮的，大多具有温热之性和辛甘淡之味；药性沉降的，大多具有寒凉之性和酸苦咸之味。因此李时珍说：“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3）药物的升降浮沉与用药部位、质地轻重有关： 李东垣在“用药根梢身例”中说：“病在中焦与上焦者用根，在下焦者用梢，根升而梢降。大凡药根有上、中、下，人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以下，地之阴也，用梢。”指出了用药部位不同与作用趋势有关，诚如《药品化义》所云：当归“头补血上行，身养血守中，梢破血下行。”即是明证。张元素在《药类法象》中，常以药物质地轻重来论述其升降浮沉药性，如云：麻黄“体轻而浮升”，桂枝“体轻而上行，浮而升”，石膏“体重而沉降”，厚朴“体重浊而微降”，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药性总义云：“轻清升浮为阳，重浊沉降为阴；”“凡药轻虚者浮而升，重实者沉而降。”一般来说，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为升浮药，如菊花、薄荷、蝉蜕、桂枝等；而种子、果实、贝壳、矿物等质重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紫苏子、枳实、海蛤壳、代赭石等。除上述一般规律外，某些药也有特殊性，如旋覆花虽是花，但功能降气消痰，止呕止咳，药性沉降而不升浮；苍耳子虽然是果实，但功能通窍发汗，散风除湿，药性升浮而不沉降，故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此外，部分药物本身就具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由此可见既要掌握共性，又要注意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确切掌握药物作用趋向。应当指出，药物升降浮沉与用药部位及药物质地轻重的关系是前人根据用药经验归纳出来的用药理论，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故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从一个侧面论述了与药物升降浮沉有关的作用因素。
（4）药物的升降浮沉还与炮制配伍有关： 药物的炮制可影响、转变其升降浮沉的性能，如有些药物酒制则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大黄，峻下热结，泄热通便，属于沉降药，经酒炒后，可清上焦火热，主治目赤头痛；知母上清肺火，中泻胃火，下清肾火，经盐炒后，功专下行，主清肾火。故李时珍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又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通过配伍也可发生不同的转变，如升浮药升麻配当归、肉苁蓉、枳实等咸温润下通便药同用，虽有升降合用之意，但究成润下之剂，即少量升浮药配大量沉降药同用也随之下降；又牛膝引血下行为沉降药，当与桃仁、红花及桔梗、柴胡、枳实等升阳宽胸，活血行气药同用，主治胸中瘀血痹阻证，这就是少量沉降药与大队升浮药同用，也随之上升的例证。一般来讲，升浮药在大队沉降药中能随之下降；反之，沉降药在大队升浮药中能随之上升。故王好古云：“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
由此可见，药物的升降沉浮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对药物升降浮沉药性的判断必须做多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5.作用 升降浮沉代表不同的药性，其中升与浮作用相近，沉与降作用类同，升浮药与沉降药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药性，代表着不同的药物作用趋向。
一般升浮药，其性主温、热，味则属辛、甘、淡，多为气厚味薄之品，总的属性为阳，故有“阳为升”之谓，本类药物质地多为轻清空虚之品，就其作用趋向特点而言，主上行、向外。就其所代表药物的具体功效而言，分别具有疏散解表、宣毒透疹、解表消疮、宣肺止咳、宣肺利尿、温里散寒、暖肝散结、温通经脉、通痹解结、行气开郁、活血消腐、开窍醒神、升阳举陷、涌吐等作用。故解表药、温里药、祛风寒湿药、行气药、活血祛瘀药、开窍药、补益药、涌吐药等多具有升浮药性。
一般沉降药，其性主寒、凉，味则属酸、苦、咸，多为气薄味厚之品，总的属性为阴，故有“阴为降”之谓。该类药物质地多为重浊坚实之品，就其作用趋向特点而言，主下行、向内。就其所代表药物的具体功效而言，分别具有清热降火、泻下通便、利水渗湿、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息风止痉、降气平喘、降逆止呕、止呃、消积导滞、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崩止带、涩精止遗、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等作用。故清热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降气平喘药、降逆和胃药、消导药、收敛药等多具有沉降药性。
6.应用 多数中药都具升降浮沉的性能，这也是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之一。掌握药物的升降浮沉的不同性能，可调整脏腑紊乱的气机，使之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或作用于机体不同部位，因势利导，祛邪外出，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具体的应用方法如下。
（1）根据疾病病势不同，选择与病势相反作用趋向的药物，才能达到调整气机，抑制病势，纠正失调的目的： 一般规律是病势上逆者，宜降不宜升，如肝阳上亢引起的头晕目眩，则应选用石决明、代赭石等沉降药来平肝潜阳；病势下陷者，宜升不宜降，如气虚下陷引起的久泻脱肛，则应选择黄芪、升麻、柴胡等升浮药来升阳举陷，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之，如肝阳眩晕，误用升散药，则可导致肝阳更为亢盛，甚则可以出现肝阳暴张，化风昏迷的恶果；同样脾虚下陷，久泻脱肛，误用破气攻下药，则可造成中气更为下陷，以致出现久泻不止，滑脱不禁的证候。正如李东垣所强调的：“用药者循此则生，逆此则死，纵令不死，亦危困矣。”
（2）根据病邪的部位不同，恰当选择药物，才能达到因势利导，祛邪外出的目的： 一般规律是病变部位在上在表者，宜升浮不宜沉降，如外感风寒，表实无汗，则应选择麻黄、桂枝等升浮药以发汗解表散寒；病变部位在下在里者，宜沉降不宜升浮，如热结肠燥，大便秘结，则应选择大黄、芒硝、枳实等沉降药以泄热通肠，峻下热结，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反之表实无汗者，误用麻黄根、浮小麦等沉降药固表止汗药可致闭门留寇，表邪化热内传；同样热结便秘，误用黄芪、升麻、柴胡等益气升提药，则使大肠气壅，便秘更甚。总之，必须针对疾病发生部位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区别，病势上有上逆下陷的不同，根据药物升降浮沉的不同特性，恰当选择药物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这也是指导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原则。
（3）为适应复杂病机，顺应和调节脏腑功能，可采用升降并用的用药方法： 如治疗表邪未解，邪热壅肺，汗出而喘的表寒里热证，常用石膏清泄肺热以平喘，配麻黄宣肺解表以止咳，二药相伍，一清一宣，升降并用，以成宣降肺气的配伍，以适应肺主宣降的生理功能；用治心肾不交，虚烦失眠，腰冷便溏，上热下寒证，常用黄连清心降火，配肉桂引火归源，二药相伍，一升一降，使心火下降于肾，肾水上济于心，以成交通心肾的配伍，以适应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生理特点；再如用治湿浊中阻，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头痛昏蒙，腹胀便秘，升降失调的病证，常用蚕砂和胃化湿，以升清气，配皂角子降浊润燥，滑肠通便，二药相伍，一升一降，以成升清降浊的配伍，以适应脾升胃降的生理特点。可见升降并用是适应复杂病机，顺应和调节脏腑功能有效的用药方法。
1.概念 归经是指药物对于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即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药物的归经不同，其治疗作用也不同。归经指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明了药效所在，包含了药物定性定位的概念。也是阐明药物作用机制，指导临床用药的药性理论基本内容之一。
