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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医会报》（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医学刊物之一，它由医学传教士团体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于1887年3月在上海创刊，首任主编是嘉约翰（John G.Kerr）。自1907年5月刊开始，更名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转型为医学专业期刊。1932年，随着博医会与中国本土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的合并，《博医会报》也并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博医会报》创刊之初，以季刊发行，一年4期；1905年开始以双月刊发行，一年6期；1923年改为月刊发行，一年12期。历时45年，共出版288期。首期定价为一年2墨银（墨西哥银元）；1894年涨为一年3墨银；1907年5月再次涨价为一年4墨银；1923年涨价至一年5墨银。
在首期《博医会报》中，时任博医会副会长的文恒理（Henry W.Boone）对《博医会报》的作用与意义这样定位：这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报告自己的工作、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的平台。
[1]
为确保《博医会报》的稿件数量，文恒理要求每位在中国的医学传教士每年至少提供一篇文章（中文或英文），并将其看作是一种责任和在华工作的一部分。
[2]
这为《博医会报》奠定了以在华医学传教士为主体的广泛作者群体，发行的中后期，大量的中国医生、医学院教师、卫生官员等也纷纷向《博医会报》投稿，成为其作者群体的一部分。每期《博医会报》大致包含关于医务治疗、药品成效与使用、中国医疗事务的专题文章，医院报告、社论、医学进展、传教士来华离华信息等几个重要板块。此外，作为博医会的会刊，《博医会报》还对博医会历次的开会情况、会员变更、行政事务与章程进行及时刊载，使读者可以及时掌握中国的医学状况和博医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过往学界对于《博医会报》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创办及发展历程。
除此以外，国内部分学者对《博医会报》的发展转向及文本内容的具体面向作过探究。
而关于《博医会报》与中国医学界的发展以及与中西医学界关系目前讨论较少。
《博医会报》既是中国了解西医的窗口，也是中国医学走向世界的大门。
作为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医学刊物，其内容既涉及向中国介绍与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方面，同时也有西方医学界关于中国医学界认识的不断更新，直观展现出清末民初中西医双向的互动过程。
在1887至1931年《博医会报》独立出版的同一时期，国内一共出现过145种医药类刊物，除1915年发行的《中华医学杂志》于1932年与《博医会报》合并出版至今以外，其余大多昙花一现。持续出版100期以上的医药类刊物只有《广济医刊》（1924年出版，144期停刊）、《社会医报》（1929年出版，208期停刊）、《卫生周报》（1929年出版，208期停刊）等三种刊物，连续出版50期以上的也屈指可数。
均与《博医会报》在数量与时间层面存在很大差距。从出版时间方面来看，《博医会报》可被看作是出版时间唯一横跨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的医学科学刊物；从时代局限性方面来看，前文提及的医药类刊物大多聚焦于药品广告、卫生知识、传统中医认识的介绍，期刊同医学刊物的专业特点方面，都与《博医会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更不必说这些刊物无法与当时国际医学界形成有效的对话。反观《博医会报》，因其办刊团队和作者的欧美医学背景，相较于国内刊物具有一定的错位优势，能够获得欧美医学界的第一手资讯并将其迅速传入中国。
《博医会报》创刊的19世纪后期，大洋彼岸的欧美医学界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细菌学说（Bacteriology）”的建立。17世纪荷兰微生物学家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细菌、螺旋体、滴虫等微小生物。
