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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天下的格局下，中国专制时代的君主是否均恣意妄为，而没有一点敬畏之心呢？答案是否定的。具体来说，令中国古代君主们敬畏之处有如下诸端：
一是天。至少在西周初年天即被视作最高的主宰者，西周的统治者为了将自己神化，宣称自己是天的儿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只是因为获得天的授命方拥有天下，既然君主是天的儿子，
当然就必须听命于天，对天充满敬畏之心。
为了给皇权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避免重蹈秦朝专制暴政的覆辙，董仲舒力倡“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发明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学说，君主无道就会受到天的警示，如果警示后还不改正，那么就会剥夺其天命，使其丧失天下。为此，董仲舒强调君主必须祭天，即“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春秋繁露·四祭》）。在整个中国专制时代，皇帝们对天基本上都是敬畏的，每年为祭天而定期举行的郊祭都是国家的大典，而灾异的发生，也常常迫使君主们降罪己诏。
二是鬼神。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无神论的思想，但就整体而言，鬼神文化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除了天这一最高主宰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官方和非官方信仰和祭祀的神灵，特别是道家产生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入后，中国出现了多神教并存的局面。虽然有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教导，但中国古代迷信鬼神的君主仍然十分之多，对鬼神没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君主基本上找不到。
三是祖宗。君主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也不能不认自己的祖宗，也必须对自己的祖宗尽忠尽孝，“无祖则无天也……无天者，是无天而行也”（《春秋穀梁传·文公二年》）。没有祖宗就是没有天道，违背天道当然难以成事。而“人主孝”方能“名章荣，下服听”（《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君主要想推行孝治天下的方略，让臣民都对自己尽忠尽孝，就必须自己先做出表率，孝顺父母，时时祭祀祖先，铭记祖宗的教诲并恪守祖制祖法，否则就将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大臣们常将先君和社稷看得比在位的君主还重。例如，鲍叔牙劝齐桓公将管仲从鲁国引渡回来委以重任，桓公问鲍叔牙管仲是否也会对他忠心不二，鲍叔牙说会的，但“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管子·小匡》）。大臣们在进谏时也常拿社稷和祖宗等来对君主进行施压，霍光甚至以“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的名义废了昌邑王的皇位，并宣称“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汉哀帝醉酒，笑言要法尧禅舜事，将皇位禅让给其断袖之好董贤，中常侍王闳即劝阻说：“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汉书·董贤传》）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不愿意再当皇帝，于是招集群臣商议传授帝位给其同宗叔辈的京兆王子推的问题，任城王元云即进奏说：“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魏书·任城王元云传》）在群臣的劝谏下拓跋弘最后只好传帝位给其年幼的儿子，即孝文帝元宏。当臣子们拿祖制、家法说事时，皇帝们常常不得不屈服。当然除了死去的祖宗外，活着的父母（常常是母亲），对皇帝也是一种约束的力量。为了保持孝顺的名声，皇帝常常不便违抗母命，如果皇帝年幼，其祖母、母亲便常会“临朝称制”，因男女之防，唐武则天发明“垂帘听政”，直到清末慈禧太后仍沿袭此故事。
四是名声。受儒家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君主都将自己打扮成圣人，都希望自身有个好名声，被人称颂为有德的仁君，以便行为万世师、言作万世法，而十分怕沾染上暴君、昏君等的恶名，被人唾弃。但是即使是君主，不付出努力好名声也是不容易获得的。对此，吕不韦的门客评论说：“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功名》）较为可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评价君主作出了相对周全的制度安排：一是史官的秉笔直书制度。中国古人修史意在褒贬以警示后人，故史官以修信史为追求，以秉笔直书为贵，对君主的善恶均必书，孔子就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最看重的就是董狐的不加隐讳。“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史记·晋世家》）“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新唐书·孙伏伽传》）而且原则上史官的记载在位的君主是不能看的，即所谓“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金史·孟浩传》）。有人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这样虽然确保了君主的嘉言懿行均可能得以保存和传颂，但是君主的恶言丑行也就不易遮掩而难逃后人指责，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皇帝们在行事时不得不有所收敛。二是谥号制度。皇帝死后，礼官要根据其生平事迹议上或褒或贬或哀怜的谥号，秦始皇就发现谥号礼制对专制皇权有碍，严令废除，但汉时谥号礼制又得以恢复（不过，宋以后谥号只有褒而无贬了）。
五是革命。根据周公的以德配天说，君主不但应当敬天，而且还要保民，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天心，因此君主一举一动皆应体察民心之向背。对于这套以天道为依据的民本主义的说教，虽然中国历代君主基本上从蒙童时代就早已烂熟于心，但是真正让其产生敬畏的不是民本主义的言论，而是“汤武革命”。君主残暴昏庸人民就可造反，就可将其推翻，而事实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基本上贯穿中国整个专制时代，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正是革命这种现实威胁的存在，使君主们有所顾忌，不得不注意回应臣民们的要求，时常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重视改善民生。
最后，客观社会条件和规律不以君主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也是令君主们敬畏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绝对、最后的权力，当皇帝决意要采取某项行动时，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他，但同时也确实存在诸多令皇帝们敬畏之物，现实中的君主通常也并非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为了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皇帝们也得遵守道德，讲道理，
也只能选择遵循规律、建章立制，
由无序的人治走向部分的法治，由私转向公，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百姓，即“重社稷故爱百姓”（《礼记·大传》）。对此，前辈学者已有诸多论述。例如，余英时就认为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君权自身的传统以及官僚制度对中国古代的君权均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君权虽无形式化、制度化的限制，但仍有一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
刘泽华也曾指出：“我们说君主是目的，并不是说君主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君主也是被规定的对象。他不仅要受到天、人的制约，还要受名分、伦理道德的制约，即受到道统的制约。”
由于诸多礼仪和思想约束的存在，秦以降，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皇帝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对谨慎、依照法律按照规矩办事的，这为中国古代的法制和司法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在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其法制和司法文明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走在世界同时期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