2.渊源 中药归经理论的形成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如《韩非子·喻老》中记述了扁鹊的一段话：“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肌肤，针砭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这是早期疾病及药物定位的初步概念。秦汉以来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医药文献广泛论述了五味及部分具体药物作用的定向定位概念，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素问·宣明五气》中有“五味所入”“五味所禁”的论述。《灵枢·五味》还指出：“五味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都明确地谈到五味选择性的定向、定位作用，为归经的诞生做了理论的铺垫。《神农本草经》在论述药物功效时进一步明确了药物作用的定位概念，如赤芝“益心气”、黑芝“益肾气”、青芝“补肝气”、白芝“益肺气”、黄芝“益脾气”、人参“补五脏”、合欢“利心志”、大黄“荡涤肠胃”、朴硝“逐六腑积聚”等枚举不鲜。《名医别录》则提出“芥菜归鼻”“韭归心”“葱归目”“薤归骨”“蒜归脾、肾”等，药物的定位作用更加明确，上述的文献记载可视为归经理论的先声。《伤寒杂病论》总结和创立的六经及脏腑辨证体系，对后世药物功效范围的总结和归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六经分经论治的理论和方药的总结，常是后世医家辨认药物归经的理论依据，《伤寒杂病论》为归经理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唐宋时期《备急千金要方》《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衍义》《苏沈良方》等医药文献，都论述了药物定向定位的归经作用，如《备急千金要方》提出：“芥子辛归肺”“葱实辛归头，其叶青辛归目。”《食疗本草》云：绿豆“行十二经脉所为最良。”《本草拾遗》谓：“赤铜屑主折伤，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者，取细研，酒中温服之，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苏颂《图经本草》谓：“瞿麦古今方通心经，利小肠为妥”“苏，其叶通心经”等，将药物作用逐步与脏腑经络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药物归经理论的雏形。
金元时期，张元素的《珍珠囊》是现存第一部把归经内容作为正式药性记载的本草著作，它所记述的113种药物中，有30种谈到了归经或类似归经的药性，如“藁本乃太阳经风药”，“黄连入手少阴心经”，“石膏乃阳明经大寒之药”等。张氏还在《脏腑标本药式》中，提出根据脏腑标本寒热虚实归纳用药，执简驭繁，对后世颇有影响，可谓开归经用药之先河。张洁古及其弟子李东垣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引经药”的理论，称引经报使，认为某些药物不但本身能作用于某经，而且配入方中还能引导其他药物进入该经，称引经药直达病所，使复方配伍用药达到定向、定位的目的。《珍珠囊》记载了一些“十二经引经药”，如桔梗为肺部引经药、升麻为足阳明、太阴引经药等约24种，后经其弟子李东垣修改和补充载于《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卷一，后为《本草纲目》整理收载。李氏还提出了“十二经泻火药”，亦载于《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如黄连泻心火，栀子、黄芩泻肺火，柴胡、黄连泻肝、胆火等，若十二经有火热之邪，可随经选用，极大地推动了归经理论的发展。李东垣的弟子王好古继承了前人的经验著《汤液本草》，除明确指出每味药物归经外，还以列表的形式将归入各经的药物做了归纳，称“向导图”，把中药归经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并正式把各药归三阴经、三阳经的特点与气味、阴阳、升降浮沉、毒性等并列论述药性，使归经成为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标志着归经理论已经确立。
明清时代，归经理论进一步发展，如刘永泰《本草品汇精要》、李士材《本草徵要》、贾九如《药品化义》均把“行某经”“入某经”作为论述药性的一项固定内容。但“归经”作为一个药性专有名词的正式提出，则是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书中正式把“归经”作为专项列于“主治”项后，说明药性，并采用五脏六腑之名。《松崖医经》以六脏作统领，分别列举了十二经归经药与引经药。《务中药性》提出：“十二经中，惟手厥阴心包、手少阳三焦经无所主，其经通于厥阴、少阳，厥阴主血，诸入肝经血分者，并入心包，少阳主气，诸入胆经气分者，并入三焦，命门相火，散于胆、三焦、心包络，故入命门者入三焦。”进一步完善了归经体系。《本草分经》另设通行经络和不行经络杂品两类药物，说明已认识到药物归经情况不尽相同，有的药物选择性强，定向、定位作用专一，有明确的归经；有的药物则影响范围较广，选择性差，或作用广泛，不表现明显的选择性，没有具体的归经，对归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本草分经》与《得配本草》又列出及改订了入奇经八脉的药物。温病学派的兴起，又产生了卫、气、营、血及三焦归经的新概念，使归经学说臻于完善。
3.形成 中药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形成，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医疗实践，不断总结而成，它与机体因素即脏腑经络生理病理特点、临床经验的积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及药物自身特点密不可分。
（1）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与机体因素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特点有关： 中药归经理论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药物治疗病变所在部位为依据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
脏腑经络学说认为，由于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故一旦发生病变，体表病变可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内在脏腑病变，也可通过经络反映到体表上来，由于五脏、六腑生理功能不同，经络循行部位不同，病变特征不同，临床表现病证各不相同。如心主神明、主血脉，故心经病变常见心悸、怔忡、失眠、健忘、血瘀心痛等病证；肝主疏泄，肝藏血，其性升发，故肝经病变常见眩晕、胁痛、巅顶头痛、抽搐、痉厥、目赤昏花等病证；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故肺经病变常见感冒、气喘、咳嗽、胸闷、浮肿等病证；再如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以降为顺，故胃经病变常见食欲不振、胃脘胀满疼痛、恶心呕吐、嗳气、呃逆等病证。临床治疗时，当选用酸枣仁、柏子仁、丹参、红花等药。上述心经病变得到缓解或治愈时，便认为是归心经的；当选用柴胡、郁金、天麻、菊花、枸杞子等药，上述肝经病变得到缓解或治愈时，便认为是归肝经的；当选用麻黄、桂枝、杏仁、桔梗、桑白皮等药，上述肺经病变得到缓解或治愈时，便认为是归肺经的；再如当选用木香、砂仁、半夏、陈皮等药，上述胃经病变得到缓解或治愈时，便认为是归胃经的。至于一药归数经，是说明治疗范围的扩大，如龙眼肉既治惊悸怔忡、失眠健忘心经病证，又治食少体倦、便溏泄泻的脾经病证。故归心脾两经；再如知母上清肺火，以治肺热咳嗽，中清胃火，以治胃热烦渴，下泻肾火，以治阴虚发热，故入肺、胃、肾三经。由此可见，归经理论的形成与机体自身因素以及脏腑经络生理病理特点有关，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通过对临床治疗显效部位观察，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