这是细菌首次被发现，但医学从业者并未关注其与人体之间的关系。1854年，英国麻醉师约翰·斯诺（John Snow）提出霍乱的致病因素在于水源而非“瘴气”。同一年，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通过显微镜观察佛罗伦萨霍乱患者粪便，得出“细菌是一种有机的、有生命的物质，具有寄生性质，可以传播、繁殖，引起特殊的疾病”的结论。并将细菌命名为“弧菌”。1883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成功分离出霍乱细菌，并由此证明存在于水源中的细菌是霍乱病因。
同一时期，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传染病是由“微生物”（Germs）即细菌引起和传播的。
由此，在巴斯德、科赫等一批医学、生物学及化学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之下，细菌学说逐渐取代“瘴气”成为欧美医学界解释传染病的主流理论并彻底改变了传染病的概念。
[3]
细菌学说自1883年提出以后，它便作为一种进步医学理论逐渐引起欧美医学界的重视。《博医会报》紧跟步伐，第一期已经有作者提到医学传教士与细菌学的关系，“我们（医学传教士）不缺乏成为细菌学和生理学权威的能力” [4] 。同年9月刊甚至直接指出了“中国的饮用水源可能存在造成伤寒的细菌” [5] 。之后《博医会报》经常撰文对细菌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比如用于杀灭细菌的外科消毒设备 [6] 和中国建立细菌研究实验室的情况 [7] 等。随着欧美医学界认识深化，细菌学说在医学临床和科研方面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受此影响，在广东地区工作的医学传教士高似兰（Philip B.Cousland）撰文呼吁“我们的迫切需要是在材料医学、外科、妇科、物理诊断、病理学和细菌学方面的修订或新的工作” [8] 。于是1905年7月刊开始，《博医会报》开设“病理学与细菌学”（Pathology And Bacteriology）专栏 [9] ，向读者分享欧美医学界关于细菌研究与临床的最新消息。此外，《博医会报》还多次刊文介绍欧美医学界对于细菌与麻风、痢疾等传染病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欧美针对不同细菌研制各类疫苗的最新进展。
相比较《博医会报》，中国医学界对于“细菌学说”的反应相对迟滞。“细菌”在国内刊物首次出现是1903年，“（日本）输来蜜柑，其外皮附着介虫细菌”
。根据材料来源“译通商汇纂”可知，该材料也仅仅是对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写的《通商汇纂》的翻译，并未对“细菌”的其他特点和内容进行讨论。直到1908年，西医刘庆绶、汪惕予等人才将科赫的细菌学说理论正式翻译并在国内的医学专业刊物上发表，用中文向国内医学界介绍细菌学说。
细菌学说之后，“血压”“血液循环”等欧美医学界先进的概念认识开始纷纷刊登于《博医会报》（参见表1），在医学专业层面不断地更新着国内医学界对各类医学理论成果的认识，在社会知识层面也使部分《博医会报》的读者更新了对身体的认识。这是《博医会报》作为医学期刊专业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表1 部分西医理论与概念在早期《博医会报》的出现情况
19世纪是欧洲医学蓬勃发展进入近代的革命性阶段，特征便是由“科学”方法和体系取代传统医学。
这一时期的西医学界，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共同构建了新的“科学”医学体系。《博医会报》也紧跟时代潮流，及时将最新科研与临床进展向读者引介。
X光射线的发现及医学应用无疑是19世纪西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Conrad Rö ntgen）发现X光射线，不久便用于西医临床领域。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万国公报》撰文：“今有专究光学之博士曰朗得根，能使光透过木质及人畜之皮肉，略如玻璃透光之类（透光者不止玻璃，故加类字以括之）……木及皮肉亦然，其骨影直达于纸（以木为棺亦可照见死人之骨，故但曰骨）。盖骨类之物不能透光也，金类之物亦不能透。博士以一木匣闭置铜模于内，照以摄影镜，模形毕露。又照人手足，只见骨而不见肉。”介绍X光射线的特点、原理之余，又叙述X光射线与医学的关系：“经诸博士博验之下，以为与医理大有关系。假如人身染有暗疾或金刃入肉，皆可昭晰无遗。惟今尚未能详究且亦不知其光之何自来也。”
这是X光射线第一次为中国大众所知。
1897年，《博医会报》刊文展示了X光射线的医学效果，“你的左肺有点问题，肝脏增大，心脏的脂肪变性”
[10]
。这是国内第一次在医学专业层面对X光射线的讨论。
据学者考证，中国第一台X光机是苏州博习医院于1897年引入的
。1900年，在南京从事医学传教工作的博医会主席毕比（Robert Beebe）表示“结束休假以后，计划携带一台X光设备返回中国”
[11]
。毕比带回的这台X光设备在当时的中国依然属于十分珍贵的医疗设备。
