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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君主应用什么手段来治理天下这一问题，原始儒家的回答与法家是完全不同的，儒家虽然也肯定赏罚和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但是认为其并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在儒家看来最好、最有效的治国方法是德治。对此，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亲自办理过案件，司法实践经验告诉他：刑罚的恐吓只能使民众苟且免于刑罚，而不能使其变成道德高尚、懂得礼义廉耻的人，不能从源头上消灭犯罪。只有道德教育才能直指人心，达成彻底消除犯罪的目的。
那么如何进行德治呢？对此，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教化。将教化视作国家的责任，上升到治国高度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就现存传世文献来看，早在西周初年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据传周武王就“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尚书·武成》），而为了对民众实施教化，国家还设立了司徒这一专门官职，让其“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尚书·周官》）。
孔子继承了西周的这些教化思想，主张对民众应先富而后教，并将教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内容和方式。其一，孔子把教育看成是从政，认为教师就是政治家，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办学而不去治理国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孔子认为使学生懂得孝，并将其推广到全国就是治理国政，就是从政，教师的教育活动本身就是政治。
其二，孔子明确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认为人是可教化的，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就是由于后天的习性导致的。这为将教化作为治国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三，孔子十分看重人后天的教育。孔子就说他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其所具备的知识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成篇于战国前期的《礼记·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它将教化提高到了治国要务的高度。其四，孔子认为对民众进行教化是国家的基本职能。《礼记·内则》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其五，孔子重视办学。西周早期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即所谓学在官府，广大的民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春秋末期私人办学兴起，孔子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其六，孔子主张先教后诛，没有对民众进行教化就不应当对其施加刑罚。《尚书·酒诰》载周公对殷商遗民酗酒奉行先教后诛的政策：“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周公在处罚殷商酗酒遗民之前给予了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孔子吸收了周公的思想，主张先教后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荀子·宥坐》）。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和教化思想。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不认同霸道而力倡王道，他的王道政治就是以教化为主要治国方式的德治政治。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则公开讨论教化问题，教化一词在《荀子》一书中共九见，荀子一再提倡“劝教化”“广教化”（《王制》）。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教化思想并推陈出新，对教化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将其提升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地位。他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成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将教化看作政治的根本。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董仲舒之后，治国理政以教化为本已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精英们的共识，东汉政论家、文学家王符即云：“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潜夫论·德化》）明初政治家刘伯温亦云：“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无述乎？”（《刘基集·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
需要说明的是，到战国末期，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赏罚与教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教化提倡的即是应奖赏的，教化反对的即是应惩罚的，同时赏罚也可用来为教化服务。吕不韦的门客们就宣称：“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义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义赏》）赏罚是君主役使臣民的手段，其得当与否关系到教化能否成功。在这种思潮之下，与先秦原始儒家不同的是，董仲舒对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主张予以了一定同情的理解，承认司法本身也具有教化功能，为此，董仲舒将国家的司法活动纳入教化的范畴，在他看来司法只是教化的重要工具。对此他说：“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春秋繁露·精华》）而且他还将教化与灾异谴告学说联系起来，说：“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春秋繁露·郊语》）董仲舒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成为不刊之论，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守，各级官吏都有教化之责，
司法被看成是教化的重要场域和形式，鲜明的教化性正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