（2）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与临床经验的积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关： 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它是伴随着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汉代名医张仲景《伤寒论》在《黄帝内经》以六经论热病的基础上创立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来划分外感疾病的深浅及正邪盛衰的六经辨证方法，每经病证不同，治疗方药不同，相应产生了六经分经用药的归经方法，如麻黄、桂枝主治太阳经证，故入太阳经；石膏、知母主治阳明经证，故入阳明经；柴胡、黄芩主治少阳经证，故入少阳经等。虽然六经辨证适用于外感病证的辨证论治，但也反映脏腑经络病机变化，其中太阳、阳明、少阳以六腑病变为基础，多属邪盛正气未衰，治以攻邪为主；太阴、少阴、厥阴以五脏病变为基础，多属正气衰弱，治以扶正为主，所以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密不可分，必须合参，才能准确辨证分经用药。随着温病学派的崛起，清代名医叶天士在《黄帝内经》卫、气、营、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前人有关卫、气、营、血的论述，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经验，在《外感温热论》中，将卫、气、营、血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用以分析温病病情深浅轻重及其传变规律，把温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概括为4类不同证候，并提出相应的诊法和治法，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由此也相应产生了卫气营血分经用药的归经方法，如金银花、连翘主治风热犯卫，藿香、香薷主治暑湿犯卫，均为卫分药；石膏、知母主治热入气分，高热烦渴，大黄、芒硝主治肠腑燥实，热结便秘，均为气分药；丹参、麦冬、玄参、莲子心、犀角（水牛角代）、生地黄、牡丹皮、赤芍等用治热入营血，高热神昏，斑疹吐衄，故为营分、血分药。由于卫分证多属肺与皮毛所表现的证候；气分证多属邪热壅肺扰隔、热在肺胃、热结大肠的证候；营分证多属心与心包络证候；血分证多属于心、肝、肾证候，故卫气营血辨证也必须与脏腑辨证合参，才能准确辨证分经定位用药。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根据《黄帝内经》三焦部位的概念，结合温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及病变累及三焦所属脏腑的不同表现，以上焦、中焦、下焦为纲，以病名为目，重点论述三焦脏腑在温病过程中的病机变化，并以此概括证候类型，按脏腑进行诊断和治疗，创立了三焦辨证又一温病辨证方法，卫气营血辨证反映由表入里的发展过程，三焦辨证则体现温病从上至下的传变规律，一横一纵，从而使温病辨证臻于完备。由于三焦病证不同，辨证定位用药不同，进而产生了三焦归经用药方法。如桑叶、菊花等散上焦温热，黄芩、竹叶等去上焦湿热，以上诸药均为上焦药；石膏、知母等清中焦温热，大黄、芒硝等泻大肠实热，黄连、香薷等去中焦湿热，以上诸药均为中焦药；青蒿、牡丹皮、鳖甲等清退下焦温热，黄柏、滑石、猪苓等去下焦湿热，均为下焦药。由于上焦温热多见肺与心包的证候，上焦湿热多见肺与皮毛证候；中焦温热多见手足阳明经证候，中焦湿热多见脾胃的证候；下焦温热多累及肝肾，下焦湿热多累及肾、膀胱及大肠，故三焦辨证也必须与脏腑辨证合参，才能准确地辨证分经定位用药。由此可见，在中医用于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中，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都必须与脏腑经络辨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辨证精详，准确地分经定位用药。
在内伤杂病的治疗中较早创立了经络辨证，它是依据经络的循行部位及生理特点，对临床进行诊断的一种方法。经络辨证主要是根据《灵枢·脉经》所载十二经脉及《难经》所载奇经八脉的病证加以概括而成，包括十二经脉病证和奇经八脉病证。由于每经各有一定的循行路线，并与其相应的脏腑经络相联络，所以经络有病可传入脏腑，脏腑有病可反映于经络，所以经络辨证必须与脏腑辨证相结合，后世多用脏腑辨证涵盖经络辨证了。气血津液辨证也是治疗内伤杂病常用的辨证方法。它是依据气血津液理论，对四诊所得的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判断气血津液病变状态的辨证方法。关于气血津液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了详细的论述，并始记载“气虚”“气脱”“气逆”“血虚”“津脱”等证名，为使之系统，后人称为气血津液辨证。它主要包括气病辨证，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血病辨证如血虚、血瘀、血热证；津液辨证如津液亏损、水湿内停证。由于气血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脏腑功能活动的具体表现，故气血津液辨证也与脏腑辨证密不可分，两者密切结合，才能准确辨证分经定位用药，如气虚证，必须诊断出是肺气虚、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气逆证是肺气逆、肝气逆、胃气逆，才能恰当选药。脏腑辨证是治疗内伤杂病最常用的辨证方法，脏腑辨证的产生与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等五脏病变的特点。《难经》归纳了脏腑病证的几种传变规律。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对内、妇、儿、外各科杂病，以五脏分类，系统地论述了脏腑病变的成因、传变规律、治则治法，充实了脏腑辨证的内容。华佗《中藏经》把五脏辨证系统化，奠定了脏腑虚实寒热的雏形，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出“五脏辨证”的概念，金代张元素在《医学启源》和《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中，已初步建立了理法方药具备的五脏证治体系，经过明、清以来医家的共同努力，才使脏腑辨证臻于完善，直至近代才全面系统确立了脏腑辨证论治体系。它把内在脏腑，外在躯体，全身所属的经络，内外相通的孔窍，构成了五大系统，病位明确有脏腑经络可循，传变可按五脏的生克乘侮进行，从而系统地阐明了它的理法方药证治。由于病邪侵袭或停滞于不同脏腑，引起脏腑功能紊乱，或各脏器的阴阳气血津液的虚损不足，导致脏腑功能失常是引起脏腑病变的主要病因。脏腑辨证主要包括：①五脏辨证，如以心为例，即有心气虚、心阳虚、心血虚、心阴虚、心火亢盛、心血瘀阻、痰火扰心、痰蒙心包等证的辨证。②六腑辨证，如以胃为例，即有胃寒、胃热、胃阴虚、胃气虚、胃气不和、胃气上逆等证的辨证。③脏腑兼病辨证，其中又包括a.脏与脏兼病辨证，如心脾两虚证、肝肾阴虚证等；b.腑与腑兼病，如胃与小肠、小肠与大肠等兼病的辨证；c.脏腑兼病的辨证，如心与小肠、肝与胆、脾与胃等兼病的辨证。由于脏腑辨证主要以脏腑定位，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即八纲定性，故由脏腑辨证指导临床用药所产生的脏腑归经法，已超出单纯的脏腑定位的概念，还包含了定性的含义。如桂枝、炙甘草、酸枣仁、麦冬、黄连、丹参、牛黄、猴枣等都能治疗心经病变而归心经，但由于主治病证八纲定性不同，它们又有桂枝温心阳、炙甘草益心气、酸枣仁补心血，麦冬养心阴、黄连清心火、丹参活血通脉、牛黄清心化痰、猴枣豁痰开窍的区分，使脏腑辨证用药更加精细了。由此可见，临床医学的发展，辨证论治体系的完备，促进了中药归经理论的进步。也就是说，中药归经学说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是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因外感、内伤不同辨证方法，产生了众多的中药归经理论，然而脏腑辨证被医家普遍认为是中医辨证理论的核心，我们欲探索中药归经理论的实质，必须紧紧围绕脏腑经络学说这一核心。
（3）药物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也和药物自身的特性即形色气味、质地、禀赋不同有关： 如色白、味辛入肺、大肠经，白果、杏仁为其代表；色黄、味甘入脾、胃经，黄芪、甘草为其代表；色赤、味苦入心、小肠经，朱砂、木通为其代表；色青、味酸入肝、胆经，青黛、乌梅为其代表；色黑、味咸入肾、膀胱经，玄参、黑大豆为其代表等，都是沿袭《黄帝内经》五色、五味入五脏的理论，以色或味做归经依据的。再有如灵磁石、代赭石、石决明、珍珠母、紫贝齿、龙骨、牡蛎等都属于质重沉降，而主入肝经；又菊花、桑叶、蝉蜕、金银花、浮萍等都属于质轻升浮，凉散风热，主入肺经，这是以质地轻重作为归经依据的。又如连翘其形似心，故入心经；藿香、佩兰气味芳香，化浊开胃，主入脾胃经；牛黄，《本草备要》谓：牛黄“生于心肝胆之间，凝结成黄，故还以治心肝胆病”，故入心、肝、胆经；《本草经疏》谓鹿茸“禀绝阳之质，含生发之气”，主入肾经，为补肾阳、益精血要药，这些都是以形状、气味、生成禀受作为归经依据的。不难看出，受朴素唯物论，天人合一，生成禀受哲学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以药物自身特性作为归经依据的归经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大范围的重复、延伸和印证，然而它毕竟补充、丰富了中药归经理论，从另一个侧面阐明了中药定向、定位作用的机制。
药物归经理论产生的依据与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特点、临床经验的积累及药物自身的特点有关。归经理论具体产生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直接归经法： 即直接标记显效部位的归经方法。如贝母化痰止咳归肺经，赤石脂涩肠止泻归大肠经；丹参清心安神归心经，竹叶除烦利尿归小肠经；黄芪健脾升阳归脾经，藿香化湿和胃归胃经；郁金舒肝解郁归肝经，茵陈蒿利胆退黄归胆经；鹿茸补肾壮阳归肾经，泽泻利尿消肿归膀胱经等都属于此种归经法。