1900年以后，《博医会报》对X光射线的讨论大多聚焦于专业层面。首先，《博医会报》尤其关注X光射线在医学诊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伦琴射线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接受治疗的枪击病例中，至少有四例没有使用X光射线就无法确定子弹的位置。” [12] 说明X光射线在定位体内子弹方面的重要医学价值。此外，还列举一位梁先生（Mr.Leung）的病例，“医生在处理完毕因爆炸而嵌入身体表面的玻璃碎片以后，通过X光射线显示靠近股动脉和下方有一块近一英寸长的尖角玻璃”，在去除这块玻璃以后提到“如果不能发现和移除它，可能很容易使这个人（梁先生）失去生命”， [13] 体现出X光在医学诊断过程发挥的巨大作用。
其次，《博医会报》多次讨论X光射线对皮肤疾病的治疗效用，还具有治疗“溃疡性狼疮”的治疗功能。 [14] 1902年7月刊便提到诺丁汉的哈珀医生（Dr.H.Harper）用尿素配合X光射线治疗狼疮的病例，详细地列出了疗法（包括疗程与每次的时长）。 [15] 并且就X光可以治疗狼疮的原因与其所包含的化学元素“镭”有关，以及X光射线对皮肤毛囊的萎缩作用和脓液的抑制作用进行讨论。 [16] 之后的《博医会报》甚至还提到利用X光治疗斑秃 [17] ，因笔者所知有限，故对其科学性不作讨论。从《博医会报》对于X光治疗效用及其治疗原理的介绍，可以看出医学传教士对新型医学技术的输入所保持的严谨态度。
第三，随着认识的逐步提高，X光的危害也成为《博医会报》作者们无法忽略的事实。1904年，《博医会报》提出X光可能会造成皮炎。
[18]
不久，便得出原因：射线产生的效果类似于老式的砷膏，它可以破坏所有的组织，无论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
[19]
最终，在福建泉州地区工作的医学传教士马士敦（John P Maxwell），系统总结了X光的危害：“经常照射X光（及X光从业者）极易患上慢性手部皮炎，指甲会变得很脆，指关节和手背的皮肤也会增厚、疼痛和开裂，另外X光射线还会损害男性生殖系统。”最后，马士敦还呼吁“医生和病人都需要谨慎的对待X光射线”。
[20]
虽然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医学界才确认X光射线的危害
，但是上文可证，早期《博医会报》的作者已经对X光射线的危害进行过关注。
《博医会报》还对医学X光室的位置选择、室内设置及注意事项等进行过说明。这些文章无疑是医学传教士对这项新医疗技术的探索成果，其不仅为X光射线技术在中国医学界的发展和日后中国放射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医学界对这项技术的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相比较同时期国内部分小报对于X光技术的猎奇态度
，《博医会报》足以显示其自身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19世纪是欧美医学界技术成果迸发的时代，X光射线的发明只是19世纪欧美医学界众多技术成果之一，注射器、听诊器、柳叶刀等医疗器械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它们当中的部分器械在《博医会报》发行前已进入中国并被应用于医疗实践
（参见表2），但《博医会报》依旧对该时期进入中国的各类医疗器械进行了起源的探究、原理的说明和使用方法的介绍，使以在华西医可以深入地了解其效用，更为熟练和安全地将其应用于医学实践当中，也为中国后来的西医学习者与从业者提供了珍贵的早期学习资料。
表2 《博医会报》对部分医疗器械的介绍情况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带来种类繁多的“西药”，但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自然的草药类，比如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治愈康熙皇帝疟疾所使用的就是从印度寄来的“金鸡纳树皮”。
范行准把该时期引入中国的药物按来源分为“石、水、木、草、兽、虫”
六类，由此说明这一时期的西药与中医一样都取之于自然界，在性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西方现代化学的兴起促使化学的方法更为直接地应用在药物的提纯及有效成分的鉴定方面，19世纪上半叶法国生理学家马根迪（Francois Magendie）与药剂师培尔蒂埃（P.J.Pelletier）合作，分别从不同的植物中分离出士的宁、吐根碱、吗啡、奎宁等。
随着化学方法的不断应用，药物来源中的无用成分被剔除，针对具体疾病的元素被保留，西药不再只是来源于自然界的草药，更是通过化学技术分离合成而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纯的药物”。
《博医会报》发行以前，已经有医学传教士将化学药物作为治疗方法的一种。
《博医会报》发行以后，化学药物也是该刊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博医会报》第二期（1887年6月出版）就记载了医生让病人服用水合氯醛（镇定药物）来克服术后疼痛的症状
