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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皇帝一人的，那么皇帝用什么手段来治理天下呢？中国先贤开出的处方就是赏罚。《尚书》中被顾颉刚断定为西周作品的《盘庚》《康诰》《多士》《多方》和《吕刑》诸篇就一再出现“罚”字，证明当时惩罚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治理。但“赏罚”作为一固定词汇，最早源自何时现已不可考，不过最迟在东周期间“赏罚”已成了固定用法，因为成篇于东周期间的伪古文尚书《康王之诰》篇中已有“惟新陟王毕协赏罚”的记载，称赞周成王赏罚公平合宜。而在战国期间的文献中，赏罚作为固定搭配已较为常见。
对赏罚作出系统论述并将其上升到治国高度的是法家。在法家的话语中，赏罚是君主行使权威、驾驭天下的权柄，是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例如，《管子》的作者就讲：“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形势解》）“治国有三器……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版法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君臣下》）《韩非子》的作者也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奸劫弑臣》）“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解老》）“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喻老》）“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
汉以来儒法合流，法家的赏罚思想被人们完全接受，诸如“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汉书·韩延寿传》）、“赏罚理国之纲纪”（《后汉书·袁安传》）、“赏罚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晋书·诸葛恢传》）、“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北齐书·杜弼传》）、“王者所用，唯在赏罚”（《隋书·刑法志》）、“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贞观政要·封建》）、“赏罚者军国之纲纪，政教之药石……故国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新唐书·魏元忠传》）、“政之兴废在赏罚”（《新唐书·李渤传》）、“治天下必任赏罚”（《新唐书·刑法志》）、“历古以来，不明赏罚而能治者，未之闻也”（《金史·孟浩传》）、“朝廷政务，赏罚为先”（《元史·文宗一》）、“庆赏刑罚，国之大柄，二者不可偏废”（《新元史·刑法上刑律上》）、“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清史稿·金溶传》）之类的言论在史册中俯拾皆是，奖赏和惩罚两手是统治者治国的不二法门，这是中国古代知识精英们的共识。
要进行赏罚就得有依据，这依据就是体现了君主意志（口头或书面）的法，而司法正是赏罚兑现的具体途径和形式之一。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十分重视法制和司法建设，这正是中国古代出现高度发达的法制和司法文明的重要原因。当然司法只是皇帝落实赏罚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全部和唯一的工具。除了正式的司法之外，皇帝还经常对相关人员直接进行随意的赏罚，故在中国古代除了程式化的司法赏罚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化的赏罚。
司法绝不是社会纠纷的最后解决方式，故假如要说中国古代司法有什么问题，那么第一条就是现代法治社会必须通过司法来实现的许多赏罚，在中国古代都是以非司法的方式进行的，即中国古代司法的最大问题就是其管辖和适用的范围太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