（2）间接归经法： 即通过调节甲脏腑来治疗乙脏腑疾病，而以甲脏腑标记显效部位的归经方法。如补骨脂以治疗虚寒久泄见长，其显效部位在肠，然此种虚寒久泻是由脾肾阳虚所致，而补骨脂正是通过补肾壮阳温脾而止泻的，故将其归经定位于脾肾，而不是大肠；又如桑螵蛸固涩缩尿，用治遗尿，病位在膀胱，但桑螵蛸却归肾经，这是由于桑螵蛸补肾壮阳，助阳化气，而达到治疗肾阳不足，膀胱虚冷而见遗尿尿频的，显效归经部位在肾而不是膀胱。
（3）相关归经法： 即是以治疗与该脏腑经络相关的疾病来标记显效部位的归经方法。如续断、杜仲、金毛狗脊、桑寄生、巴戟天等药，均能强筋壮骨，治疗筋骨痿软，因“肝主筋”“肾主骨”，故均归肝、肾经；又如枸杞子、黑芝麻、女贞子、沙苑子、菟丝子等药，均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治肝肾不足，目暗不明，盖“目得血乃能视”，“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诸药皆能补肝血，益肾精而明目，故入肝、肾经。
（4）病机归经法： 系指以药物与所治病证之病机相关的脏腑经络为其标记显效部位的归经方法。如“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故金银花、连翘、黄连、紫花地丁等治疗痈肿疮疡的药物都归经定位于心；又“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羚羊角、钩藤、天麻、牛黄等治疗肝风抽搐的药物多归经定位于肝；又经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如黄芪、白术、茯苓、薏苡仁等治疗水肿胀满的药物多归经定位于脾。
（5）定向归经法： 系指某药不但能归某经，配方用药时，它还能引导其他药物归入该经发挥治疗作用，起到了定向、定位的作用的归经方法。这类药物称“十二经引经药”，如手少阴心：黄连、细辛；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柏；足少阴肾：独活、肉桂、知母、细辛；足太阳膀胱：羌活；手太阴肺：桔梗、升麻、葱白、白芷；手阳明大肠：白芷、升麻、石膏；足太阴脾：升麻、苍术、葛根、白芍；足阳明胃：白芷、升麻、石膏、葛根；手厥阴心包络：柴胡、牡丹皮；足少阳胆：柴胡、青皮；足厥阴肝：青皮、吴茱萸、川芎、柴胡（《本草纲目》卷一下·引经报使洁古《珍珠囊》）。此外，咽喉病需要桔梗载药上浮，治上肢病多用桑枝为引，治下肢用牛膝为引等都是引经药定向归经的具体应用。准确恰当地掌握引经药，在复方配伍用药时，可人为地引导诸药直达病所。
4.意义 归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丰富中药药性理论，促进临床医学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发展，便于临床准确地辨证用药，精炼处方遣药，执简驭繁掌握药性，探索药物新用途都具重要意义。
（1）补充完善药性理论： 在归经理论形成之前，医家主要是以气味、阴阳、补泻、升降浮沉、毒性来概括药性，偏重于药物作用性质的辨别，缺乏药物作用定向、定位的分析，药物归经学说的问世，解决了药物定向、定位问题，指明了药效所在部位，完善了药性理论。四气五味只是说明药物具有不同的寒热属性和药味作用的不同特点，升降浮沉只是说明药物作用的不同趋向，只有归经理论才把药物的治疗作用与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部位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四者合参才能全面准确地阐明药物作用机制，指导临床用药，归经使药性理论臻于完备。
（2）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 药物作用的定位，起源于疾病的定位，病位的辨别主要依靠辨证方法，外感疾病有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内伤杂病有气血津液、经络及脏腑辨证，还要结合八纲辨证，才能给疾病定性定位，然而无论外感还是内伤疾病，最终病位的确定都要密切结合脏腑经络，才能运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准确用药，无疑中药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又促进了以脏腑经络为核心辨证理论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3）增强辨证用药的针对性： 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审因，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便于临床辨证用药，增强了针对性。如病患热证，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不同，由于病位不同，用药治疗不同。若肺热喘咳，当用桑白皮、地骨皮等肺经药来泻肺平喘；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珍珠母、丹参等心经药以清心安神；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黄连等胃经药以清胃泻火；若肝热目赤，当用夏枯草、决明子等肝经药以清肝明目。再如外感温热病，热在卫分，发热恶寒，头痛咽痛，当用金银花、连翘等卫分药以外散风热；若热入气分，高热烦渴则当用石膏、知母等气分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同样气逆喘咳，实证在肺，当用麻黄、杏仁宣降肺气，止咳平喘；虚证在肾，又当用冬虫夏草、蛤蚧补肾纳气，止咳平喘。如果不明病位在肺、在肾，只知喘咳系气逆不降，一律使用肃降肺气的药物治疗，就难取良效了。诚如古人云：“治病不懂脏腑经络，犹如夜行无烛，举手动笔便错。”可见归经理论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方便，增强了针对性。
运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还要依据脏腑经络相关学说，注意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恰当选择用药。如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目赤头晕，治疗时当选用黄柏、知母、生地黄、枸杞子、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肾、肝两经药物洽疗，以益阴降火，滋水涵木；又肺病久咳，痰湿稽留，损伤脾气，肺病及脾，脾肺两虚，治疗时则要肺脾兼顾，宜采用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枳壳等肺脾两经药物治疗，以补脾益肺，培土生金。而不能拘泥于见肝治肝，见肺治肺的单纯分经用药的方法。
掌握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还有助于对功效相似药物鉴别应用。如同是利尿药，因归经不同，有麻黄的宣肺利尿、黄芪的健脾利尿、附子的温肾利水、猪苓的通利膀胱水湿等不同。又羌活、葛根、柴胡、吴茱萸、细辛同为治头痛之药，因归经不同，羌活主治太阳经头痛，葛根主治阳明经头痛，柴胡主治少阳经头痛，吴茱萸善治厥阴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头痛。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相似药物的鉴别应用，增强辨证选药的针对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掌握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时，还必须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学说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准确理解药性。如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有四气的不同，其治疗作用各异：如紫苏温散肺经风寒，薄荷凉散肺经风热，干姜性热温肺化饮，黄芩性寒清肺泻火。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五味的不同，作用亦殊：如乌梅酸收固涩，敛肺止咳；麻黄辛以发表，宣肺平喘；党参甘以补虚，补肺益气；陈皮苦以下气，理肺化痰；蛤蚧咸以补肾，益肺平喘。同归肺经的药物，因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迥异：如桔梗、麻黄药性升浮，故能开宣肺气，止咳平喘，杏仁、紫苏子药性沉降，故能泻肺降气，止咳平喘。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同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结合起来，全面分析，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增强针对性。