[21]
，这是《博医会报》第一次对化学药物进行记载。
每期《博医会报》几乎都会提及数十种不同的化学药物，从制作方法到不良反应，涉及化学药物的各个方面。关于药物制备，1887年9月刊就有文章详细说明了如何使用蒸馏的方法萃取东莨菪碱镇定剂。 [22] 有关用药安全，1887年12月刊讨论“山道年（Santonine）虽然对治疗蛔虫十分有效，但是它对肠胃的伤害不容忽视” [23] 。有关药效、用药方式和不良反应，1901年1月刊对服用药物奎宁的患者进行追踪来探究其对疟疾的预防效果，并根据上海、印度和西非患者的疗效得出了“直肠注射该药物效果优于肌肉注射”的结论，还提出长期服用奎宁可能有影响视力的不良反应，仍需要更多临床病例进行观察的问题。 [24] 除此之外，《博医会报》对于化学药物引介内容还涉及药物的剂量使用、保存方法、储藏时限、禁忌及不同药物药效之间的反应等各个方面。
《博医会报》对于化学药物的引介具有种类覆盖面广、内容详细、临床试验数据可靠、药物研究时效及时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国内西医从业者及时掌握国际最新的药物研究信息，同时可以使各类药物更为安全和准确地应用在临床救治中，同时为他们深入了解与认识化学药物提供了丰富资料，促进了药理学和医学化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
19世纪开始，国际医学界开始关注各类科研进程的交流与科研成果的展示，医学期刊应运而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823年创办的《柳叶刀》（ The Lancet ）和60年代英国医学会创办的《英国医学期刊》（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以这两者为代表的医学刊物为医学科学的交流与进步发挥了推动作用，并且为西医在全球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博医会报》就是国际医学期刊交流的受益者之一。它的一大特点在于编者通过对各国医学期刊不遗余力地引用和借鉴，始终保持其在国内医学领域的前瞻性与时效性，使国内的医学传教士和西医从业者可以及时获知国际西医学界最新的临床与科研进展和成果。这种方法在无形之中也保证了《博医会报》作为医学专业期刊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构建了国内医学传教士和西医从业者与国际西医学界交流临床科研资讯的桥梁。
首期《博医会报》中就曾引用《英国医学期刊》讨论关于“肩关节错位”的病例。 [25] 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中，作者讨论“腹膜外积液手术的康复”问题时，引用了麦考马克爵士（Sir W.MacCormack）1886年12月发表于《柳叶刀》的关于该手术术后康复的建议。 [26] 这是《博医会报》与《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两大国际知名医学刊物的初次相遇。由此可以看出，《博医会报》自创刊开始就重视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的交流与借鉴。1887年9月刊在“Therapeutic Notes”（治疗笔记）专栏引用了多篇国外医学期刊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直接摘录了《纽约医学记录》关于退烧药安替比林药效功能的讨论，及时让国内的西医从业者了解国外对于该药的临床使用情况。 [27] 1888年3月刊分别对“樟脑与木炭的除味” [28] 和“石灰碳酸盐对癌症的作用” [29] 进行研讨，引用和参考了《英国医学期刊》和《柳叶刀》的成果。在之后的各期《博医会报》中，《英国医学期刊》和《柳叶刀》也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刊物。
1887年9月刊开始，《博医会报》每期的“治疗笔记”专栏都会引用与摘录十余篇欧美医学界刊物的最新成果，成为向中国医学界介绍国际医学前沿成果的重要窗口。虽然1889年3月刊开始，《博医会报》取消了“治疗笔记”专栏，但是它对国外医学刊物最新成果的引用却方兴未艾，这些内容仍然经常性地见诸专题文章、医学进步、社论等版块。并且引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限于国外的医学刊物，更囊括各医学学会的年鉴、医院年度报告等。《博医会报》后期甚至专门开设了“书评”专栏，向读者介绍当时医学界关于医学科研最新著作成果的具体书目信息和内容 [30] ，进一步促进国内西医学界与国际西医学界的接触与交流，成为了解国际西医学界变化与动态的可靠渠道。
