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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又一次数千公里的奔波回到家时，成都平原已经春深似海。出门那天，园子里的红梅才冒出几粒不起眼的花蕾，如今，花都开得残了、旧了。成排的红叶李粉白相间，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想想两天前，在北方，仍然是万物肃杀的冬日景象。秦岭余脉，山岭上的残雪闪闪发光；城阳城遗址，二月初的风吹得脸颊发痛；淮河之滨，光秃秃的杨树伫立在灰白的阳光下，几只喜鹊百无聊赖地跳来跳去……
如同以往那样，为了赶路，有时候我半夜还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偶尔到服务区休息时，就会看到白天看不到的景象：数十辆大货车停放整齐，司机们或挤在车里睡觉，或坐在小马扎上抽烟、聊天。为了生计，他们必须常年奔波。而我，与他们似乎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他们是为了物质的生计而奔波，我是为了精神的生计而奔波——这些年来，每一年，我总有好几次短则十多天长则二三十天的漫游。漫游的产物，就是在归来后的漫漫长夜里，一个字一个字敲下的一本本书——比如，此时您手中正打开的这本《寻秦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虽然只存续了短短十五年，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可以肯定，直到今天，秦朝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至于秦朝十几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诸如焚书坑儒，诸如书同文、车同轨，诸如废除分封、全面推行郡县，等等，至今还是从学界到民间都关心且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里，秦国曾经是最卑微、最不起眼的那一个：论资历，秦国直到周平王迁都洛邑时，才因护驾有功而由大夫跻身诸侯，总算正式立国。此时，鲁、齐等国已有数百年历史了。论出身，鲁、晋、虢、燕出自周朝宗室，宋是殷商遗民，齐是功臣，而秦最初起家，仅仅因为非子为周天子牧马有功，受封作了附庸。论领土，非子时，附庸级别的秦国，按规定，“不能五十里”。虽然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年代，不一定真的“不能五十里”，但估计至多不过相当于今天的几个乡镇而已。论地理位置，非子受封的秦邑，远在甘肃，乃是地地道道的边疆，与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关中或中原地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论局势，秦人与戎人杂处，富于侵略性的戎人总是不断袭扰秦人，秦人不得不枕戈待旦，在夹缝里艰难求生……
然而，意外的是，几百年发展变化之后，消灭诸侯，结束分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不是身份显赫的鲁、晋、燕，也不是文化发达的齐或地盘曾相当于其他诸侯总和的楚，而是根本不起眼的，甚至多年来一直被其他诸侯看不起的秦。
这中间，一定有一些深刻的内因和外因，这也是本书想要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暂不剧透。
早在写作本书之前好些年，我就对秦国的成功“逆袭”抱有浓厚兴趣，并企图弄清其间的来龙去脉。机缘巧合，201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要出一期甘肃专辑，邀请我写一篇秦人在甘肃的文章。
这就促成了我第一次以田野考察的方式接近秦国。我从成都出发，驱车北上，经绵阳、广元后折向西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甘肃陇南。在陇南市区武都夜宿后，次日下午，我来到礼县。这里，正是史料中所说的秦人早期生息的西垂。礼县城外十多公里的西汉水与永坪河的夹角间，一列山峰逶迤而过，山下是低缓的河滩与台地。台地上，七零八落地分布着土黄色的农舍。我顺着农舍之间蜿蜒的机耕道抵达山顶，穿过垭口，来到了山的另一面。山的另一面，也是一级级台地。半人高的蓑草像枯黄的波涛，没有波涛的地方，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发掘坑，而最大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几个发掘坑，上面搭着蓝色雨棚。路旁，竖着一块白底红字的警示牌：考古工地，禁止入内。
这就是大堡子山秦人墓群，也就是与后来的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秦始皇陵园并称秦人四大陵园的西垂陵园。从辈分上讲，它是四大陵园中最年长的，是秦始皇祖先的祖先。