（4）便于配伍用药，精炼处方： 药物的归经范围，决定其临床应用范围，而归经主次划分，决定在配伍应用中的主次地位。中医处方用药力争配伍精炼，药少力专，有些药物一药兼入数经，说明治疗范围的扩大，为精炼配伍用药提供了方便。例如治疗肝火犯胃，胁肋胀痛，脘痞吞酸，口苦呕逆的左金丸，仅用黄连、吴茱萸两味药。方中重用黄连以为君药，黄连入心肝胃经，苦寒直折，主清肝火，令其不得犯胃，又清胃火，降逆止呕，兼清心火，取实则泻其子之意，使心火不刑肺金，金令下行，肝木自平矣，可谓一石三鸟。少佐吴茱萸，入肝经，佐助君药调达肝气，疏肝解郁，入脾胃经，和胃降逆，下气止呕，虽然药性温燥，但用量较少，不致助热，且可防止黄连凉遏之弊，二药合用，共奏清肝泻火、降逆止呕之效，可使肝火清，胃气和，诸症自愈。可见辨证求因，审因论治，遣药组方过程中，掌握药物归经范围，作用主次，适当配伍，即可取得药少力专，精炼处方的目的。
（5）通过归经理论以掌握药物主治众多病证，能起到执简驭繁的效果： 不少中药，一药多能，主治病证繁杂，难以掌握。如龙胆草有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的作用，能治疗黄疸、阴痒、带下、湿疹等湿热证及胁痛、口苦、头痛、目赤、耳聋，甚至高热惊厥等实热证，但通过归经理论，掌握该药主入肝胆经，善清肝胆湿热，主泻肝胆实火的作用特点，就能正确使用了。再如知母，甘苦性寒，入肺胃肾经，功能清热泻火，滋阴润燥，主治热病津伤，烦热口渴，肺热咳嗽，阴虚燥咳，骨蒸劳热，潮热盗汗，阴虚津亏，内热消渴，诸多病证，但只要结合本品苦寒清降，甘寒质润的药性，依据归经特点，仅需掌握“上以清肺，中以凉胃，下泻肾火”，就可提纲掣领，迎刃而解了。
（6）探讨药物潜在功能： 以药物归经为线索，可以探索和发现某些药物的潜在功效。如近年从清肝火、平肝阳，归肝经，治疗肝火头痛、肝阳眩晕的药物中，发现了不少降压药，如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罗布麻、钩藤、天麻等。从滋补肝肾、延年益寿的药物中，筛选出一些抗衰老药，如何首乌、枸杞子、黄精、石斛等。从入心肝二经，活血化瘀的药物中，筛选出一些扩张冠脉，改善心肌供血，降低心肌耗氧量，治疗冠心病的有效药物，如川芎、丹参、红花、延胡索、姜黄等。
（7）指导中药炮制加工，增强药效，定向用药： 根据五味入五脏的归经理论，如蜂蜜味甘，“甘入脾”，故蜜制药材可以增强入脾建中之能，如蜜制黄芪、党参、甘草等；醋味酸，“酸入肝”，故醋制药材可增强入肝收敛或散瘀、行气止痛的作用，如醋制五味子、延胡索、柴胡等；盐味咸，“咸入肾”，故盐制药材可增强入肾补肾的作用，如盐炒杜仲、菟丝子、益智仁、补骨脂、巴戟天等。再如香附入肝、脾、三焦经，经醋制后，主入肝经，疏肝解郁，调经止痛；又知母入肺、胃、肾三经，盐炒之后，主入肾经，滋阴降火，退热除蒸，又起到定向用药的作用。
四气五味只是说明了药物具有寒热不同的属性及药味不同的治疗作用的特点，升降浮沉只是说明药物作用的趋向，二者都缺乏明确的定位概念，只有归经理论才把药物的治疗作用与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部位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事实证明，掌握好归经理论对指导临床用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历代医家对一些药物疗效观察认识上存在的差异，归经的依据及方法的不同，以及药物品种的混乱，因此出现了本草文献中对某些药物的记载不够统一、不够准确，甚至出现混乱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黄一味就有14种归经的说法，涉及十经之多。羌活、泽泻同归膀胱经，羌活主发散解表，散风寒湿邪，治风寒湿邪侵犯太阳经所致头痛、身痛、肢体关节酸楚之证，归膀胱经是按经络辨证，盖足太阳膀胱经主表，为一身之藩篱。泽泻主利水渗湿，治膀胱蓄水，水肿小便不利，其归膀胱经，是指膀胱腑，是依脏腑辨证而来，两者归经定位含义是不同的。加之归经理论也有一定局限性，如收敛生肌、蚀疮去腐之类的药物，其作用部位是局部的皮肤、肌肉，这种功效与肺主皮毛、脾主肌肉的生理病理毫无关系，难以用脏腑经络归经概括。这正说明归经学说有待整理和提高，但绝不能因此而贬低归经学说的科学价值。正如徐灵胎所说：“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即承认归经理论的科学性，又要看到他的缺陷和不足，整理提高，发扬创新，才是正确的态度。
5.现代研究
（1）归经与药理作用： 有人以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中药学》（凌一揆主编）所载的429味有归经的中药为总样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药理与归经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药的归经与其药理作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如抗惊厥药入肝经，止血药入肝经，泻下药入大肠经，止咳、化痰、平喘药入肺经，利尿药入膀胱经，均与中医理论相一致。还有人总结研究了中药红花、当归的药理作用与其归经的关系。红花能增加心脏的兴奋性、扩张血管、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和肢体血流量，兴奋子宫平滑肌及抗血栓形成、溶解血栓或防止血栓增大和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体现了红花活血祛瘀止痛的作用，与其入心、肝经密切相关。当归入心、肝、脾经，也表现在其药理作用广泛的特点上。特别是改善血液黏、滞、聚状态，防治血栓，增加组织器官血流量，调整心肌血氧供求平衡和对平滑肌的作用等，与当归的补血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等功效相符。亦发现本药对机体免疫功能及物质代谢等有促进作用，与其补益作用吻合。
（2）归经与有效成分： 目前中药归经研究多应用同位素示踪、放射性自显影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等结合现代药物动力学的技术，观察中药中的某种活性成分在体内脏器的分布特点，以此来说明中药活性成分的体内分布与中药归经的关系，从而揭示中药归经的实质。如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通过标记23种中药的有效成分，对这些中药的有效成分在人体脏器的分布与其归经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药物有效成分的脏腑分布与其归经所属脏腑基本一致或大致相符合的占87%，而与其归经脏腑无直接联系的仅占13%，表明中药归经与其有效成分在所属脏腑的高浓度分布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用光、电镜放射自显影方法研究川芎的有效成分之一——川芎嗪，在机体内的作用途径和在细胞、组织、器官内的定位分布与其归经的关系。结果表明，川芎嗪标记物 3 H-川芎嗪的敏感靶器官是肝脏，肝脏中的部分示踪剂可经胆汁排泄途径进入消化管道，被小肠上皮重吸收； 3 H-川芎嗪亦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本实验验证了中药川芎药性归经理论，表明川芎的活性成分川芎嗪的体内分布特点与川芎归经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研究的结果来推论，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分布和选择性作用，是中药归经的重要依据和基础。一味中药具有多种功能，能同时归数经，是其含有多种有效成分或一种有效成分具有不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归经不完全取决于有效成分分布量的多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不确切，药物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不一定最高，所得结论混淆了中医脏腑与近代医学脏器在概念和内容上的差异，归经学说主要以临床疗效为依据等因素有关。因此，中药归经所属脏腑与有效成分分布有密切的关系，但仅靠分布也难以阐明药物发挥疗效的部位。
（3）归经与受体学说： 受体学说的核心认为，机体存在着接受某一特定药物的特定部位，药物具有高度选择性地作用于靶细胞某一特定部位的亲和力和内在活性。只有既有亲和力，又有内在活性的药物，作用于适应这一药物的特定部位并与之结合，才能被激活而产生强大的生理效应。中药的归经理论已包含着受体学说的一些含义。人体患病后，选择有效药物和药物发挥疗效是统一的两方面，药物的作用力和病变部位的吸引力紧密结合，使疾病向愈。这与受体学说的观点相吻合。因此有人提出有“中药受体”的存在，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及其受体是研究归经的物质基础，为归经理论提供了新内容。如细辛中含消旋去甲乌药碱最多，此成分为一耐热异喹啉族生物碱，稀释至10 -9 仍有活性，与异丙基肾上腺素相似，具有兴奋β1受体作用。而β1受体主要分布在心脏、肠壁组织中，所以细辛可用来治疗心脏疾病，从而证明细辛归心经理论的正确性。麻黄所含麻黄素是肾上腺素α、β受体的双重激动剂，其中α受体主要存在于皮肤、黏膜、肾、肠等血管及胃肠道平滑肌内，这与麻黄归肺、膀胱经也相一致。另如归肾经的肉苁蓉、补骨脂、淫羊藿、鹿角胶等对子宫雌邀素受体活性增加，并提高血浆雌二醇含量及其与雌激素受体的亲和力。因此受体学说的研究可以论证并发展归经学说，反过来归经理论也可以说明受体学说生命力的存在。