总的来说，《博医会报》对国际西医刊物的引用具有时效性与丰富性两大特点。时效性方面，引用时一般都会标明文章的刊载期数与时间，据笔者统计，《博医会报》引用文章与原文的出版时间间隔最长不超过六个月。丰富性方面，由于国际西医刊物大多是周刊或半月刊，具有出刊周期短、内容丰富的特点，所以为《博医会报》提供的引用素材也极为丰富。《博医会报》的引用内容涉及手术操作、消毒方法、药效禁忌、卫生常识、治疗方法等各个方面，侧重于新药物药效和新的治疗手段。这两大特点不仅显示出《博医会报》编者及作者对于当时国际医学界各项进步成果的关注，也体现出他们正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西医与国际医学科学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为弥补这种差距所做出的最初努力。
《博医会报》与以《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医学刊物的交流，使“麻醉”“消毒”等19世纪推陈出新的西医观念和最新科研成果迅速进入在华医学传教士的视野并加以应用。而《博医会报》对应用医学科研成果以后疗效、临床反应的记载，也为国际医学界对科研成果的考察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参考样本，由此通过信息交流的方式形成了中国西医界与国际西医界的双向互动。
《博医会报》作为医学传教士主办的在中国发行的刊物，根植于中国本土，势必与中国医学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这里提及的中国医学界既包括传统中医，也包括在中国从事西医救治与研究工作的中国籍西医。
无论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19世纪的医学传教士，都对中国本土的医学充满着好奇与探索。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册，卷首即为中医诊脉图，同册还有《中国医术》一文。
19世纪新教医学传教士入华以后，在行医的过程中也对中医的方法、中药等进行参考与研究。
医学传教士自来华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中药的发掘与探索。湖北普爱医院创始人施维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于19世纪50年代完成的著作《为医疗传教士和当地医学生书写的中国药学与博物学》（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use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and Native Medical Students
）堪称当时以英文介绍中国药材的最完备之作。
《博医会报》发行以后，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研究更是为这份刊物提供了丰富的文章来源。时任博医会主席的嘉约翰就在《博医会报》发表了他对于中药研究的愿景，他认为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了解中西医治疗常见的（药物），如：大黄、樟脑、鸦片、甘草、茴香籽、肉桂、麝香、茴香等；
第二类，了解中药中具有惰性特点的药物，如：石灰硫酸盐，珍珠，鹿角、人参等；
第三类，了解哪些是中医所特有，但西医却一无所知的药物。
（第三步是需要我们去调查的） [31]
他要求医疗从业者将调查的成果“不时地发表在《博医会报》上”，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让医学传教士了解他们的病人习惯服用的药物，知道本地医生使用药物的优点，以及有效对抗疾病的药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理作用。 [32]
嘉约翰发出呼吁以后，一方面，以聂惠东（Jas.B.Neal）、道思韦德（A.W.Douthwaite）、伊博恩（B.E.Read）为代表的西医从业者开始着手通过化学手段对中药进行分析。聂惠东对官粉、石膏、银珠等十六种药物的化学元素进行分析。 [33] 道思韦德又通过对砒霜、雌黄、信石等药物进行研究，得出此类药物之所以具有毒性是因为含有“砷”元素的结论。 [34] 随着科学的进步，《博医会报》对中药的研究与探索也借鉴更为科学的方法。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陈克恢与施密特（Carl.F.Schmidt）通过在猫、狗和兔子身上的实验和分子式研究，得出麻黄碱的化学结构与肾上腺素相似，可以刺激神经节与神经末梢，在临床医学上能够作为治疗休克的兴奋剂使用。 [35]
图1 陈克恢与施密特研究的“麻黄碱与肾上腺素和酪胺的结构式比较” [36]
