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