（4）归经与环核苷酸： 环核苷酸cAMP、cGMP是调节细胞内代谢的重要物质，两者相互拮抗、相互制约，以一定的比例维持机体的正常功能。若其比例发生改变，偏高或偏低都会引起机体功能失调而导致疾病，这与中医阴阳学说非常相似。研究发现许多中药对机体的影响和对疾病的疗效，可通过调节体内环核苷酸的含量而起作用。因各脏器组织中cAMP、cGMP的含量水平基本上可以反映各相应脏器组织细胞功能的某一动态平衡状态，所以以药物进入机体后各脏器组织中环核苷酸浓度的变化，来判断该药对不同脏器组织的影响程度大小，从中反映该药对不同脏器组织的特异性选择作用。以五味子、鱼腥草、汉防己3味药的水煎剂分别给大鼠灌胃后，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动物脑、肺、心、肝、脾、胃、肾、膀胱8个脏器组织中的cAMP、cGMP的水平。结果表明：cAMP、cGMP的浓度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物对某脏器组织的选择性作用。经统计分析发现，cAMP、cGMP浓度以及cAMP/cGMP值有显著变化的脏器，与各药归经的关系非常密切。
（5）归经与微量元素： 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在体内均有一定的适量范围，其比例失调，缺乏或过量往往是各种异常生理现象或某些疾病发生的一种重要原因。中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近年来许多学者分析了中药微量元素的药理作用，认为微量元素也是中药的有效成分，并提出了微量元素归经假说。该学说认为药物有效成分直达病所是通过微量元素向病所的迁移、富集和亲和运动来进行的。对多种补肾中药如补骨脂、肉苁蓉、熟地黄、菟丝子、何首乌、女贞子、山茱萸、仙茅、杜仲、锁阳、续断、枸杞子等的微量元素测定，证实其中含较高的锌、锰络合物。因此可以设想补肾药是通过锌、锰“归经”而达到补肾作用的。实验证明，内分泌腺和递质合成的部位以及下丘脑均有很强的摄锰能力，特别是肾上腺、甲状腺、垂体。而锌则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固有成分和功能单位，并在性腺和生殖腺富集；同时，下丘脑-垂体的内分泌活动也与锌密切相关。如果缺乏锌、锰，则会导致一系列肾主生殖发育功能系统的病理变化。由于锌、锰还与多种酶的结构和功能有关，缺少锌、锰所致的酶活性下降、蛋白质和核酸代谢、免疫功能低下等一系列症状，与中医肾虚证候相吻合。故许多学者认为锌、锰是中药归肾经的物质基础。对明目中药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明，归肝经的明目中药富含锌、锰、铜，而且这些微量元素的浓度与属肝经的眼组织之间恰好呈正相关性。说明明目中药是通过微量元素锌、锰、铜的“归经”而达病所和产生治疗作用的。动物实验证实，眼组织中富含锌，总量超过1421μg/g干重，参与视网膜内维生素A还原酶的组成和活性的发挥，是维持维生素A代谢所不可缺少的；锰则对视蛋白的合成起催化作用；而铜离子是黑色素合成时酪氨酸酶的重要辅助因子，也对视觉起着重要作用。总之，没有锌、锰、铜的参与，视觉便不复存在。这与中医药理论“肝开窍于目”，明目中药多入肝经的观点一致。中药中的微量元素也可能以本身络合物形式或在体内形成新络合物形式发挥效用。由于络合物性质各异，对组织器官有不同亲和性，故认为微量元素以其络合物对疾病部位的特异性亲和来实现“归经”从而发挥功效。如中药麻柳叶（枫杨叶）用于治疗关节炎有良效，其活性成分为水杨酸和微量元素铜。已证实其药效基础是微量元素铜的络合物对关节炎症组织的特异性亲和作用。微量元素分析法只是通过分析中药中某些特异性元素的浓度，并结合这些微量元素在人体脏腑组织的分布特点，来推测微量元素是中药归经的物质基础。但对于微量元素是怎样向组织器官迁移、富集和做亲和运动的，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历代本草书籍中，常在每一味药物的性味之下，标明其“有毒”“无毒”。“有毒无毒”也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掌握药性必须注意的问题。
1.古代毒性的概念 古代常常把毒药看作是一切药物的总称，而把药物的毒性看作是药物的偏性。故《周礼·天官冢宰下》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尚书·说命篇》则谓：“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明代张介宾《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而《药治通义》引张载人语：“凡药皆有毒也，非指大毒、小毒谓之毒。”论述了毒药的广义含义，阐明了毒性就是药物的偏性。与此同时，古代还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把药物毒性强弱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4类。而《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也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的。并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方法：“若用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综上所述，古代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而后世本草书籍在其药物性味下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记载，则大都指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大小。
2.现代药物毒性的概念 随着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对毒性的认识逐步加深。所谓毒性一般系指药物对机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包括急性毒性、亚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特殊毒性，如致癌、致突变、致畸胎、成瘾等。所谓毒药一般系指对机体发生化学或物理作用，能损害机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剧毒药系指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某些治疗量已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亦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产生严重或不可逆的后果。
中药的副作用有别于毒性作用。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时出现与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一般比较轻微，对机体危害不大，停药后可自行消失。如临床常见服用某些中药可引起恶心、呕吐、胃痛腹泻或皮肤瘙痒等不适反应。用药副作用的产生与药物自身特性、炮制、配伍、制剂等多种因素有关。通过医药人员努力可以尽量减少副作用，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过敏反应也属于不良反应范围，其症状轻者可见瘙痒、皮疹、胸闷、气急，重者可引起过敏性休克，除药物因素外，多与患者体质有关。此外，由于中药常见一药多效能，如常山既可解疟，又可催吐，若用治疟疾，则催吐就是副作用，可见中药副作用还有一定的相对性。
3.中药毒性分级 伴随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对毒性研究的深入，中药毒性分级情况各不相同。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把药物毒性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4类；《神农本草经》分为“有毒”“无毒”两类；《证类本草》《本草纲目》将毒性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微毒”4类。近代中药毒性分级多沿袭临床用药经验及文献记载，分级尚缺乏明确的实验数据。目前，正从中药中毒后临床表现的不同程度；根据已知的定量毒理学研究的数据；有小剂量与中毒剂量之间的范围大小；中毒剂量与中毒时间的不同及中药的产地、炮制不同进行中药毒性分级的全面探讨，深信会得到科学的结论来。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采用大毒、有毒、小毒3类分类方法，是目前通行的分类方法。
4.产生中药中毒的主要原因
（1）对药物的毒性认识不足： 历来因使用含毒性成分中药而引起中毒甚至死亡者，文献屡有报道。一方面仍时有被一些医者或患者忽视，另一方面在药政管理上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因此，造成这类药物临床应用导致中毒甚至产生严重后果。如苦楝、苍耳子、天南星、甜瓜蒂、黄药子、白升丹、斑蝥、蟾蜍、山豆根、乌头类（乌头、附子、雪上一枝蒿等）、黄丹、升药、轻粉等引起的不良反应即与此有关。