另一方面，从西医的实际诊疗入手，探索中药的价值。道思韦德1888年就已经认识到“随着药品数量需求的增加，以及医院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地区开业，我们（指国内西医从业者）将越来越需要关于本土药品价值的可靠信息” [37] 。1890年博医会大会上，道思韦德从更加实际的角度对西医从业者发出倡议：“在内陆进行医学传教的一大障碍就是将所需的药物和器械运送到制定的地点，这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找到并利用可以在本地获得的药物。” [38] 结合现实困难的考量，越来越多的西医从业者在行医过程中开始选择把中药作为治疗手段之一，此过程也深化了他们对中药的认识与了解，比如通过诊疗经验，西医从业者发现“使君子在临床上确实作为桑托宁的替代品可以有效治疗儿童疾病”“当归在治疗女性治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风子油可以有效治疗梅毒和麻风病带来的皮肤损伤” [39] 。甚至，一些西医从业者到访本地中药铺对熊胆、犀牛角等珍贵中药材的效用进行观察。 [40] 通过不断深化地认识，中药逐渐成为西医日常诊疗所用药物的一种，可以说，中药成为了西医诊疗救治的组成部分。
受医学传教士的影响，中国的西医从业者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对中药进行研究。1930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的推动下，归国的伦敦大学化学博士孟目的编纂的《中华药典》在国内出版，对中药发展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伊博恩在《博医会报》发文总结这部药典的亮点，首先在于将中药的名称进行统一；其次按国际化命名的标准将中药排序，每种中药使用的重量、体积、温度、滴度都采用国际化标准；最后是根据1925年国际化学元素委员会的报告，记录每种中药的化学名称或公认的学术术语。 [41]
作为一份医学出版物，《博医会报》向读者展示了以医学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西医从业者对中药从无知到熟知的过程，其刊登的数篇关于中药研究与使用的文章真切地展示了医学传教士对本土药物的认识历程。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下，先进的化学、药理学方法的应用，促进了中药物质向全球的流动。
中国本土医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一直是《博医会报》热衷的话题，作者中不乏非医学的专业人士。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中国生活传教五十余年，他曾向《博医会报》投稿介绍传统中医经典《素问》的基本内容。 [42] 后来他基于对《素问》的认识和对中医的观察，撰文记录了中医用“针灸”治疗伤寒的过程。 [43]
不同于非专业人士，医疗从业者从实际出发，聚焦于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中医理论及对医患相处模式和中医发展的反思。加拿大牧师马偕（George.L.Mackay）就曾于1887年在中国台湾行医时使用车前子混合陈皮和甘草根治愈了疟疾病人，以证明中医传统调节冷热的理论在当时的医治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4]
澳门的汤姆森医生（Jos.C.Thomson）对传统中医治疗的阴阳理论进行总结，探讨其与疾病治疗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是西医医学实践的基础；然而，在这方面中国人却有令人遗憾的不足”
[45]
，对中西医之间的差别进行分析。在香港行医的康德馨（James Cantlie）探究针灸疗法原理的同时，通过临床观察证明中医针灸在治疗风湿、肩部消肿、腰腿部止痛，以及按摩无法改善的肌肉活动受阻和女性骨盆区域疼痛等症状中发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46]
常年在北京行医的德贞（John Dudgeon）则对中医的外科颇感兴趣，他为《博医会报》撰写长文介绍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他认为该书上卷介绍了身体构造以及作者对身体结构和功能的看法，指出了古人对身体的一些误解；下卷则是建立在作者观察基础上的实用医学体系。
[47]
德贞认为《医林改错》“展示中国人拥有的医学知识的同时，作者的批评和他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当时）国人罕见的探索精神”
[48]
。基于此，德贞进一步对中医治疗骨折、肌肉损伤、错位等问题的外科方式进行探究
[49]
，窥探中医在外科方面采用的方法与措施，最终在此基础上撼动了西医“西医精于外科，而华人精于内科”的固有认知。
随着中医理论与实践认知的深化，《博医会报》也比较深入地发现了中医的问题和其所面临的危机。“古老的中国本土医学实践很可能会因衰老萎缩而死亡。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发生了，在中国也很快会发生。” [50] 汤姆森认为中医医生的收入没有统一的标准，仅仅依靠病人支付“红包”会使“中国的医学实践走向颓废” [51] 。兰德尔（H.A.Randle）通过中医用青蛙和鸡蛋治疗甲状腺肿大、用獾脚止吐两个病例 [52] 见识到中医治疗的一些荒谬之处。博济医院的嘉惠霖（William W.Cadbury）更是直接指出中医传统的“师徒模式”带来的培养隐患与执业危机。 [53]