西垂陵园的考古发掘早已结束（关于它的发现和曾经近乎疯狂的盗掘，本书有详细讲述），山坡上，除了我和同行的一个朋友，再无他人，只能听到风吹草动的轻响。伫立风中，凝望远远近近的发掘坑，浮想联翩——在那个遥远年代，从东部迁徙至此的秦人，他们，像一粒粒顽强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并在一场场雨水中茁壮成长，直到多年以后长成参天大树。
西垂陵园发掘出的文物，大多陈列在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次日，在诗人包苞的陪同下，我走进了这座博物馆，流连于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具之间。此后两天，我又先后造访了天水牧马滩和张家川——据说，那就是非子为周天子养马并掘得第一桶金的地方。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们在这些地方有过不少收获。这些收获，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秦人早期筚路蓝缕的艰辛与倔强。
从甘肃回来，我写下了和秦人有关的第一篇文章——《大秦帝国的童年时光》（后来发表时改作《陇南，这里走出了秦帝国》）。
陇南和天水之行，进一步引发了我探究秦国崛起之谜的兴趣。随后五六年间，我多次前往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在田野间寻找秦人的蛛丝马迹。传统说法是，秦人九都八迁，从非子邑秦开始，秦人建了第一座“首都”，这秦人第一都最可能的地方是今天的甘肃清水县李崖。以后，则是埋葬了多位秦君的西垂，以及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在寻访了秦人九座都城后（九座都城中，秦邑、西垂、汧邑、汧渭之会和平阳，学者们对其地望各有说法），为了探寻秦人之根，我又去了安徽和山东。因为，那里曾是与秦人关系密切的东夷的地盘，埋葬着秦人的远祖皋陶。
以殷商余孽的身份，在荒凉的西垂一步步崛起，直至成为战国终结者，秦人这种峰回路转的命运，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这种崛起，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变故，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秦人九都八迁，从方位上说，大致自西向东，他们在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后，以这个彼时的天府之国为基地，依凭坚韧不拔的精神，依凭几十代人生生不息的努力，不断东扩，不断征战，终于打下了大一统王朝的基业。甘肃是秦人最早的栖身之地，陕西是秦人最重要的发展基地，是以成为和秦人关系最密切的地区。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秦人的遗留，大多是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及考古发掘遗址，以及重大事件的大致发生地。也就是说，关于秦人踪迹，史料只提供了一些模糊而简短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字，而田野之间，则可能找到久远往事的“案发现场”。
几年来，我对秦人的寻访，有时是为了到博物馆看看出土文物，有时是为了到考古现场了解原址风貌，有时是为了感受两千年的光阴变迁——从山川到风景的变迁，从物候到气候的变迁，从居民到生活的变迁。举例来说，像秦人曾经的首都汧渭之会，由于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其城址，只能根据史料记载和其他一些文物，推测它可能在陕西宝鸡的孙家南头村或是戴家湾。故此，我前往这两个地方，其实既看不到城址，也看不到遗迹，但我仍然要前往。因为，我想要看看，这片据说曾经做过秦人首都的土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到底是什么模样；生息在那里的人们，到底过着怎样一种生活。此外，还有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对秦人秦史的解读，仅仅从文字出发，又到文字结束。我希望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有一种时空交错的穿越感，有一种今昔同在的沧桑感。
因此，我想，这部书，它既是用手写成的，也是用脚写成的。它的构成元素，一半是田野，一半是文字。它的完成方式，一半在荒原，一半在书斋。
另外，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史料阙如或混乱，上古史向来不像中古史和近古史那样，大多数事件都有定论。同一起历史事件，常常聚讼不休，充满分歧。比如说非子被封为附庸，到底附于谁，便各有说法；比如西犬丘究竟在哪里，也是各执一端。写作时，遇到此类问题，我一般选择比较通行的说法，或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说法。当然，不管哪一种说法，前提是皆有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