（2）服用过量或长期用药： 使用须按规定量服用，也须注意疗程。超剂量应用或长期服用，即便是使用毒性甚低的药物，也易导致中毒。《儒门事亲》云：“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另外，一些新发掘出的中药如雷公藤、万年青等，其有效量与中毒量尚不明确，剂量掌握尚不准确，也易过量引起中毒。国内外均有报道，过量长期服用人参可引起血压升高、抑郁、烦躁、失眠等不良反应，称“滥用人参综合征”，近年有多起服用关木通引起肾功衰竭，甚至死亡的报道，其用量每日高达60～100g，与严重过量服用有关。
（3）误食误用： 中药的基原来自植物、动物、矿物等天然品，医界及民间均易获得。一些药物尚存在名同物殊或物同名异及各地区习惯用药不同等混乱现象。因此，在缺乏必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民间常因自采、自购、自用而致误食。医界常因错收、错买、错发而致误用现象发生，造成药物中毒。临床或药形相象，误用异品，如天仙子作菟丝子；或药名近似，错配它药，如虻虫误配斑蝥、漏芦误作藜芦；或名同物殊，如木通科木通误用马兜铃科关木通；或品种正确，成分有异，如桑寄生或槲寄生寄生于马桑、巴豆、夹竹桃等有毒植物上，则该药也含有相应的有毒成分，服后也易使人中毒。此外，误食曼陀罗果实、苍耳子、白果等亦可引起中毒。
（4）药物未经炮制或炮制不当： 不少中药必须经过加工炮制后才能使用，如南星、川乌、草乌、半夏、附子等。使用未经炮制的生品或不依法炮制、粗制滥造者，会引起不良反应。如有人对52例附子中毒分析，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炮制不当。还有因用鲜南星造成毒性反应者。
（5）配伍不当： 有些毒性不大的药物可因配伍不当产生毒性。如有报道34例附子或乌头中毒病例中，有6例是附子与麻黄配伍，选其中4例将麻黄去掉，附子用原量而未发生中毒症状。可见中毒的因素是附子与麻黄的配伍。服用附子兼饮酒（用10～25mL的白酒作药引）有6例中毒。其中5例停饮白酒，原附子量不变，也未发生中毒症状。由此可见，酒能增强附子的毒性。除此之外，中西药联合使用不当也易产生毒性反应。如朱砂不能与碘、溴化物同用，因为朱砂主要含硫化汞，在肠道内遇碘或溴化物即产生有刺激性的碘化汞或溴化汞，从而引起医源性肠炎。
（6）药不对症： 药效与毒性之间本无严格的界限，同一药物，用之得当可以治病，用之失当则反致中毒。如明代李时珍即明确指出：“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而近年来，通过应用药品而追求健身益寿者，日趋增加，因滥用误补而致不良反应甚至死亡者，屡有发生。正如《医学源流论》所云：“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
（7）制剂、服法不当： 药物因制剂不同，其理化性质甚至药效毒性也会有所差异。如乌头、附子中毒，多因煎煮时间太短或服后受寒、进食生冷。另有一些中药，在对其药理、毒理、疗效等均不甚明了的情况下，轻易改变剂型和用药途径，尤其在有些成分不明、制剂技术要求较高、基本设施不完备的条件下，制备针剂注射给药后出现不良反应。有报道板蓝根、一叶萩碱、柴胡、红花、鱼腥草等均因注射给药引起不良反应。
（8）煎煮不妥： 煎煮时间适宜可以消除或减缓中药的毒性，而煎煮不妥则可导致中毒。有些药物如乌头、附子、商陆即需先煎久煮。煎药和服药器具的选择也很重要。自古以来，均以陶器为优选。此外搪瓷、铝制品也可代替。而铜、铁、银等金属器具，因化学性质不稳定，易与药物起化学反应，因而影响药效甚至产生毒副作用，故不能使用。
（9）轻信或迷信单方、验方、秘方： 民间流传的许多单方、验方、秘方，虽然有着不可否认的临床疗效，但因其中多数未经科学方法研究审核而有其局限性。因轻信甚或迷信而造成不良反应者时有所闻。有1例因服用禹白附而致身亡者，即为使用秘方不慎的结果。
（10）有意或盲目滥用： 有意识使用毒剧中药进行谋杀和自杀者古今皆有，所用药物大多是砒霜、雄黄、马钱子、巴豆、蟾蜍、钩吻、斑蝥、生草乌等毒剧中药。另有一些人因缺乏医药知识，盲目乱服而致不良后果。如为求明目而取鱼胆、以轻粉避孕而致中毒等。
（11）体质因素： 人体对毒物的反应，往往因个体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某些药物的处方剂量虽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因个体差异、年老体弱等因素而致中毒。如文献记载苦楝皮成人用量为4～6g，一位45岁的体弱女子服4g而中毒。还有一些人是过敏体质，有过敏史或过敏性疾患，如哮喘、荨麻疹等，也易产生中药过敏反应，用时当慎重。
（12）乳母用药： 有报道1例因乳母服用雷公藤，使哺乳婴儿出现毒副反应，应引起重视。
（13）外用中药使用不当： 在滥用、超量、处方配伍不当、贴敷时间过长等情况下，外用中药可经皮肤、黏膜及呼吸道吸收引起中毒，甚至死亡，也当引起重视。此类药物有斑蝥、蟾皮、蟾酥、砒霜、轻粉、巴豆、生南星、生半夏、闹羊花、芫花等。
此外，药有寒热温凉，病有寒热虚实，若辨证失误，也会致用药不当而引起中毒。
5.必须正确对待中药的毒性 正确对待中药的毒性，是安全用药的保证，这里包括如何总体评估中药的毒性，如何正确看待文献记载及如何正确看待临床报告。
（1）要正确总体评价中药毒性： 目前中药品种已多达12800多种，而见中毒报告的才100余种，其中许多还是临床很少使用的剧毒药，由于大多数中药品种是安全的，这是中药一大优势，尤其与西药化学合成药造成众多药源性疾病的危害相比，中药安全低毒的优势就更加突出了，这也是当今提倡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中药受到世界青睐的主要原因。
（2）正确对待本草文献记载： 历代本草对药物毒性多有记载，这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值得借鉴。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少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如《本草纲目》认为马钱子无毒；《中国药学大辞典》认为黄丹、桃仁无毒等，说明对待药物毒性的认识，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不断修改，逐步认识的过程。相信文献，不能尽信文献，实事求是，才是科学态度。
（3）重视中药中毒的临床报道：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大量中药中毒报告，仅单味药引起中毒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植物药90多种，如关木通、苍耳子、苦楝根皮、昆明山海棠、狼毒、萱草、附子、乌头、夹竹桃、雪上一枝蒿、福寿草、槟榔、乌桕、巴豆、半夏、牵牛子、山豆根、艾叶、白附子、瓜蒂、马钱子、黄药子、杏仁、桃仁、枇杷仁及蔓陀罗花、蔓陀罗苗、莨菪（又名天仙子）等；动物药及矿物药各10多种，如斑蝥、蟾蜍、鱼胆、芫青、蜂蛹及砒霜、升药、胆矾、铅丹、密陀僧、皂矾、雄黄、降药等。由此可见，文献中认为大毒、剧毒的固然有中毒致死的，小毒、微毒，甚至无毒的同样也有中毒病例发生，故临床应用有毒中药固然要慎重，就是“无毒”的，也不可掉以轻心。认真总结经验，既要尊重文献记载，更要注重临床经验，相互借鉴，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掌握中药的毒性，对保证安全用药是十分必要的。
（4）加强对有毒中药的使用管理： 此处所称的有毒中药，系指列入国务院《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的中药品种。即：砒石、砒霜、水银、生马钱子、生川乌、生草乌、生白附子、生附子、生半夏、生南星、生巴豆、斑蝥、青娘虫、红娘虫、生甘遂、生狼毒、生藤黄、生千金子、生天仙子、闹羊花、雪上一枝蒿、红升丹、白降丹、蟾酥、洋金花、红粉、轻粉、雄黄。
6.中毒常见的临床表现 有毒中药所含毒性成分有生物碱类、毒苷类、毒性蛋白类、萜与内酯类等的不同，作用于人体不同的系统或器官组织如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道等，而引起不同的症状。
（1）含生物碱类植物中毒： 含生物碱的较易发生中毒的植物有曼陀罗、莨菪、乌头、附子、钩吻、雪上一枝蒿、马钱子等。生物碱具有强烈的药理及毒理作用，其中毒潜伏期一般较短，多在进食后2～3小时内发病。毒性成分大多数侵害中枢神经系统及自主神经系统，因而中毒的临床表现多与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有关。如曼陀罗及茛菪中毒后，主要表现为对副交感神经的抑制和对中枢神经的先兴奋后抑制，可见口舌干燥、咽喉灼热、声音嘶哑、恶心呕吐、皮肤干燥潮红、瞳孔散大、视力模糊、对光反射迟钝或消失、心动过速、呼吸加深、狂躁、幻觉、谵语、运动失调、神志模糊等。严重者24小时后由烦躁进入昏睡、血压下降、休克、昏迷，最后因呼吸中枢麻痹，缺氧而死亡。乌头及附子中毒时，首先感到唇舌辛辣灼热，继而发痒麻木，从指尖逐渐蔓延至四肢及全身、痛觉减弱或消失、头晕眼花、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耳鸣、瞳孔先缩小后放大、呼吸急促困难、心律失常，严重者导致心功能不全甚至发生阿—斯综合征，呼吸因痉挛而窒息，继而衰竭致死。雪上一枝蒿毒性与乌头碱相似，中毒时亦高度兴奋副交感神经，中毒症状与乌头中毒大致相同。钩吻中毒主要症状有口咽灼痛、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语言不清、复视、震颤、共济失调、瞳孔散大、呼吸困难甚至窒息、心律失常、强直性抽搐等。马钱子中毒的主要症状，最初出现头痛、头晕、烦躁不安、吞咽困难、呼吸不畅、全身发紧，对听、视、味等感觉过度敏感，继而发生典型的士的宁惊厥症状，从阵挛性到强直性呈角弓反张姿势，双拳紧握、两眼睁视、口角向后牵引呈苦笑状态、呼吸肌痉挛引起窒息、发绀而死。
