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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证论治： “证”，是指证候，是病因、病位、症状及病理机制的综合，与反映疾病个别表面现象的“症状”概念不能画等号。辨证就是从疾病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中，根据证候的特征及其病机的转化来判明病变的部位，分析证候所反映出来的寒热属性和正邪消长及虚实情况，从而做出明确的诊断，所以辨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方法，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症状鉴别诊断学，前者以证候为主，后者以病名为主，其实质意义是一回事，这种方法是以阴阳、脏腑、经络、病因等理论为基础，以四诊收集的资料为依据的。论治，是依据辨证的结果，提出确切的治疗原则，进行有效的治疗。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辨证的目的是为论治，而论治的依据又有赖于辨证，辨证愈仔细，诊断就愈正确，是取得疗效的关键。
2.治病必求于本： 是辨证论治的一条根本原则，“本”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疾病的本质，本质的问题得到解决，标也就迎刃而解。例如：因感受风寒而发热，病因风寒是本，症状发热是标，治疗使用辛温解表、疏风散寒之法，标热自退。在单纯的病变过程中，本质与现象一致则容易划分标本，但在疾病的演变过程中，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如寒、热、虚、实在症状上反映出真假，要从遮盖本质的假象中去求本，力求排除假象抓住实质，然后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重点在虚实真假和寒热真假的分辨上。例如患者自诉腹胀疼痛，大便秘结，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一派里实热证，而又见喜按，得热痛减，或胀满，同时出现舌淡脉弱等症，则应考虑是“至虚有盛候”的里虚寒证，必须用温中健脾药来治疗，待脾阳一复，运化正常，则腹痛自除，这是腹胀的假实掩盖了脾虚的真象，腹胀为标，脾虚为本。临床上当与某些脏腑相关的症状暂时控制或消失之后，以图根治或防止复发，还应采取固本治法，以拔病根，如驱虫之后用健脾益胃药、肾结石排除之后用补肾药等，则是治病求本的另一个侧面。
本与标是辩证的，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气为本，病邪是标，病因为本，症状是标，“治病必求于本”，不仅不否定辨证论治对具体处理正气与病邪、病因与症状等关系的灵活性，还必须善于掌握标本关系的灵活性。治标与治本的先后缓急，有一条原则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急则治标是指标病甚急，可危及患者生命或影响本病的治疗时所采用的一种救急的权宜之计，如消化道溃疡的患者，在病变过程中，疼痛未止，又见呕血或便血，并势急量多，在这种情况下，应迅速止住血，然后再止痛。缓则治本是针对慢性疾病没有急性发作的症状而言，如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在没有感受外邪的情况下，应权衡脾肺肾三脏，虚在何脏，则侧重调理，达到培补正气，抗御外邪，减少发作，力争达到根治。正虚邪实，虚实夹杂，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常见而又较难处理的，处理的原则是标本兼顾，灵活掌握。例如，肝硬化腹水患者，一方面由水液停留而致腹大如鼓，另一方面又可见脾胃气虚而导致的食少便溏，神疲肢倦，苔厚舌淡，脉沉而弱等症，针对这种正虚邪实的复杂情况，采用标本同治的办法，并根据临床中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采用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或攻补兼施。
3.因证制宜： 是辨证论治的重要方法。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重视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要素的同时，还要有一个动态观念，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对待“证”。证是随着正邪斗争等诸因素的影响处在不断演变中的，不仅表证可以发展为里证，实与虚、热与寒之间同样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患者起病时畏寒，发热，头痛，舌苔白，脉浮紧，这是表寒证；次日畏寒消失，出现发热不退，出汗，口干喜冷饮，舌苔黄，脉数，这时就发展为里热证。也就是说，这个患者由表证转化成了里证，由寒证转化成了热证，由此可见，必须密切注视病情变化，分析证的转化，才能及时根据证的转化提出新的“论治”原则。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西医学的“辨病治疗”，中西两种医学诊断疾病的理论体系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建立在人体和疾病这一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之上。西医的诊断着重于辨病，中医的诊断侧重在辨证；西医对病的诊断比较精确，辨明了病，就能认识该病全过程的普遍性规律，就可以进行治疗，所以西医非常重视病；中医非常重视辨证，把辨证作为认识疾病的主要环节，通过辨证去认识疾病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性规律，只要辨证明确，就可据证论治。病与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是以症状和病理体征为基础。同一种病，在不同的阶段，由于机体的反应不同，可能出现不同的证，就须采用不同的治法，这叫作“同病异治”。