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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礼》是五经之一，被称为《礼经》。《礼经》的一些内容是针对士阶层的，又被称为《士礼》。晋以后，《礼》《礼经》《士礼》之名被《仪礼》所取代。我们今天看到的《仪礼》十七篇，只是《礼》流传下来的一部分。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在传衍中，经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等学者整理，就有了今本《仪礼》。古人一般以《仪礼》为经，《记》则是解释经的传。
《礼记》是儒家文献的辑录，有《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两种，是汉代礼家抄录、整理诸《记》的集结。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都是汉宣帝时期人，是叔侄俩。《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现存四十篇。《小戴礼记》仍为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实为四十六篇，《大学》是第四十二篇。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发掘出来，于1998年初步整理出版，以及2001年以来上海博物馆楚简整理出版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战国楚简中有很多与《礼记》相同、相近、相类似、可互证互通的材料。目前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礼记》诸篇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有的篇目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汉代人的少量文字。可以参读王锷《〈礼记〉成书考》、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丁鼎《礼记解读》等书。
二程以《大学》为“孔氏之遗书”。朱子认为《大学》首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大学章句》） 。今人李学勤结合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中的《五行》，认为朱子之说很有道理。王锷认为朱子、李学勤的看法很有根据，认定该篇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王锷《〈礼记〉成书考》）
按朱子的《大学章句序》，上古三代，自王室以至庶民，莫不有学。孩童八岁，皆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至十五岁，则自天子之元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他说这是学校之教、大小之节的分别。
朱子在这里想表达的是，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的孩子，都要接受学校的教育。学校分小学与大学，小学教的是应事接物与六艺之学，即是以礼乐为中心的养成教育；而大学教的是更深层的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与外王治民之学。当然，即使是当时上层贵族精英子弟所在的太学，其教育也是寓教于乐的。内圣外王之理想的培养、训练，仍然是在学习经典及实习的过程之中进行的，也会配合礼、乐、射、御、书、数等的陶冶。朱子所说的重心是，《大学》的主旨是培养士人做大人、做君子。此即大学之道，学习成就自己人格的道路。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还批评了记诵词章之学，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也有类似的看法，其中说道：“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古代圣贤教人读书的用意，莫不是向学习者讲明做人的道理，学习者用它来修身养性，然后推及他人，并非仅仅希望学习者把学过的东西记下来，写成文章，用来猎取声名利禄而已。宋代书院的大兴，是与理学家推行儒家“为己之学”的理想有关的。理学家以他们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在科举之外另辟蹊径，兴办各式书院，试图找回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王阳明对此也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说：
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
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传习录》）
需要指出的是，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是经过对《礼记》中的《大学》，即王阳明所谓“古本《大学》”重新整理而成的，调整了章节并补了一传。