西医从业者探究中医，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特性，对陌生土地的本土医学产生强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患者“并不完全认为他们在结构和生理上与外国人完全一样，因此，他们认为本土医生比外国医生更了解他们” [54] ，从而放弃西医治疗，选择中医。所以，在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西医从业者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医学进行探究，并不断地在《博医会报》中交流与分享各自的研究进程，以及他们发现的传统中医存在的问题。遗憾的是，就笔者寓目的文献而言，早期的来华西医从业者对于中医存在的问题，多数扮演了“发现者”的角色，并未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如此，《博医会报》对中医相关内容的刊载，既是各个西医从业者对中医研究进程的分享平台，也是西方西学界认识并深入了解中医的窗口，同时也为中国医者通过“西医眼光”审视中医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视角。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将“取得了一系列斐然成就”
的西方医学引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西医事业在中国全面铺开，以医学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医从业者在中国开医院、办学校。与此同时，中国医学进入了19世纪医学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国的医疗状况、疾病问题、医学传统、医患关系纷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正如当代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所提及的，“《博医会报》作为医学学术期刊，是我国最悠久的医刊，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对国内外学术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
。《博医会报》也为中国当时的医疗卫生研究提供了相对前沿的参考资料，诸如《中西医学报》《上海医事周刊》《广济医刊》之类的医学刊物都对《博医会报》的内容有所引用；而《博医会报》中关于疾病、药品等内容的研究性文章也被作为当时国内医学教材内容的重要来源编入。
《博医会报》作为一份医学专业类刊物，一方面成为西医在中国传播的捷径。各类西医从业者通过《博医会报》交流与分享自己的临床见闻与交流成果，并且《博医会报》充当了将世界西医学界最先进的成果引入中国的媒介，使中国成为19至20世纪西医成果受益者，也为西医科研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实验数据”。另一方面，《博医会报》也是世界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窗口，通过作者群体和专业的角度对传统中医进行观察、体验与记录，帮助世界西医学界客观地了解中医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的作用，消弭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偏见。此外，《博医会报》也为日后中国本土的医学从业者和研究者留下了较为完备的西医本土记录，以及观摩中医的“域外视角”。
从1887年创刊至1931年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博医会报》自始至终都秉着科学、务实的态度如实地展现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变迁，也呈现出传统中医的可取之处，搭建出中西医界双向交流的可贵平台。作为医学专业刊物，它始终努力地保持着理性的立场，公正地发出专业医者的“圈内”声音，为中国医学及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透过《博医会报》这一个缩影，可为19至20世纪“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的双向流动过程提供一条可资参考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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