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腹中论》实际上是一篇有关腹部肿瘤的专门论述。大家知道,疼痛是恶性肿瘤最明显最难忍的症状,所以《素问·举痛论》之后,意犹未尽,或者说根据疼痛辨证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得接着专篇论述腹部肿瘤了。
首先讲的是鼓胀。包括肝、胆、脾、胰恶性肿瘤以及所造成的腹水在内,症状是“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病机是“气聚于腹”,虽然有方剂鸡矢醴,显然经验粗俗,不值一提。但对“饮食不节”这个复发因素的强调一语中的,也暗示了病因。
第二个病是血枯。只可惜“月事衰少不来”一语,令包括李时珍在内的大多数后世医家就将其定位为“主女子血枯病”。事实上,血枯病应是肝或胃的恶性肿瘤,而不是妇科病。先看原文: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
岐伯曰:以四乌贼骨……”
注家也不认为是女子独有,如《素问经注节解》:“出血多者,谓之脱血,漏下、鼻衄、呕吐出血皆同焉。夫醉则血气盛,血气盛则内热,因而入房,水液皆下,故肾中气竭也。肝藏血,以少大脱血,故肝伤也。然于丈夫则精液衰乏,女子则月事衰少而不来。”
《黄帝素问直解》:“男子脱血,若醉入房中而阳气竭,气竭不能摄血也;女子脱血,若肝伤,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再从前后文来看,都是论述有肿块的疾病,这一段是在论述鼓胀(包括肝癌腹水),之后的第二段、第三段还接着论述了伏梁:“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与现代所谓腹膜后肿瘤相当。
关键是从临床表现来看,胸胁支满,妨于食,先唾血,四肢不温,目眩,大小便出血,类似肝癌、胃癌和子宫癌等恶性肿瘤的晚期症状。用乌贼骨补肝肾软坚散结,茜草活血止血,尤其是雀卵和鲍鱼汁,食药两用,血肉有情,补中有消,以补为主,止中寓行,以止为主。配伍巧妙,所以临床应用广泛。
第三个病是伏梁。病因明确“此风根也”,结合《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和本篇“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于肓,肓之原在脐下”,可见病机是风寒入中,气血凝涩,病位“居肠胃之外”,其相当于腹膜后肿瘤。症状是“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环脐而痛”,若出现骨转移则“身体髀股䯒皆肿”。预后“此久病也,难治。居脐上为逆,居脐下为从”,治用针刺。后世补伏梁丸。
伏梁丸首见于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八》:茯苓、厚朴(姜汁制,炒)、人参、枳壳(麸炒,去瓤)、白术、半夏(汤洗七次)、三棱(慢火煨熟,乘热温治)各等分。上药为末,煮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腹时用米饮送下,一日二服。或作散,酒调服。主治:伏梁。心之积,起于脐下,上至心,大如臂,久久不已,病烦心,身体髀股皆肿,环脐而痛,脉沉而芤。
次见于《东垣试效方·卷二》:黄连(去须)一两半,厚朴(去皮,姜制)半两,人参(去芦)五钱,黄芩(刮黄色)三钱,桂(去皮)一钱,干姜(炮)半钱,巴豆霜五分,川乌头(炮制,去皮)半钱,红豆三分,菖蒲半钱,茯神(去皮木)一钱,丹参(炒)一钱。上药除巴豆霜外,为细末,另研巴豆霜旋旋入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初服二丸,每日加一丸,二日加二丸,渐加至大便溏,再从二丸加服,食远淡黄连汤送下,周而复始。积减大半勿服。主治:心之积,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之烦心。
看来古人还是看过不少腹部肿瘤的。我看好李东垣的伏梁丸,黄连、黄芩清热解毒,桂、干姜、川乌散寒止痛,人参益气,厚朴理气,丹参活血,菖蒲开通经气,茯神安神,红豆利湿,巴豆消积通便,全方寒热并用,扶正祛邪,气血并治,排毒消积,非常全面,也很适用于腹部恶性肿瘤的实际。
第四个病是消中,也就是消渴。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在讲腹中论的时候为什么讲到消中。实际上消中(消渴)与恶性肿瘤是姐妹病,不仅《素问》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相提并论,张仲景在肺痿篇(相当于肺癌)的开始就讲到病因:“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西医学也已证明了糖尿病与肿瘤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献俱在,此不赘引。问题在于为什么。我认为,关键是燥湿相混的共同病机,所以糖尿病用苍术玄参、黄芪山药、生地黄黄连,两两相对。而对于燥湿相混的癌症,润燥并用的方剂就更多了,如麦门冬汤、猪苓汤、三物黄芩汤、瓜蒌瞿麦丸、当归贝母苦参丸等。《素问·腹中论》“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等,也道出了恶性肿瘤患者位高财大并不一定效果好的原因之一。
第五个病是厥逆。表现为“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实际上就是厥阴病的特殊表现,与肝癌的纵隔转移造成的上腔静脉综合征类似,只可惜被《伤寒论》厥阴病提纲的光辉遮挡了。只有把两者合看,才能揭开中医论治肝癌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