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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用药剂量对于临床疗效至关重要，樊老临床用药追求安全有效，不反对“重剂起沉疴”，但更加主张“四两拨千斤”，在方药中常小剂量用药，起到药轻效宏的作用。
樊老因人而异选药量，对久虚体弱、年老体衰、小儿，樊老用药酌情减量。正如宋·唐慎微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所言：“凡服药多少……缘人气有虚实，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药有多毒少毒，更在逐事斟量。”中医认为疾病是由于病邪作用于人体，或自身情志过激等，破坏了人体阴阳的平衡，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气血功能紊乱，从而产生局部或全身多种多样的病理变化。尽管疾病的种类繁多，临床征象错综复杂，但总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和脏腑功能紊乱等病机变化的一般规律。樊老经常讲中医不是对抗治疗，中医是“以和为贵”，体虚体弱者主张“调理”，调是调节，理是梳理，将失去平衡的阴阳、气血、脏腑功能，通过“补其不足，泻其有余”，重新调和平衡，将郁滞不通的气血、经络，疏通理顺，令其条达，如此则气血和顺、经络通畅、阴平阳秘，身体得以康复。既然是调和，就像做饭放调味品，仅需少许即可。中医治病主要是找准调理点，通过轻轻触发那个扳机点，之后便是靠身体自我调节，这就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与西医的“对抗治疗”思路完全不同。
樊老遣方用药注重轻重搭配，药物剂量根据病证的不同，主症选主药用量重，兼症用药轻，佐药用量轻。如应用四物汤及类方，偏于养血补血时，地黄用量重，川芎用量轻（樊老通常用3~6g）；偏于活血时，则当归、川芎用量较大，生地黄用量轻。樊老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中气不足的头晕头痛、重症肌无力、久病体虚、月经不调等，柴胡、升麻通常用量2~3g，达到升阳提气的功效，使补而不滞。在运用酸枣仁汤治疗肝虚失眠时，川芎用量也是5g左右，既可以防走窜伤阴，又有疏而不滞之效。在运用左金丸时，常用量黄连3g，吴茱萸1g，也每获良效。
樊老结合实验室指标小剂量用药。樊老主张五诊合参，除了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外，非常注重结合各类实验室指标选药用药，对有肝肾功能损害、胃肠镜提示有病变、血液功能异常者，通常不用有毒药物，选药平和，用量轻。樊老主张用药剂量应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中药安全用药范围较宽，樊老常用药味数较少，而且药量轻，对肝肾指标功能异常的患者，常处方9味药左右，每味药剂量大都3~10g。如用理气药枳壳、乌药、沉香、厚朴等只用2~5g，其他如三七、桂枝、藁本、砂仁、羌活，一般用3~5g，炒麦芽、白术、熟地黄、黄芪等用10~15g。药味少、剂量轻广泛用于此类患者，既有很好的疗效，也防止了肝肾功能的进一步损伤。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此话不无道理。其一，从单味药言，量变超出一定限度，必然会引起质变，故剂量不同，功效有别。如附子小量可温补脾肾，中量能祛寒止痛，大量则回阳救逆。红花小量可生血，中量能活血，大量则破血；大黄小量可健胃，中量清湿热，大量则泻下；黄芪小量无利尿效应，中量能显著利尿，大量则反使尿量减少；川芎小量能升高血压，大量反使血压下降，等等。处方遣药，切莫一概认为量大则功胜，而盲目追求大剂应用，要因病、因人、因药制宜，力求做到既对证，又适中，否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二，从组方配伍言，一方中药有主次，各药间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故临证施治时除依法准确选择方药外，还要恰当处理好药物之间量比的关系。须知适应不同病证的不同方剂，其主药间或主次药间各具一定的相对有效的剂量比例，比例失调势必导致全方功效重心的改变。如桂枝汤中桂枝和芍药等量，才能调和营卫，解肌发表，若倍用桂枝，则变为温阳降逆的桂枝加桂汤，若倍用白芍，就成了解表和里的桂枝加芍药汤。再如麻黄汤中麻黄与桂枝的用量应是三比二，枳术丸中白术与枳实的用量应是二比一，白虎汤中石膏用量宜三倍于知母，当归补血汤中黄芪用量宜五倍于当归，麦门汤中半夏用量应为麦冬的六分之一，一贯煎中的川楝子用量应为生地黄的五分之一。如果不明这些行之有效的不传之秘，动辄药量相平，主次不分，甚或比例颠倒，喧宾夺主，虽方与证合，其效难求。
（李里 伍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