例如：同是痢疾病，有的属于湿热证，治宜清热燥湿，使用黄芩、黄连等苦寒药；有的属于虚寒证，治宜温中散寒，使用干姜、附片等温热药；有的属于积滞证，治宜消积行滞，使用厚朴、枳实、大黄等行气导滞药。同样不同的疾病，在其病变的某一过程中，由于机体的反应相同，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即可采用同样的治法。例如：子宫脱垂和胃下垂是两种不同的病，但都表现为气虚下陷证，就都可以采用相同的补中益气法，这叫作“异病同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能够全面认识疾病发展变化中的阶段性与全过程的关系，正确认识疾病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规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尽可能运用中西医双重诊断，把辨证与辨病在临床上有机结合起来。在对疾病明确诊断的基础上进行辨证，就能缩小辨证论治的范围，从而可以更深刻地揭露辨证论治的规律。
辨证论治运用于临床，务必要理解它的规律性，一旦掌握了这个规律便能应用得恰到好处。其规律可以用四句话来说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选方，据方议药。再浓缩一下就是理、法、方、药四个字。说理，立法，选方，议药，是辨证论治的程序，要依次进行。掌握这个规律，对临床各科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理： 中医学的辨证方法有好几种，如八纲、脏腑、六经、卫气营血、经络、气血津液等，而其中应以八纲为总纲，脏腑为基础，根据不同的证候而有所侧重。然而上述几种辨证方法，并不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而是有着内在联系、互为补充的，但着落点还是在脏腑。从病理这个角度来看，脏腑是各种症状产生的发源地，又是不同疾病演变过程的归宿。认真使用四诊合参的诊察手段，收集丰富合乎实际而非片面零散和主观的临床资料之后，全面地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研究这些临床资料，最后采用不同的辨证方法分别予以归类，以求得症结所在及其病理变化产生的原因，这就是辨证求因的全过程。临床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按顺序，通过上述各个不同的阶段才能弄清“理”，“理”就是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提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转反戾，水液混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等，从不同的症状特点，指出了所属的病因病位。病因病位是决定治法的关键，很有实用价值。当然中医学关于病机的阐述很多，经过不断地充实发展，“病机十九条”已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临床现象。临床中的诊断术语，如“风热犯肺”“脾阳不振”“湿热下注”“冲任亏损”等，不胜枚举的证型，就是理的体现，求得这些证型的全过程，就是说理的全过程，建立在临床证候的客观基础上完成逻辑推理之后，也就是弄清了某些证候的病因病理，就算结束了辨证论治的第一步。
2.法： 审清了因，接着论治，法就是治疗的法则。治疗法则的拟定仍然来源于证，《伤寒论》中指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证的复杂性，带来了法的灵活性。临床中使用的法多是八个大法（汗、吐、下、和、消、清、温、补）下面的分支，大法化成小法，才能适合各个证候的具体情况，才能切合不同的病情，应尽量多多掌握基本治法，对临床中处方用药很有帮助，就不会陷在一病一方的圈子里。法虽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扶正、祛邪两大类。
3.方： 方是方剂，又名汤头，“方随法出”，有什么法，就拟什么方，法指导方的制定，方是法的体现。临床上使用的方剂可分两大类：一为成方，二为临证组方。成方是前人的处方用药经验的记录，其数目相当可观，必须加以重视。能记忆一定数量且有实用价值的成方，临证处方用药时若有一个适当的成方作为依据，大有帮助。不过选方要准，如《伤寒论》指出：“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但心下满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也，宜半夏泻心汤。”运用成方必须分析主治主药，同时也必须根据具体病情灵活加减，若药味分量照搬，就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困境，加减临时变通，确是经验之谈。总的来讲，选用成方要看大方向，以主证、病因、病位是否适合为主要标准。临证组方，是在成方中一时难以选到合适的处方，而针对具体病情拟订的，用起来非常方便，更能切合病情，急性病注意权变，慢性病贵在守方。
4.药： 临床用药要力争少而精，药味不要太庞杂，要避免有药无方的倾向，见一症加一药，多至二十多味，这完全没有必要，应抓住主症，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药的分量要与病的情势基本符合，要避免杯水车薪，也不能药过病所。
综上所述，理、法、方、药是辨证论治在临床上的应用规律，要贯穿在一条线上，一环紧扣一环，理法指导方药，方药必须根据理法，处方用药是辨证论治的最后一步，将要验证理法的正确性，最后一步没有走好，前功尽弃，轻则延误病情，重则招致变证，不可不慎。如何“慎”？重要的环节在于治疗症状不能离开病因和病位，因为病因、病位是本，症状是标，归根到底不外乎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总之，方药要根据理法有一定的方向和范围，针对病因、病位和症状三方面用药，应该互相呼应。
（樊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