（2）含毒苷类植物中毒： 目前因毒苷引起中毒的有3类：强心苷类、氰苷类、皂苷类。常见者如下：①含强心苷类：致毒主要成分为多种强心苷，毒性及中毒症状与洋地黄中毒相似，主要有夹竹桃、万年青、羊角拗，还有罗布麻、福寿草、五加皮、铃兰、毒筋木等。夹竹桃全株及树液均有毒，中毒后主要症状为：食后2～5小时发生恶心呕吐、剧烈的腹痛腹泻、便血、头昏头痛、四肢麻木、肢冷汗出、食欲不振、神昏谵语、瞳孔散大、体温及血压下降、心室纤颤、心源性脑供血不足、晕厥、嗜睡、昏迷休克，严重时心跳骤停而死。万年青对心肌可能有直接抑制作用，此外能刺激迷走神经及延髓中枢，且有蓄积性，大剂量可发生心脏传导阻滞以致停搏，出现胸闷、眩晕、流涎、惊厥、四肢发冷、各种心律失常等症状。②含氰苷类：这类有毒植物主要有苦杏仁、木薯、枇杷仁、桃仁、樱桃仁等。中毒的症状除胃肠症状外，主要为组织缺氧的症状，如呼吸困难、紫绀、心悸、头昏、头痛、昏迷、抽搐等，严重者多因窒息及呼吸中枢麻痹而致死亡。如超过半小时而不致死亡者，其预后多属良好。③含皂苷类：皂苷有局部刺激作用，有的还有溶血作用。常见的含皂苷类有毒中药为天南星、商陆、皂角荚、白头翁、黄药子、川楝子、人参、三七等。如天南星所含苛辣性毒素对皮肤和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表现为口、舌麻辣、黏膜轻度糜烂或部分坏死脱落，继而口舌肿大、流涎、声音嘶哑、头晕、心慌、四肢麻木，严重者痉挛、惊厥、窒息、昏迷、呼吸停止。小儿误食经抢救后，有导致神经智力发育障碍的病例。商陆中毒临床可见：剧烈腹痛、吐泻、便血、面色苍白、瞳孔散大、角膜反射消失、抽搐、呼吸抑制、血压下降等。皂角荚中毒可产生全身中毒反应：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腹泻、头晕无力，严重可因窒息及肾功能障碍而危及生命。黄药子超量内服对口、咽、胃肠道黏膜有刺激作用，大剂量对中枢神经和心脏有毒害作用，可见口、舌、咽喉烧灼感、流涎、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瞳孔缩小，严重时心悸、惊厥、昏迷、呼吸困难及心脏麻痹等。
（3）含毒性蛋白类植物中毒： 毒蛋白主要含在种子中，如巴豆、相思子，巴豆油中含有强刺激物质和致癌成分，巴豆油和树脂口服后在肠内与碱性液作用，析出巴豆油酸和巴豆醇双酯类化合物能剧烈刺激肠壁，对肠道腐蚀引起炎症，有时引起肠嵌顿、肠出血等。巴豆毒蛋白是一种细胞原浆毒，能溶解红细胞，并使局部组织坏死。相思子所含毒蛋白，对温血动物的血液有凝血作用，可引起循环衰竭和呼吸系统抑制。再如苍耳子、蓖麻子、桐子、望江南子等，这类毒蛋白能损害肝、肾等实质细胞，并可引起全身广泛性出血，同时可引起消化系统及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常因呼吸及循环衰竭而致死，如引起突发性肝昏迷将迅速死亡。
（4）含萜类与内酯类植物中毒： 本类植物包括马桑、艾叶、苦楝、莽草子、樟树油、红茴香等。如苦楝全株有毒，而以果实毒性最烈，作用于消化道和肝脏，尚可引起心血管障碍，甚至发生休克及周围神经炎。马桑所含马桑内酯等有毒物质极易溶解于乙醇，故饮酒可加重中毒程度，临床可见头昏头痛、胸闷、剧烈吐泻、全身麻木、人事不醒等。莽草子中毒，其毒素作用于延髓，除引起恶心呕吐、上腹不适或疼痛等胃肠道症状及眩晕、头痛等一般中度症状外，还可引起抽搐、角弓反张、牙关紧闭、口吐涎沫、瞳孔散大，严重者可于惊厥状态下死亡。
（5）其他有毒植物中毒： 包括瓜蒂、白果、细辛、鸦胆子、甘遂等，如白果中毒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腹泻、呕吐、烦躁不安、惊厥、昏迷、对光反应迟钝或消失。瓜蒂中毒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如胃部灼痛、剧烈呕吐、腹泻、脉搏细弱、血压下降、昏迷，直至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细辛的主要毒性成分为挥发油，可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初期兴奋，后则抑制，特别是对呼吸系统的抑制。临床可见头痛、气急、呕吐、烦躁、颈项强直、体温及血压升高、肌肉震颤、全身紧张，可迅速转入痉挛状态，牙关紧闭、角弓反张、神志昏迷，最后死于呼吸麻痹。
（6）动物性药物中毒： 本类动物药物常见的有蟾酥、全蝎、斑蝥、红娘子等。蟾酥可使心、脑、肝、肾产生广泛性病理损害，进而导致死亡。临床以心血管症状最为明显。如心动过缓、窦房传导阻滞、异位节律及窦性心动过速和心室纤颤。而斑蝥则可引起剧烈的消化道症状和神经系统的损害，引起恶心、呕吐、呕血、腹部绞痛、便血、发音困难、口唇及四肢末端麻木、复视、咀嚼无力、双下肢瘫痪、二便困难等。
（7）矿物类药物中毒： 本类药物常见有砒霜、朱砂、雄黄、水银、胆矾、铅、硫黄等。砒霜即三氧化二砷，有剧毒，若吸入其粉尘引起中毒，首先见咳嗽、喷嚏、胸痛、呼吸困难等呼吸道刺激症状，神经系统可见头痛眩晕、肌肉痉挛、谵妄昏迷，最后可死于呼吸及血管运动中枢麻痹；若由消化道进入引起中毒则首先出现口干、痛，吞咽困难，剧烈吐泻，严重者似霍乱而脱水、休克。毒素对血管舒缩中枢及周围毛细血管的麻痹导致“七窍流血”的严重后果，最后大多死于出血或肝肾功能衰竭和呼吸中枢麻痹；慢性中毒除一般神经衰弱症候群和轻度胃肠道症状外，主要为皮肤黏膜病变及多发性神经炎。
朱砂中毒主要由硫化汞引起。内服引起的急性汞中毒主要表现为消化道黏膜的刺激、腐蚀或坏死，并引起肾脏损害。对神经系统的损害表现为头昏、嗜睡或兴奋，重者因昏迷、休克而死；慢性汞中毒的主要症状之一是肌肉震颤。铅为多亲和性毒物，进入血流后可引起代谢过程的高度障碍，可损害全身各个系统，尤其损害神经、造血、消化和心血管系统及肝、肾等内脏器官。
7.掌握药物毒性强弱对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
（1）在应用毒药时要针对体质的强弱、疾病部位的深浅，恰当选择药物并确定剂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服，以防止过量和蓄积中毒。同时要注意配伍禁忌，凡两药合用能产生剧烈毒副作用的禁止同用，并严格毒药的炮制工艺，以降低毒性；对某些毒药要采用适当的制剂形式给药。此外，还要注意个体差异，适当增减用量，说服患者不可自行服药。医药部门要抓好药品鉴别，防止伪品混用，注意保管好剧毒中药，从不同的环节努力，确保用药安全，以避免中毒的发生。
（2）根据中医“以毒攻毒”的原则，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也可采用某些毒药治疗某些疾病。如用雄黄治疗疔疮恶肿，水银治疗疥癣梅毒，砒霜治疗白血病等，让有毒中药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3）掌握药物的毒性及其中毒后的临床表现，便于诊断中毒原因，以便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抢救治疗手段，对于搞好中药中毒抢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治则，是中医学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确立的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治疗原则理论，包括治病求本、扶正与祛邪、调整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六方面，其中包含着许多辩证法思想，用以指导具体的立法、处方、用药。治则是指导疾病治疗的总则；治法是治则的具体化，是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如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等。治法中的益气法、养血法、温阳法、滋阴法都属于在扶正总则下的具体治法；治法中的汗法、吐法、下法、逐水法等，都属于祛邪总则下的具体治法。
“治病求本，以平为期”是中医防病治病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致病因素（邪气）作用于人体，引起机体正邪斗争，从而导致阴阳气血偏盛偏衰或脏腑经络功能活动失常的结果。因此，药物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是扶正祛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纠正阴阳气血偏盛偏衰的病理现象，使之最大程度上恢复到正常状态，达到治愈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本身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将之称为药物的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来纠正疾病所表现出来的阴阳偏盛偏衰。徐灵胎总结说：“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治则与药性密切联系，根据机体对药物的反应，即用药前后症状、体征的变化，通过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方法推理得出药性。因此，中药药性的形成，与中医治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